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所述的大量工作（文本的复原、文献出处的研究、可靠文献的搜集和分类），构成了外证的或批判之学（critical scholarship） [1] 的广阔领地。
大众，以他们那种庸俗而又肤浅的标准，对全部批判之学除了蔑视之外，别无其他认识。另一方面，批判之学的某些信徒们又倾向于过度地拔高它。但是，在过了头的欣赏和蔑视这两个极端之间，尚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有那么些人，怜悯并鄙视这微不足道的外证分析。他们那些人的粗俗观点，一点儿也不值得去反驳。这些卑微的博学（erudition）苦工是合法的和高尚的，支持它们只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决定性的，即这些苦工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博学，就没有历史。“那些事，不能因小而蔑视”，（Non sunt contemnenda quasi parva）圣杰罗姆（St．Jerome）说，“无之，大事亦难成”。 (1)
另一方面，这一行的专家们满怀热忱地要在他们的工作中，证明他们的自豪是正当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坚信批判之学的必要性；他们放纵自己，情不自禁地去夸大批判之学的优点和重要性。批判学家们说：真正的外证方法已把历史抬升为一门高贵的科学，“一门高贵的精确科学”；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优于任何别的研究，它使得我们获得了一种对过去诸时代的深刻洞察”；对文本进行批判的习惯，提炼出了乃至赋予了“历史感”。批判学家们暗地里假定了：外证是历史批判的全部，而且除了对文献的净化、校订和分类之外，历史批判就没什么好留下来做的了。这种错误观念，在专业人士中间是十分普遍的，但它是太粗野了，根本不值得去反驳；事实是：历史批判是一种心理批判，涉及到解释并研究作者们的真诚性和精确性，而且比起任何别的研究来，历史批判使得我们能够得到一种对过去诸时代的深刻洞察，但历史批判并非外证。 (2) 某位历史学家若是十分幸运地发现了所有涉及到其研究的文献，而且这些文献已经被正确地编辑、分类，同时又批判性地核实了有关文献出处，那么该历史学家将正好处在用这些文献来书写历史的绝佳位置上，就好像他已经独自完成了所有的预备性工作似的。不管怎么说，拥有一种完全的历史感却未曾拭去——既在切实意义上的，又在象征意义上的——原始文献的尘埃，或者说没有独自去发现并复原那些原始文献，这是十分可能的。勒南说：“拥有一种关于历史及其限度的清晰观念，并且充分自信了解历史研究的不同类别，我认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惯于掌控（Handling ）原始文献。” (3) 我们无须在犹太人的或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解释勒南的格言。勒南的话可被理解为只涉及到那种直指原始资料并且仅处理限定性问题的习性。 (4) 无疑，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与古代历史相关的文献都会被编辑并批判地处理了。那时，在历史研究中，将没有更多的地方留给文本批判或原始资料研究了；不过如此一来，研究古代通史及专门史的条件，那时将是令人十分满意的。我们真得不愿过多重复了：外证是完全预备性的；它是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结果；外证的理想状态将是它已经被充分践行了，我们今后也许可以省却它；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必需品。