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设想一下：分类明确的或者与某一特定主题相关的所有文献，经过前述的工作，都已经被发现了。则我们知道这些文献现在哪里；如果有必要的话，每份文献的文本都已经被复原，而且每份文献都被从文献出处的角度予以批判性核实过了。我们也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但是，依然要去整合被如此这般核实过的材料，而且还要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这是也许可被称作高阶批判（或内证）及建构的预备性工作的最后一步。
任何要研究某点历史的人，首先都必须把他的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只有被以一种理性的且便利的方法整理过了，那些核实过的资料方才能被充分利用。整理资料是历史学家这一行中明显卑微的，但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些已经学会如何进行此项工作的人，因此就抢得了先机。换言之，他们自己干得少，但所获多；相反，其他人在浪费着时间和劳力；那些不会整理资料的人，面对着他们自己所累积的大量无序的笔记、摘要、副本和只言片语，有时候都会窒息的。有些忙碌人士，耗费终生去肩扛那些建筑材料，然而却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到哪儿去；我们觉得他们那么做就是在扬起那令人目盲的灰云。
Ⅰ．我们在此不得不再次坦承：这初始的、天然的冲动并非是最正确的。绝大多数必须要用到大量文本的人，其初始冲动都是从那些文本中摘抄笔记；一条接着一条地摘抄，就为了他们好通过这些笔记来研究那些文本。许多早期学者（我们有他们的文章）靠这套系统工作，而且绝大多数没有得到预先诫告的初学者们也那么做；初学者们像早期学者一样，保存着笔记本，并且不断地并渐次地添写着关于他们所感兴趣的文本的笔记。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所搜集的材料迟早都必须被分类；否则，当偶尔要分别处理关于某一点历史的材料时，就必须把一整套笔记本从头读到尾，而且倘若要处理些新细节，这一艰辛过程都不得不再次重复。如果那种笔记方法一开始似乎就是吸引人的，那是因为它看起来好像节省了时间。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节约措施；最终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研究工作的辛苦程度，并且给整合材料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其他充分认识到系统分类优点的人，已经打算尽可能快地搜集材料，并按一张预先排定好的图表来整理这些材料。为此目的，他们使用了笔记本，这些笔记本的每一页都首先配有着一行标题。由之，所有的同类条目都被放在了一起。这套系统留下了一些缺憾：因为后加的条目并不总是完全合乎所采用的分类表；而且这张分类表，一旦被采用就是刚性的，要修改是很困难的。许多图书馆学家过去常常按这套方案来拟制他们的编目，但这些编目现在被四处声讨。
还有一种更原始的方法，至多只须略微提及。这就是只把这些文献记在脑海中，却不采用书面记录。这种方法一直都被使用着。有着超凡记忆力并且又很懒散的历史学家们，纵容了这一时的念头，结果就是他们的引文和参考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不准确的。人的记忆是一台精密的记录仪器，但它是一种精确性不算高的机器，所以那种念头是不可宽恕的。
今天每个人都承认：以单张卡片或小纸条的方式搜集材料是可取的。每份文献的笔记都被书写在活页上，并配有着最精确的可能来源标记。这一技巧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小纸条是可分拆的，这使得我们能以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自由地聚合它们；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改变它们的位置。比方说，我们可以很方便把同类文本集中在一起，也可以把添补的文本归并到它们所属的文献类型中。有些文献，从好几种观点来看都是令人感兴趣的，并且应该出现在好几类中；对于这些文献，分几次把它们登录在不同的小纸条上就够了；或者把它们登录在可能常用的参考书目小纸条上。进而，小纸条这种方法适用于搜集、分类并利用任何规模程度的文献，它是唯一有可能机械化的方法。统计学家、金融家和文学家，与学者们一样都注意到了这种方法，并且现在已经发现了这种方法的优越性。
