假如某个人从前对某件事实是一无所知的，现在也是一无所知的，那么在这个人的文章中去找寻关于该事实的信息，可就真正是荒唐可笑的了。因而，当我们面对着一份文献的时候，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份文献来自哪里？它的作者是谁？它什么时候被制作的？一份文献，若是我们对它的制作人、制作地和制作日期完全不知道，则它就是毫无用途的。
那似乎是很初级的真理，但只有在我们的时代方才被充分认清。人天生地缺乏判断（ákpiía ）。因而，那些首次形成了探究文献出处（authorship ）的习性的人，有着充分的理由洋洋自得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绝大多数现代文献都有着关于它们出处的精确标记。在我们的时代，书籍、报刊文章、官方文件，甚至私人著述，一般来说都有着日期和签名。相反，许多古代文献都是佚名的，没有标明日期，而且没有任何关于该古代文献原始出处的充足标记。
若是有那么些文献出处标记的话，人类的心灵天生地就倾向信任那些标记。在《惩罚集》（Châtiments ）的封面与序言，署名作者是维克多·雨果；因此，维克多·雨果就是《惩罚集》的作者。 [1] 在某某画廊中，我们看到一幅未署名的画；商家在这幅画的画框上配了一张有着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名字的标签；因而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了这幅画。在M．克莱门特（M．Clément）的《基督教诗人选本》（Extraits des poètes chrétiens ）中，在绝大多数圣波那文图拉（Saint Bonaventura） [2] 的“作品”辑本中，且在数量惊人的中世纪手稿本中，一首题为《菲洛梅娜》（Philomena ）的诗都被发现放在了圣波那文图拉的名下；那么，《菲洛梅娜》就是圣波那文图拉所作，而且“我们也许从此搜集到了更多关于这位圣人的真正灵魂的宝贵知识”。 (1) 弗兰—卢卡斯（Vrain-Lucas）售给M．沙勒（M．Chasle）许多维尔琴盖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和圣抹大拉的玛丽亚（Saint Mary Magdalene）的亲笔手稿； [3] 这些手稿签名得体，花押完整； (2) 因而，M．沙勒认为这些是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克里奥帕特拉和圣抹大拉的玛丽亚的亲笔手稿了。这种倾向是一种最普遍的、同时也是最难以打破的公众轻信的形式。
经验与反思已经表明有必要从方法论上核查这些盲目信仰的直觉冲动。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克里奥帕特拉和抹大拉的玛丽亚的手稿是弗兰——卢卡斯编造的。《菲洛梅娜》被中世纪的抄写者们归之于圣波纳文图拉，但今天这首诗被归于格拉纳达的路易斯（Louis of Granada）、约翰·霍夫顿（John Hoveden）、约翰·佩卡姆（John Peckham）等； [4] 也许这首诗不是上述作者中的任何一位所作的，但肯定不是起先的那位所作的。在意大利最负盛名的美术馆中，连一丁点证据的影子都没有，毫无天才光芒的油画就冒以伟大的列奥纳多之名。另一方面，维克多·雨果的的确确是《惩罚集》的作者。因而，结论是：文献出处的最精确的种种标记，单单靠它们自己是绝对不够的。这些标记仅仅提供了一种或强或弱的假设；一般来说，凡涉及到现代文献的，假设都是强有力的，反之涉及到古代文献的，假设常常是很无力的。错误的文献出处标记是存在着的，有些偷偷混入不重要的著作中以求抬高那些著作的价值，有些附着于有价值的书后以求提升某一特别人士的名望，或者欺惑子孙；人们很容易就想到百来种别的动机，而且一张关于这些动机的列表也已经被拟就了： (3) 代及中世纪“托名伪作（pseudepigraphic）”举不胜举。此外，还有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文献；伪造者当然会给这些赝品文献打上非常精确的关于它们所谓出处的种种标志。核校因而是必要的。但是，该如何进行核校呢？若有些文献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标记，那我们应尽可能地以某种方法来查清这些文献的来源；若某份文献的出处明显是可疑的，那我们也应以同样的方法来核校该文献。这两种情况的研究过程都是一样的，因而没有必要作进一步地区分。
Ⅰ．文献出处研究所采用的首要工具是对所研究文献进行的内在分析。使用这种内在分析是为了揭示出所有可用来增补文献作者及其所在时空的信息的标记。