理论上，对于那些希望从事历史综合工作的人来说，亲自去进行处理他们所用材料的初阶工作，这是不必要的；而且，我们有权问——就像常常所发问的那样——从事历史综合工作的人从事外证这类初阶工作，是否会有些益处。 (5) 历史领域内的研究者们应该专门化，这一点难道是不可取的么？外证或博学的批判，这些吸引人的任务应该移交给某类人（专家们）；其他人释去了这些重负，将拥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高阶批判工作（整合和建构工作）中。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有言，历史不能通过手稿来书写（History cannot be written from manuscripts）。这差不多就是说：“对于一个人而言，文献必须能为他所用，但要通过那些文献来书写历史是不可能的。”
从前，“批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行当实际上确实是截然两分的。“历史学家们”呵护着这一空洞的、华而不实的文学类别——那时它已以“历史”著称——从不考虑他们自己应该与批判学家们的工作保持接触。批判学家则认为，批判性研究界定了历史应当被书写但却是毫不费力就可写成的种种条件。批判学家们满意于搜集、校订历史文献并予以分类，但对历史毫无兴趣，并且把过去就理解为他们绝大多数当时人所做的事情。批判学家们工作起来似乎博学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历史学家们做起事来仿佛通过把纯粹的反思力及天赋应用到低等文献上，历史学家们就能够重建起消逝了的事实。那些低等文献是批判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的共有财产。因此，今天若是完全把博学与历史分离开来似乎是令人十分困惑的，而且这样做的的确确是十足有害的。我们并不是说当前鼓吹历史学劳动分工的人不打算认同上述观点。人们普遍认为：批判学家们的工作若不应用于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中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于是在历史学家们的世界和批判学家们的世界之间就必须要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所有那些话的意思是说：当某些分析工作及全部综合工作是由同一个人进行的时候，那些工作并不一定就是做得很好；尽管历史学家和批判学家的诸多特性都可以整合在一起，但把这两者分离开来并非不合理的；也许这种分离在理论上是合意的，而且在实践中也常常是必要的。
在实践中，所发生的是如下情况。无论某人打算研究的是哪部分历史，都只有三种可能的情况。在第一种中，原始资料已经被校订并分类；在第二种中，涉及到原始资料的初阶工作，仅仅是被部分地完成或根本未做，但不会带来什么重大困难；在第三种中，原始资料的情况十分糟糕，要使它们能用就要花费大量的劳力。附带说一句，我们也许注意到，某一主题的内在重要性与该主题研究前必须完成的初阶工作的价值，是天然地不成比例的。像基督教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史等主题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在花上好几代学者的时间完成了搜集整理工作之前，这类主题是无法被得当地处理的；但是法国革命史这另一类十分重要的主题，关于其原始资料的史料批判却是要少些麻烦的；在中世纪史中有若干相对不重要的问题，除非是完成了浩繁的外证工作，否则将无法解决。