小纸条的方法也并非完美无缺。每一张小纸条都应该配有精确的参考标记，这些标记涉及到所摘录内容的来源资料；因而，如果一份文献已经被分解在了五十种不同的小纸条，则同样的参考标记必须重复五十遍。相应地，要略微增加书写的数量了。肯定是因为这种无足挂齿的复杂性，某些人顽固地固守着那种低级的笔记系统。再而，小纸条或者活页由于具有某种特别的可分拆性，则很容易让人误入歧途；而且，当一张小纸条丢了的时候，该如何弥补它呢？一开始，没人会觉察到丢了张小纸条，而发现该小纸条丢了后，唯一的补救措施将会是从头到尾直接重做一遍所有已做过的工作。不过在事实上，经验已经指明了多种特别简单的预防措施；通过这些措施，这套系统的缺点被化约至最小值。这里，我们无须详尽解释那些措施。推荐使用同一规格的小纸条和刚性的材料，并且一有机会就把小纸条有序地放在包裹或抽屉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在这些事情上，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形成他自己的习惯。但是，最好事先就认识到：这些习惯，因为多多少少是理性的和实践的，则对科学工作的结果有着一种直接的影响。勒南说过，“这些关于私立图书馆馆长资格的要点，构成了科学工作的大半”。 (1) 这并非太武断的。一名学者会把他的好名望归之于他的搜集方法，而另一名学者则会因不会搜集整理资料而（可谓之）名声扫地。 (2)
在搜集了那些文献后——无论那些文献是无删节地（in extenso）还是节略地抄录，不管是写在小纸条上还是活页上——我们都要给那些文献分类。以何种方案？按什么顺序？显然，不同情况必须不同对待；拟定一条完全适用那些文献的精确公式，这并非合理的。不过，我们也许可以给出一些普遍意见。
Ⅱ．我们区分出两类历史学家：为了历史研究之目的而对核实过的文献分门别类的历史学家，以及汇编“实录”的学者。通过“实录”和“集成”这两个词，我们从方法上认清了历史文献的分类搜集。在一套“集成”中，文献被无删节地复制；在“实录”中，文献被分解记述。
这些汇编的用途就是去帮助研究者们搜集文献。学者们要亲自去进行检索文献并予以分类的任务。这项任务只须学者们做一次就够了。感谢学者们，公众从此将免于这些苦差。
文献可以根据它们的日期、来源地、内容和形式而被归类。 (3) 此处，我们有了时间、地点、种类和形式这四种范畴；那么，通过叠加我们就得到了范围更窄的诸种划分。我们也许赞同这样来分类：例如，所有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属于某个特定国家的、且处于两个特定日期间的文献（菲力普·奥古斯丁［Philip Augustus］ [1] 治下颁布的法兰西皇家特许状）归为一类；或者所有具有特定形式的文献（拉丁铭文［Latin inscriptions］）归为一类；或者属于某个特定种类的文献（拉丁圣歌［Latin hymns］）归为一类；或者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的文献（古代，中世纪）归为一类。具体说来，我们也许会记起了如下的著作：《希腊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Græcarum ）、《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拉丁教会作家集成》（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J．F．博默（J．F．Böhmer）及其后继者们的《帝国实录》（Regesta Imperii ），P．雅费（P．Jaffé）和A．波特哈斯特（A．Potthast）的《罗马教皇实录》（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分类，都有着两种选择性方案：在那种划分中，要么所列出的文献是有日期的，要么没有。
如果文献是有日期的——通常都有的——例如王庭颁发的特许状，则要仔细地在每张小纸条的最前端列上文献制作的日期（以现代计时方法表示）。由之，没有什么事情要比以编年的秩序来聚合起所有的小纸条——换言之，所有的已经被搜集到的文献——要更容易地了。只要有可能就使用编年分类法，这就是规则。这种方法有一整套实际的规程，而且它只有一点困难。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偶尔仍会有些文献丢掉了它们的日期；这些日期，汇编者一定要复原，或者至少要尽力复原；为此目的，长期耐心的研究是必要的。