首先，我们核查文献的书写体。圣波纳文图拉生于1221年；如果归之于他的诗是出现在了11世纪制成的文稿中，那么我们因此就有了一个证明这种归属毫无道理的绝佳证据：没有任何文献，其11世纪抄本的书写体在时间上能晚于11世纪的。接着，我们核查语言。众所周知，某些语言形式仅在特定的时空中使用。绝大多数的伪造者，因忽视了那一事实而原形毕露；伪造者们会无意中露出现代语词或短语的马脚。现在已有可能确定如下事实，即就某条腓尼基语法而言，南美所发现的某些腓尼基语铭文中的语法比一篇专门的学位论文中所研究的要更古老些。有了各种正式工具，我们来核查规则。如果一份文献号称是墨洛温王朝的特许状（Merovingian charter），但并没有显示出正宗的墨洛温王朝特许状的普通规则，那么这份特许状必定是伪造的。最后，我们关注文献中所出现的全部实证资料——被提及或暗指的事实。当这些事实是通过伪造者无法掌控的其他渠道资料而被认知了的时候，文献的真实方才被确定，并且文献制作日期也大致可确定。这个制作时期是处于作者所述的最近事件和继而出现的他未提及但倘若他知道就会记下的事件之间。有时文献中会赞许地提及某些特殊事实，或者表达出某些特殊观点；这也可能会引发争议，但这种争议有助于我们推测性地评估文献作者的身份、环境和性格。
若细致地对某份文献进行了内在分析，一般而言我们都会得到某种关于该文献出处的颇为精确的观念。通过在所分析文献的各种要素与文献出处已知的类似文献的相应要素之间建立起一种系统的比较，我们就有可能查验一个又一个的赝品 (4) ，并且获得真实文献制作情况的附加信息。
通过搜集起与所批判文献相关的全部外在证据，内在分析所得结果得以增补并核实。那些外在证据包括了相关引文、关于该文献作者的传记细节等等，可在同一时代或稍后时代的文献中发现到。有时候，任何那类信息的缺少都是意味深长的：一张所谓的墨洛温王朝特许状若是没有被17世纪以前的任何人引述过，而只被一个17世纪的已被判定犯了欺诈罪的学者看到了，则这一事实暗示着该特许状想来应该是现代的产物。
Ⅱ．迄今为止，我们只考虑了最简单的情况，即被核校的文献仅仅是某一位作家的作品。但是，许多文献在不同的时代都得到了增补。假设X是某文本的作者，Y和Z是X所未料到的合作者，则我们不应该把确实属于Y和Z的东西归之于X，因而有必要把增补的与原初的文本区分开来。 (5) 有两种增补（additions）——插补（interpolations）和续补（continuations）。插补，就是在文本中插入作者原稿中没有的语词和句子。 (6) 插补通常是偶然性的，可被认为是抄写者疏忽造成的，而且插补可被解释为插入到文本中的夹注（interlinear glosses）或旁注（marginal notes）；但是有很多时候，出于补全、修饰或强调的缘故，人们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想当然的语词或句子添加到（或替换掉）作者的文本。如果在我们面前，我们有一份已被有意插补了的文献，那么增补材料的蛛丝马迹和删削部分的痕迹会立刻揭示出插补的情况。但是，最初插补的抄本几乎总是亡佚的，并且在源自于该插补抄本的诸多抄本中，每次增补或替换的痕迹都消失不见了。没有必要界定“续补”。众所周知，许多中世纪的编年史都是由各色作者“续补的”，这些作者中任何人都没有不怕麻烦地明标出其本人的工作始于或止于何处。
有时候，在复原某份有好几种抄本的文本的工作中，若这些抄本中碰巧有一些是原汁原味地复制了未被增补前的原本的时候，则插补和续补就能很容易地被区分开来。但是，如果先前的抄本已经含有了插补和续补，同时所有的抄本都被发现了，那么就必定要求助于内在分析了。整份文献的风格是一致的么？这本书从头至尾是一气呵成、浑然一体的么？在观念的展开中，没有矛盾没有断裂么？实际上，当续补者或插补者们是那种个性鲜明、观点明确的人的时候，分析就像是把剪刀一样犀利，会把原初文本和添补文本裁剪开来。当整份文献是被以一种齐平的、中立的风格写成的时候，分界线就不是那么容易看见的了；因而，承认事实要比增加假设好得多。
Ⅲ．在某份文献被精确地或大致地确定了制作的时空后，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并不会就结束了，相反还要尽可能多的去获取有关作者或作者们的信息。 (7) 如果现在有一本书，我们希望能确定该书中所含信息的来源，换言之，希望能够鉴别出该书的价值；那么，知道它是1890年在巴黎由某人所写的，这就够了么？也许某人是毫无创意地照录了一本1850年写作的更早些的著作，却没有提及这一事实。要对所抄录部分负责的人并不是某人，而是1850年的那位作者。的确，剽窃现在少多了，它被法律所禁止，而且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但在从前，它可是常见的、容许的，而且是不被处罚的。许多以完全原创性面貌出现的历史文献，只不过是更早些文献的未公开承认的副本；历史学家偶尔地会对文献间的这种联系感到很失望。9世纪编年史家艾因哈德（Eginhard）的书中有某些章节是抄借自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 [5] ：那些章节和9世纪的历史毫无瓜葛；如果这一事实没有被发现，会怎样呢？某一事件被三位编年史家三次验证无误；但是倘若查实这三位编年史家中有二位抄录了第三位，或者这三份相同的记述都是来自于同一种资料的话，则这三次令人十分惊叹的一致确证实际上仅仅是一次。中世纪的教皇信函和帝国特许状，都含有着不必严肃对待的虚言段落；那些虚言段落是官方文体的一部分是照录的法定格式公文用语。
尽可能地找寻文献作者们所采用的原始资料，是属于文献出处研究的一部分。