在前两种情况中，权宜的分工并没有产生什么问题。但是给第三种情况带来问题了。一个有能力的人会发现：有些文献，对论述某点历史来说是必要的，但其情况却非常糟糕；它们散落四方，被污损了，而且是不可信赖的。这个人必须自己做出选择：倘若他对那些他知道其必要性的机械工作毫无兴趣，则当他预见到这些工作会耗费掉他的全部精力时，他必定会抛弃那一主题；否则，他就会毅然地着手进行那种预备性的批判工作，同时他也绝不会自我隐瞒那种情况，即他完全有可能不会有时间去利用他所核实过的材料，并且他将因此而是在为那些承绪其后的人工作。如果他采纳了第二种选择方案，那么他似乎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名职业批判学家。当然，先天的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那些大量搜集文本并刊行批判版的人，为了历史撰述的目的而去使用他们自己的汇编和辑本。而且我们也看到，事实上有好几个人已经自己分配了外证这项初阶任务和更受尊崇的历史建构工作：提到魏茨（Waitz）、蒙森和奥雷欧就行了。但是由于好几个原因，这种结合是很罕见的。首先就是生命的短暂；大规模的编目、辑校和实录，其工作过程需要大量的机械劳作，最终会耗尽最热忱的研究者的精力。其次是此一事实，即对许多人来说，批判之学的各项工作并非没有它们的魅力；几乎每一个人终究都会在那些工作中发现一种非同寻常的乐趣；从而有些（严格说来）渴望着高阶工作的人也只从事那些批判工作了。
有些研究者，无论是否自发地，都应只去从事那些批判之学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么？毫无疑问，是的。历史学分工的结果和工业技艺中的是一样的，而且是很令人满意的——更充分的、更成功的、更规范化的生产。长期习惯了从事文本复原工作的批判学家们，以无可比拟的灵巧性和安全性来复原文本；那些完全献身于文献出处及原始资料研究的人对所从事的研究有着种种直觉，而在其他那些不甚精通这门艰深的、高度专业化的分支学科的人身上却见不到那些直觉；那些把他们的一生都花费在目录编排和记录汇编的人，比常人进行编排及汇编工作要更容易、更快捷且更好些。因此，没有任何特殊理由要求每一位“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批判之学的积极从业者，而且那些致力于外证工作的批判学家们甚至都是分属于不同类别的。这好比在一处采石场中，没有任何工程师同时又是工人，所有的工人也起不了工程师的功能。尽管绝大多数的批判学家迄今仍未严格地专业化，而且尽管批判学家因自发地进行不同的批判工作而不断变更着他们的乐趣，但是，仍可毫不费力地称呼某些人是提要编目和索引方面的专家（档案学家、图书馆学家等等），其他人是更特别的“批判学家”（文本的清理者、修补者和辑校者），而另有些人则是杰出的记录汇编者。“一旦承认博学仅是因其自身的结果而有价值的，科学分工就不会被过度进行”； (6) 而且，各门历史科学分支的进步是与研究者们越来越窄的专业化相一致的。在不久前，同一个人尚有可能成功地从事所有历史探究工作，不过那是因为他吸引的是不甚严苛的公众：今天，我们需要有那些精确翔实地、绝对完善地批判文献的人，那种精确性和完善性暗示了真正的专业技艺。历史科学现在已经演化到了一个新阶段，即主线已溯清、已有重大发现、并且唯有精确的细节论述方可留存下来的阶段。我们直觉地感到，任何更深一层的进步都必须借重广泛的搜集整理工作、深入的分析工作，而这些工作唯有专家才有能力进行。
但是，把研究者们分成“批判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以及不同外证分支中批判家们的分类）的最佳辩护理由，将在如下事实中被发现：不同的人有着适于不同任务的不同才能。在我们看来，高等历史教育机构存在的首要理由之一就是给具有辨识力的教师们（想来应是有经验的人）提供一个机会：让这些教师在他们的大学教书生涯中，能够在学生们中间找到适于从事批判之学的某种天才的胚芽，或者根本上就无法胜任批判工作的人，视具体情况而定。 (7) 批判不是人为的，而是天生的。 [2] 对于一个天生不具备某些天资的人而言，一项专门化的博学职业仅仅是注定了的失望事情；因而，当年轻人对于是否进入到那么一种职业犹豫不定的时候，能给予这些年轻人的最大帮助就是告诫他们那一事实。那些一直以来都致力于那些预备性的批判任务的人，或者是因为他们对这些任务有兴趣而先于别的工作选择了它们，或者是因为他们知道它们是必要的而自觉接受它们。从伦理观点来看，那些选择从事它们的人比那些自觉接受它们的人要少些优点的。但尽管如此，选择从事批判工作的人已经普遍获得了更好的结果，因为他们进行研究不是因为义务，而是满心欢喜地全身心地投入。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这种情况，并且为了他的个人兴趣和普遍利益，选择最适合他的专业；这一点是重要的。