如果一份文献没有日期，则必须在按字母顺序的、地理位置的和分类体系的次序之间有所选择。拉丁铭文的《集成》史，见证了这一选择的困难。“依据日期来排列是不可能的，因为绝大多数铭文是没有日期的。自斯麦提乌斯（Smetius） [2] 时代以来，普遍的做法是把它们分为不同类别，换言之，进行划分仅仅取决于铭文的内容，而不考虑它们的来源。在宗教的、墓葬的、军事的和诗歌的等铭文之间，在那些具有公共特性的铭文以及仅仅涉及私人的铭文之间，人们进行了划分。尽管伯克（Boeckh） [3] 更喜欢给他的《希腊铭文集成》按地理来排列，但他仍主张按主题来排列。伯克认为那些主题迄今仍在被使用，按主题来排列是某种拉丁《集成》唯一可能的排列方法……”［在法国，甚至那些提出按地理来排列的人都］“希望把与某国通史相关的文本作为例外，至少帝国肯定是个例外；1845年，聪普特（Zumpt） [4] 捍卫了一种特别复杂的、折衷的、属于该种方法的系统。在1847年，蒙森（Mommsen）仍然抵制着按地理来排列（地方性铭刻除外），而且在1852年，当他刊行有关那不勒斯王国的铭文时，他也没有完全改变他的观点。随着《拉丁铭文集成》的出版，柏林学会（Academy of Berlin）的责难也络绎不绝。唯有在这种情况下，蒙森的经验智慧日渐累积，渐渐地连埃热（Egger） [5] 就某外省通史而言的例外都抛弃了，而且认为完全信守按地理来排列的方法是他的职责”。 (4) 考虑到碑铭文献的本质，这种按地域来排列的方法是唯一理性的那种。这种方法现今已经被充分证明超过50年了；但是昔日在不同方向上尝试性努力了两个世纪之后，铭刻的搜集者们才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拉丁铭刻搜集进行了两个世纪，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根据主题来聚集铭刻，这就和刊行某版西塞罗著作几乎完全一样。在那版西塞罗著作中，西塞罗的演说、文章和信函都被割裂开来而碎成各种片段，那些片段被按着它们的主题一一排列开来”；而且，“碑铭文献，当并排摆开的时候是属于彼此间可相互说明的同一领域”；最后，“十万件铭刻几乎全都属于不同范畴，要把它们按主题来排列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在按地理来排列的次序中，每件文献都唯有一个位置，而那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位置”。 (5)
当编年的和地理的排列方法是不适合的时候，按字母顺序来排列就是非常便利的了。像中世纪的布道词、圣歌和民谣之类的文献，都是没有准确日期和定位的。这类文献被排列起来，系依据它们起始语（incipit ）——换言之，它们由之开篇的语词——的字母顺序。 (6)
那种分类体系的次序，或者说按主题来排列的方法，并不被推荐来汇编《集成》或《实录》。这种体系性分类常常是武断的，并且会引致无可避免的重复和混乱。此外，假设藏品根据编年的、地理的或字母的顺序排列好了，那些藏品也只不过是一张完善的目录表的附着物。要使得这些藏品能为各方所用，那张目录表就要按某种系统分类法来排列了。编纂《集成》和《实录》的技艺，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技艺，其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 (7) 这种技艺的首要原则就是： (8) 无论藏品是采用何种分类法搜集起来的，都要给这些藏品配备上多种多样的图表和各式索引，以便能有效利用它们。比方说，在按编年排列的实录中，有适用于那种论述的起始语表；在按起始语顺序排列的实录中，是姓名和日期索引等等。
《集成》和《实录》的编纂者们，为他人应用之便而搜集文献并予以分类。他们对于所有的文献——至少对所搜集的文献——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兴趣，而是专注于搜集分类这项苦差。另一方面，普通研究人员，仅仅为了他们的个人研究之用才去搜集材料并予以分类。因而，某些差异出现了。例如，按主题来排列的方法是根据某种预定的分类体系来的，这种方法极少被推荐用于大宗藏品，而是常常提供给那些正在单枪匹马地构思专论的人，并且还附带有一张优于他表的分类表。但是，培养那些机械的习惯总是好的，职业汇编者们已经从经验中认识到了那些机械习惯的价值：无论如何，只要有必要就应在每张小纸条的前端写下文献的日期和标题；增加相互参照条目（cross-references）和索引；在一批单独的小纸条上，保存好所有可用原始资料的记录，以便于避开不得不二度翻检已处理过的材料的危险。有序地遵守这些准则，将大大有助于历史科学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更牢靠。B．奥雷欧先生拥有一批虽然不甚完善但却排列得当的小纸条，这使得他直至其生命的暮年，对于他所研究的那类特殊历史问题，仍能展现出一种无可否认的精通。 (9)
注释
(1) Renan，Peuilles detaches ，p．103．