由之，当前的问题与我们已说过的文本复原问题，是具有某些类似之处的。对这两类问题，我们都是根据某一假定来进行推理的。那一假定认为同一异文具有共同的来源，换言之，不同的抄写者在抄录某份文本时，不会在同一处地方恰恰犯下同样的错误；不同的书写者在记述同一件事情时，不会恰好从同一种立场出发来思考该事情，而且不同的书写者也不会用同样的言语来述说这同一件事情。历史事件是有着巨大复杂性的，这使得绝对不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观察者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叙述那些事件。我们努力按照给手稿分类的同种方法来把文献归合分类。我们最终定能拟制出系谱表来。批改学士学位候选人论文的考官，有时候会注意到两位彼此座位相邻的候选人的文章具有着某种家族相似性。如果考官们有心要去查找哪一个是抄袭自对方的，那么即使抄袭者为了抹掉怀疑的线索而层出不穷地耍着各种小花招（略微修改、扩充、摘要、添补、隐瞒、换置），考官们要找起来仍是毫无困难的。那两个抄袭犯会因为他们共同的错误而完全暴露出来；他们两个人中更该被谴责的是那位因其本人犯错而导致抄袭被发现的人；若是犯错的那人文章中的错误都是源于他那乐于助人的朋友的文章中所出现的独特之处，那么这个犯错的人更该被狠狠地谴责了。同样地，当有两份正审核的古代文献的时候，若某份文献的作者是直接抄录另一份文献的，则源流一般来说是容易确定的；剽窃者无论是删节还是扩充文献，或迟或早几乎都会原形毕露的。 (8)
当某类文献中有三份文献的时候，那些文献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难以详列出来的。假设有文献A、B、C。若A是共有的来源：则或许B和C分别抄录了它；或许C只是通过媒介B才知道A的，又或者B只是通过C才知道它的。如果B和C以不同的方式删削了这共有的来源，那么它们明显是分别独立的。当B依赖C，或者反过来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最简单的情况（前文已述）。但是假如C的作者整合了A和B，同时B也已使用过A：则系谱开始变得复杂了。当某类文献中有四份、五份或更多份文献的时候，情况还会更加复杂，因为可能的组合数量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不过，如果众多的中间链环没有失去，那么通过持续而又巧妙地运用反复比较这种方法，批判将成功地解开这种种关联。现代的学者们（例如克鲁施［Krusch］ [6] ，他已经开出了墨洛温王朝圣徒传［Merovingian hagiography］的专业方向），通过运用这种方法，近来已经建构起了最牢靠的精确系谱。 (9) 对文献出处进行批判性研究的结果，当应用于文献源流考辨时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亡佚文献得以重构。设想一下有两位编年史家B和C，每一个都以其自己的方式使用了现今已亡佚了的某份共有资料X。通过比较存留下来的某份亡佚文献的几种残缺抄本，我们会对这份亡佚文献有所认识；同样地，通过把深嵌在B和C中的X的诸多片断拼合起来，我们也许会形成一种关于X的观念。另一方面，批判摧毁了大批“可靠的”文献（即没有一点伪造嫌疑的文献）的权威；通过批判，我们认识到那些“可靠的”文献是衍生的，这类文献的价值仅仅是它们的来源资料所可能有的，而且当这类文献以想象的细节和华丽的言辞来修饰它们的来源资料的时候，这类文献就连那一丁点价值都没有了。在德国和英国，文献编辑者们已经引入了一套卓越的体制：以小号字体刊印抄借段落，以大号字体刊印来源未知的原始段落。感谢这套体制，这使得有可能一眼就看出常常被（非常错误地）引述的备受赞誉的编年史仅仅是汇编的：因此，托名威斯敏斯特的马太（Matthew of Westminster）的《历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 ），尽管也许是英国中世纪编年史中最流行的了，但可以认定几乎是完全取自温多弗（Wendover）和巴黎的帕里斯（Matthew of Paris）的原稿。 (10)
Ⅳ．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让历史学家们免于铸成大错。这种批判性研究的结果是引人注目的。通过汰除掉伪造的文献，探查出错误的归属，确定那已被时间磨损了的文献的制作情况，并且把那些文献和它们的来源资料联系起来， (11) 批判性研究提供了多种服务。那些服务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以至于今天批判性研究被认为使用“批判（criticism）”一词是名至实归。当某位历史学家忽视了区分不同文献的时候，或者从未怀疑过文献的传统归属的时候，或者唯恐失去任何一点信息似地认可其所得到的全部信息片断（古代或现代的、好的或坏的，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的时候，人们常常说这位历史学家是“批判不足”。 (12)