我们现在将核查一下那些外证工作中应有的天然倾向和真正该被禁止的不良缺点。由于职业习惯对批判之学工作的特性造成了影响，我们将用几句话来专门探讨这些影响。
Ⅰ．在这些苦工中，要有所成就的首要条件就是喜欢它们。那些特别具有诗人或思想家才华的人——换言之，那些被赋予了创造性力量的人——要想他们自己能从事那种专门性的初阶批判工作，是有着很多困难的。他们绝对不是轻视批判工作；相反，他们若是真的聪明是会珍视它的；但是，他们因为害怕这是常言所谓的以卵击石而畏缩不前，不敢专力于它。巴斯纳热（Basnage）力劝莱布尼茨（Leibnitz） [3] 编纂一套卷轶浩繁的《集成》，该《集成》包括涉及各民族律法的各种未刊文献。“我不想”，莱布尼茨致书巴斯纳热，“我不想变成抄写员……你给我的建议，就好像一个人想让他的朋友去娶一个泼妇似的，这一点你会想不到么？因为让一个人去做一件终生的工作，就和给他找个老婆是一样的”。 (8) 勒南认为那些繁重的初阶劳动“已经给高阶批判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使得历史建构的尝试成为可能。勒南说：“（比起那些从事着这些苦差的人来）智识需求更强烈些的人现在应该成功完成了那种自我克制的活动，这些人将成为英雄……” (9) 尽管勒南指导出版了《闪米特语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 ），莱布尼茨编辑了《布伦瑞克史家文献集成》（Scriptores rerum Brunsvicensium ），但是幸运的是，莱布尼茨、勒南等高识之士都没有英雄般地把他们的高才都奉献给纯粹的批判之学。
在这批高识之士（以及那些不计其数的错误认为他们也有那种才智的人）以外，几乎每一个人最终都能在预备性批判的细枝末节中寻得某种满意之处。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说过了。原因就是，这种批判实践引发并培养了两种特别广泛的趣味——搜集和解迷的兴趣。无论是搜集各种各样的异文还是邮票，搜集的快乐都不仅能被儿童而且也能被成年人感受到。猜字谜，解答一些严格限定范围的小问题，都是吸引众多才智之士的差使。每一次发现都带来欢乐；而且在博学领域中，无论人们是否以战胜困难为乐，都有着数不清的发现物可酬答人们；那些发现物有的毫无遮掩地散落在那儿，十分显眼，有的则被几乎难以逾越的壁垒守护着。无论什么样的学者，都有着各种非凡的搜集及解谜的直觉，而且他们中有些人对这一事实还有着十分清醒的意识。“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我们遭遇的困难越多”，奥雷欧先生说，“令我们欢悦的事业就越大。这种劳动，即所谓的文献学［对文献出处的研究，主要是从托名伪作的角度进行的］，它并不渴求公众的敬意，但是它对那些献身于它的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是的，它无疑是一种卑微的研究，但是世间又有多少其他研究在解决研究所遇到的困难时，可常常给予我们放声高歌我找到了（Eureka）的机会呢”。 (10) 朱利安·哈维特，当他“已经名扬于欧洲的学者们中”的时候，常常“通过明显琐屑的小游戏，比如猜填空字谜或者破译密码”，来自己给自己解闷。 (11) 深刻的直觉，具有最高的功用！而且在某些个体身上，那些直觉也许展现出孩子气的或可笑的反常。归根结底，那些直觉都是科学精神的形式，尽管是最初级的形式。那些缺少直觉的人，在批判之学的世界中将没有任何位置。但是那些渴望成为批判学家的人，却总是很多的。这是因为：解释、建构和说明的工作，需要极为罕见的天赋；虽然所有那些碰巧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渴望着在那一行中做些有用的工作，但那些人却缺少心理机敏感（psychological tact），或者发现写作是令人厌烦的；所以，那些人总是被初阶工作中的简单而又平静的快乐迷住。