(2) 伟大的学者们，特别是那些长期承担着搜集和分类任务的学者们，都有着种种工作方法；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在他们的论文中，偶尔在他们的通信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关于此类方法的信息。关于杜·孔日（Du Cange）的方法，参见L．Fengère 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uCange （Paris，1858，8vo），pp．62以下。
(3) 参见J．G．Droysen，Grundriss der Historik ，p．19：“批判性分类并不是只采纳编年的观点……用来聚合材料的批判性观点越多样，通过会聚各条探究线路所得到的结果就越可靠。”
从前，人们很认真地把文献分门别类归入“集成”或“实录”中，但因为这样搜集起的文献有着未经编辑这一共同的特点——或者有可能是因为恰恰相反的原因——这种分类系统现在已经被抛弃了。曾经，文集（Analecta ）、遗著（Reliquiœ ）、手稿（manuscriptorum）、“逸闻集锦（treasuries of anecdota ）”、拾遗（spicilegia ）等等的编辑者们，常常出版某一特定类型的全部文献，而这些文献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未经编辑的且是看来似乎吸引了他们的；另一方面，乔治奇（Georgisch）的《外交编年实录》（Regesta Chronologico-diplomatica ）、布勒基尼（Bréquigny）的《有关法国历史的特许状和凭证年表》（Table chronologique des diplômes，chartes et actes imprimé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France ）、沃特尔（Wauters）的《有关比利时历史的特许状和凭证年表》（Table chronologique des chartes et diplômes imprimé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Belgique ）已经搜集齐了某一特定类型的全部文献，而这些文献都有着未被刊行的共同特点。
(4) J．P．Waltzing，Recueil general des inscriptions latines （Louvain，1892，8vo），p．41．
(5) 同上。当地理次序被采用的时候，有个困难因如下事实而产生了：特定文献的源头是未知的；保存在博物馆中的许多铭文，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从何处带到这儿来的。这个困难类似于编年“实录”中某些文献没有日期所带来的后果。
(6) 若文献起始语亡佚了的话，那唯一的困难就出现了。在18世纪，塞吉耶（Séguier）花了大半生的精力来编制一份拉丁铭文目录。这份目录按起始语字母顺序排列，当时已出版部分就有50000条目之多。他查阅了差不多12000份文献。这部卷帙浩繁的汇编至今仍未完成出版，而且是毫无用处的。在承担那类大工程之前，最好先确定该工程是按一项理性的计划展开的，而且劳动——那艰辛的、吃力不讨好的劳动——将不会被浪费。
(7) 参见G．Waitz，Ueber die Herausgabe und Bearbeitung von Regesten ，载Historische Zeitschrift ，Ⅺ．（1878），pp．280-295。
(8) 当缺少一种预定好的逻辑次序时，并且编年次序也是不适合时，有时候临时把文献（换言之，小纸条）按被选为标题（Schlagwörter ）之单词的字母顺序来分类排列，这是很可取的。这就是所谓的“字典分类体系（dictionary system）”。
(9) 参见Langlois，Manuel d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 ，Ⅰ．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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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菲力普·奥古斯丁，即法王菲利浦二世（1180—1223）。
[2] 斯麦提乌斯（1525—1578），德国铭文学者，于1545—1551年在罗马从事野外考古调查，其注重区分，根据铭文内容排列文献。
[3] 伯克（1785—1867），德国古典学家。
[4] 聪普特（1815—1877），德国古典学家，精于拉丁铭文。
[5] 埃热（1813—1885），法国古典学家，语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