这种观点是完全公正的。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类批判，而且我们也不应当滥用这类批判。
我们不应当滥用这类批判。在批判问题上，极端的怀疑几乎和极端的轻信一样都是有害的。阿杜安神父（Père Hardouin）把维吉尔（Vergil）和贺拉斯（Horace）的作品归之于中世纪僧侣，他这样做完全和弗兰——卢卡斯的牺牲品一样滑稽可笑。 [7] 就为了这类批判所带来的纯粹享受而随意地使用这类批判方法，那也是一种滥用。现在仍有人在这么干。许多愚笨之士使用这类批判给完全真实的文献——比如赫罗斯维塔（Hroswitha）的作品、《利格里努斯》（Ligurinus ）和教皇一圣教谕（bull Unam Sanctam） (13) ——打上赝品的火印，或者仅靠某些表面迹象就敢在某些年代纪之间建立起想象中的源流；从前倘若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今天这样做可就是在败坏批判的名誉了。质疑那些从未对某份文献的出处产生怀疑的人，这肯定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去研究历史的某些时代，但这些时代却都是要依赖那些出处不明的文献的，则这又是反应过头了。现代及当代史的文献，比起那些古代及中世纪早期历史的文献来，为什么不是更令人感兴趣的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在现代及当代史文献的表面的和实际的出处之间，人们几乎总能一一对实。这种一致性没有给那些棘手的归属问题留出地盘，而批判的艺术能手们习惯于在这些棘手问题上显示他们的技艺。 (14)
我们也必定不满足于这类批判。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像文本批判一样都是预备性的，而且其结果也是消极性的。它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成就，是去除掉那些不是文献的文献以及会误导我们的文献；仅此而已。“它教导我们不要使用坏的文献；它并没有教诲我们如何利用好的文献。” (15) 它不是“历史批判”的全部；它只是大厦的一块基石。 (16)
注释
(1) R．De Gourmont，Le Latin mystique （Paris，1891，8vo），p．258．
(2) 这些所谓的亲笔手稿，可参阅Bibliothèque nationale ，nouv．acq．fr.，No．709。
(3) F．布拉斯已经罗列了古代托名伪作的那些主要动机（pp．269以下，载于已征引之著作）。
(4) E．伯伦汉（Lehrbuch ，pp．243以下）给出了一张略显冗长的现今已确认的赝品文献表。这足以让我们回想起一些知名的骗局：桑楚尼亚松（Sarchoniathon）、克洛蒂尔德·德·叙维尔（Clotilde de Surville）、奥西安（Ossian）。自从伯伦汉的书出版以来，好几种迄今都未被怀疑的备受赞誉的文献，被从权威表单中去掉了。特别参见A．Piaget，La Chronique des chanoines de Neuchâtel （Neuchâtel，1896，8vo）。
(5) 当原始文本的修改是作者本人所作的时候，那些修改是“改动（alterations）”。内在分析以及不同版本间的比较，能够揭示出它们。
(6) 参见F．布拉斯，同上，pp．254以下。
(7) 通常，是否发现作者的名字为何，这是关系不大的。然而，我们在《法国文学史》（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ⅩⅩⅥ．p．388）中读到：“我们已经忽略掉了无名氏的说教：这类信手涂来的作品，若其作者籍籍无名，则对文学史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当我们知道作者们的名字的时候，这类作品还具有重要性么？
(8) 若核查剽窃者错误的条件尚可，即使要确定书写体的风格、剽窃规模和来源稿件分布类型也都是有可能的。原始资料研究的推理过程，像文本批判的那样，有时候是得到坚实的古文书学结论支持的。
(9) 朱利安·哈维特的研究（Questions mérovingiennes ，Paris，1896，8vo ）被当做典范。非常困难的问题在他那里被以毫无缺憾的典雅风格解决了。阅读L．德利勒先生已经讨论过其源流问题的回忆录，那也是很值得的。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最娴熟的学者们赢得了他们的胜利。
(10) 参见H．R．卢亚德（H．R．Luard）的版本（vol ．Ⅰ.，London ，1890，8vo ），载Rerum Britannicarum medii œvi scriptores ．巴黎的马修的《大编年史》（Chronica majora ）现在已免遭责难了，但威斯敏斯特的马太的《历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 ）却因为抄借了《大编年史》中若干段落而被列入了罗马的“索引（Index）”中。