但是要成功进行批判工作，光喜欢它们是不够的。有些限定条件是必要的，而且“热情不能替代它们”。限定条件是什么？那些问这个问题的人，已经含糊地回答了：“道德的限定条件而非思想规则上的，耐心、思想上诚实……”更精确些是不可能的么？
有些年轻的研究者，对于那些外证的苦差并没有什么先天的反感，他们甚至有可能还很喜欢那些苦差，然而经验已经表明：他们完全不能从事那些苦差。如果那些人是识见很低的话，那这种情况就不会令人困惑不已了；否则，这种无能力就将只会是他们普遍弱点的一种表现；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专业学徒期，那么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聪明人，有时候这些聪明人还具有特别的才干，而且他们并不是在上述不利条件下工作的。我们听说过那种人：“他干得很差，他天生犯错。”他们的编目，他们的辑本，他们的实录，都充斥着缺憾，而且绝对不会让人产生信任感；即使他们很努力，他们也绝不会达到那种精确。我不是说绝对精确，而是某种程度的精确。那些人患上了“慢性不精确症（chronic inaccuracy）”，即一种以弗劳德（Froude） [4] 为公认典型例证的疾病。弗劳德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但是他注定了绝不可能写出任何不会无误的清白陈述。据说，他不断地犯错。比方说，他参观澳洲的阿德莱德（Adelaide）。“我们看到”，他说，“在我们下方，在一个河流环绕的盆地中是一个有着15万常住人口的城市，这座城市中没有一个人曾有或将会有片刻的忧烦，那种忧烦是涉及到他那惯常的一日三餐的”。由之，弗劳德现在要面对着这些事实了：阿德莱德是在一处高地上；没有任何河流穿越它；当弗劳德参观它时，其人口不超过7.5万，而且当时它正遭受着一场饥荒。类似的错误就更多了。 (12) 弗劳德充分意识到了批判的功用，而且在英国，他身列首批把历史研究奠基于对已刊及未刊的原始文献进行研究的人之中；但是，他的心理构造使得他完全不适合从事文本校订工作；是的，无论他什么时候触及到那些文本，他都会无意识地谋杀了它们。就像色盲（妨碍一个人正确区分红色和绿色信号的视觉器官疾病）不能胜任铁路工作一样，“慢性不精确症”或者“弗劳德病（Froude's Disease）”应该被视作与批判之学的职业实践是不相容的。
弗劳德病看来似乎未曾被心理学家们研究过，而且它也没有被认为是一种单独的病理事实。每一个人都会“因为粗心”、“因为疏忽”以及其他因素而犯错误。所谓的反常指的是尽管做了最坚定的努力以保证精确，但还是犯了诸多错误，而且总是在犯这些错误。也许这种现象与注意力先天地不集中和过度进行了不自觉的（或下意识的）想象活动有关；这种不自觉的想象是病人的意志，缺乏力度和稳定性，不能被完全控制。这种想象闯入到智识活动中，只会损害到后者；这种想象的作用就是通过推测来填补记忆的沟壑，放大并弱化现实，并且把现实与纯粹构想出的东西相混淆。绝大多数的孩童，用这种不准确的想象把每一件事情都变了形，而只有在经过一场艰难的斗争之后，他们方才能得到一种严谨的精确——换言之，学会主宰他们的想象。就此而言，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依然是个孩子。
但是，不管弗劳德病的心理诱因是什么，另有一点是要我们注意的。即心智最健全的、平衡保持最好的人，倘若没有给批判工作留出必要时间的话，往往也会把最简单的批判工作搞砸了。在这些事情上，急躁是无数错误的源泉。正确地说，耐心是学者最重要的美德。不要做得太快，干起活来要考虑到总有些事情是要等些时候才能完成的，暂搁做不了的工作而不是把它搞糟。这些箴言说起来十分容易，但是难以在实践中被所有人遵循，唯有性情和缓的人才能践行。神经质的、易兴奋的人，总是匆忙地完成工作，总是在他们的职业中搜寻变数，总是挂念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和惊奇的事物；这样的人也许在别的职业中干起活来会令人尊崇；但是如果他们全力从事博学工作，那么他们注定会积累起大量的临时性工作，而此种临时性工作极有可能做起来更有害而非更有益，并且最终肯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麻烦。真正的学者是冷静的、节制的、审慎的。在人生动荡之际，无论何种风气势如洪流般不可阻遏，真正的学者都绝不会慌张，为什么他要慌张呢？重要的事情是，他所做的工作应该是扎实的、可靠的、不朽的。“花上几个星期，仔细琢磨一部20页的杰作”，以便让欧洲学者中的二或三人确信某份独特的特许状是伪造的，或者花上10年时间去建构关于某份污损文献的最大可能的文本，这样的工作比起把数卷精确度一般的逸闻在同一时间段内刊行来要更好些。而那种精确度一般的逸闻，未来的学者们某一天将不得不从头到尾再度重加磨砺。
无论一个人会选择批判之学的哪一特殊分支，他都应该是天生审慎的，有着特别强的注意力和意志，而且他既要有推理才能又要对行动毫无兴趣、无甚喜好；因为他必须下定决心为那些遥远的且不确定的结果而尽力，而且几乎任何时候，他都是在为别人谋利。此外，对于文本批判和原始资料研究来说，具有解谜的直觉是很有用的。那种直觉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机敏的、创造性的倾向，这种倾向被种种假说滋养着，能够迅速地去把握、甚至是猜测事物的各种联系。对于描述和汇编（为详尽目录和一览表、《集成》和《实录》编辑工作作准备的）的任务来说，绝对有必要具有搜集者的直觉，还要加上一种特别的工作欲望、有条不紊的天性、勤奋和坚定。 (13) 这些都是所必要的天资。外证工作令那些缺乏这些天资的人十分不快，而且外证所得到的结果与这些人所耗费的时间相比是十分微小的；因此，一个人若是在进入批判之学这一行前也很了解他的行业，那么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了。看到那些人，因为缺少合适的明言而迷失了道路，徒劳地把自身精力空耗在那一职业中，这是颇令人同情的；特别是当那些人有绝佳的理由相信他们在其他领域内也许凭他们的才智就可获得更大的益处的时候，更是如此。 (14)
Ⅱ．由于批判性的、预备性的任务显著地充分合乎众多德国人的气质，而且因为在当前的世纪中德国的博学活动已是庞大的，所以我们必须去德国找寻那些心智嬗变（mental deformations）的最佳例证，这些心智嬗变归根到底都是由于习惯性的外证实践而产生的。在德国大学及相关领域内，对于批判工作给学者们造成的恶劣影响，几乎没有哪一年过去了却听不到抱怨的。
在1890年，吉森（Giessen）大学的校长菲利皮先生（Herr Philippi）深深地哀叹那在预备性批判和普通文化之间敞开着的裂隙，他说：文本批判埋头于无甚重要的细枝末节中；学者们为了校勘的乐趣而去校勘；无数的预防措施，都被应用在了对毫无价值的文献进行复原上；因而显然地，“研究材料，被认为比其智识活动的结果要更具有重要性”。这位吉森的校长，在德国学者们的流行风尚中以及他们苦楚的论战性著作中，看见了那一习惯的影响。那一习惯指学者们所感染了的“过度专注琐事”（preoccupation with little things）的习惯。 (15) 同一年，巴勒（Bâle）大学的J．V．普弗琉克·哈东先生说出了同样的评论。“历史科学各高阶分支被轻视了”，这位作者在其《历史研究》（Geschichtsbetrachtungen ） (16) 中说道：“所有被认为有价值的，现在只是那些微观的观察结果，以及琐碎细节上的绝对精确。对文本和原始资料的批判，已经成为某种竞技运动；换言之，遵从这场游戏的规则就足以确保内行们认可，根本不必去考虑研究所得结果的内在价值，同时若想最低限度地打破这场游戏的规则，都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学者们彼此间普遍是粗鲁地恶意相对；他们挖了些小丘，却称它们是峻岭；他们的虚荣和法兰克福公民们的自负一样，是滑稽的。法兰克福的公民们过去常常沾沾自喜于看到，‘所有你能看到的，直至远方的拱门，都是法兰克福的领地’。” (17) 对我们而言，在学者们常常遭受到的三种职业风险——浅薄涉猎（dilettantism）、吹毛求疵和无力从业——之间，我们倾向于有所区别：