(11) 拟定一张历史名著表将会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比方说，这张表里可以包括奥古斯丁·梯也里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ngleterre par les Normands ）。当然，在《诺曼人征服英国史》的原始资料出处被研究之后，该书的权威性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在赝品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理论，没有什么比看见一位历史学家宣判这样做是有罪的要更能娱乐大众了。把根本不是文献的文献当真了，这是一种错误；没有什么比发现某位历史学家陷入到这种错误中要更会令该历史学家慌张失措的了。
(12) 最粗糙的（且最普通的）的“非批判方法（uncritical method）”之一是：认为正使用着的材料似乎就是文献，并且把现代作者们关于此类文献的意见当做文献一样看待。现代作者们的作品中含有着增补到原始资料的和取自原始资料的东西，但新手们无法完全区分出这二者。
(13) 参见伯伦汉《教程》中的实例表，pp．283，289。
(14) 因为就文献出处而言，中世纪及古代史的文献必须受到最彻底的批判，所以古代及中世纪研究被认为是比现代研究要更“科学的”。真相是：古代及中世纪研究仅受到更初始的困难的擎制。
(15) Revue philosophique ，1887，Ⅱ．p．170。
(16) 对文献出处进行批判性研究的理论，现在被确立起来了，是不可变更的；这种理论具体阐发于伯伦汉的《教程》，pp．242—340。因此，我们毫无踌躇地就以一篇简短的概要形式打发掉它了。在法国，G．摩诺德先生（M．G．Monod）为其《墨洛温王朝历史资料批判研究》（Études sur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Érovingienne ）（Paris，1872，8vo）所作的序言包含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基本事项。参校Revue Critique ，1873，Ⅰ．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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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惩罚集》（Châtiments）系维克多·雨果在1853年出版的政治讽刺诗集，包括1851年12月雾月政变后至1852年10月间所写的98首诗。
[2] 圣波那文图拉（1221—1274），中世纪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同时代人，方济各会领袖。
[3] 弗兰—卢卡斯（1818—1880），法国极有名的以牟利为目的的历史文献伪造者；米歇尔·沙勒（1793—1880），或译夏斯莱，法国数学家；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公元前72—公元46），高卢人反抗罗马统治大起义的首领；克里奥帕特拉（公元前51—公元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有名的埃及艳后；圣抹大拉的玛丽亚，《圣经·新约》中人物，据说耶稣曾逐出她身上的恶魔，她同时也是为耶稣洗足的忏悔的妓女。
[4] 格拉纳达的路易斯（1505—1588），西班牙多明我会神学家，作家，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思想和文学语言深受其影响，著有《祈祷与沉思录》、《罪人的指南》等；约翰·霍夫顿，英国亨利三世王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的私人牧师，创作了大量四行韵诗；约翰·佩卡姆（1230—1292），方济各会成员，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曾在巴黎随波那文图拉学习。
[5] 艾因哈德（770—840），中世纪法国史家，《查理大帝传》作者；苏维托尼乌斯，公元2世纪罗马史家，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等。
[6] 克鲁施，19世纪德国中世纪史家，曾校注《法兰克人史》，参编《德意志史料集成》。
[7] 阿杜安神父（1646—1729），法国古典学家，耶稣会士；维吉尔（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罗马文学“黄金时代”主要诗人之一，著有史诗《埃涅阿斯纪》等；贺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其诗歌与维吉尔齐名，文艺理论与朗吉弩斯并称，著有《诗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