首先挑出最后一个无力从业。——批判分析的习惯对某些人的智识造成一种松懈性的、麻痹性的影响。天生性情胆怯的人发现：无论他们在批判工作、文献辑校或整理上花了多少劳力，他们往往都要犯些小错，而且因为他们所受的批判教育，这些小错令他们满心厌恶畏惧。若是校改时间错过了，却又在他们完成了的工作中发现大错，这会使得他们感到剧痛。因为担忧那些可能的瑕疵，他们最终会陷入一种病态的焦虑和顾虑的状态。那种焦虑和顾虑阻止了他们做任何事情。他们不断地进行严格的检讨，但这类检讨却使得他们停了下来。他们把同样的标准用于其他人的工作成果，最终他们在历史著作中仅仅看到了典据、注释和参考文献。而且在参考文献中，他们只看到了其中要校正的错误。
吹毛求疵。过分批判就和最拙劣的无知一样，都会导致错误。吹毛求疵主要是批判原则被应用在了超出其权限范围外的各种情况中。吹毛求疵与批判相关，就像咬文嚼字与逻辑相关一样。有些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察觉出谜团，即使是在那些毫无困惑的地方。这些人挑取出那些完全清楚明白的文本，然后以除去想象中的文本讹误为借口，细究那些文本，最终他们把那些文本搞得疑窦丛生。他们在真实的文献中发现了伪造的痕迹。一种奇怪的心态！通过坚持不懈地提防着轻信的本能，他们逐渐怀疑起每样东西。 (18) 人们注意到：当文本批判和原始资料研究取得了积极进步的时候，吹毛求疵的危险随之就会与日俱增。当所有的历史资料都被正确地批判了（对于古代史的某些领域，这并非什么渺茫的期望）的时候，良好的判断力将喝令停下来。但是批判学家们将拒绝停止；就像他们对校勘绝佳的文本所做的那样，他们会仔细推敲，但那些反复推敲的人将无可避免地落入吹毛求疵中。“历史研究及其辅助性的语文学诸科的特殊性”，勒南说，“就是一旦它们达至其相对完美程度，它们就开始自我毁灭了”。 (19) 吹毛求疵就是这种情况的诱因。
浅薄涉猎。职业的和业余的批判学家们都有着一种倾向，即把文献外证当做一种技巧游戏。他们认为外证是很难的，但从外证规则的复杂变化中会衍生出某种乐趣，而那种乐趣就和下象棋差不多。他们中有些人对更大的问题——实际就是指历史本身——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为批判而批判，而且在他们看来，无论研究结果会是什么，研究方法的雅致都比研究结果要更重要些。这些艺术能手们，对于把他们的工作与某些普遍观念联系起来——例如，系统地批判涉及某一问题的全部文献，以求解答该问题——是毫不关心的；他们不加区别地批判与各色主题相关联的各种文本，而且这些文本还得是被完全污损了的。他们以批判技能为武器，涉猎了整个历史领域，并且暂停于任何一处需要他们帮助的棘手问题；若是这个问题被解决了，或者至少研讨过了，他们就到别的地方找寻其他问题。他们在死后没有留下什么一以贯之的著作，而只是一批驳杂不一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涉及每一个可以想到的主题，正如卡莱尔（Carlyle） [5] 所言，它们就像是一间古董店或一处小岛星落的群岛。
浅薄的涉猎者们，以貌似十分有理的论点捍卫着他们的浅薄涉猎。首先，他们说每件事情都是重要的；在历史中，没有任何文献没有它的价值：“没有任何科学的工作是没有结果的，任何真相对科学都是有其用处的……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主题是琐碎的”；因而，“使得工作有价值的，并非某主题的本质，而是所用的方法”。 (20) 历史中重要的事情不是“人们积累的种种观念；而是精神的体操，智识的训练——简言之，科学的精神（scientific spirit）”。即使假定了历史资料的重要性程度不一，也没有一个人有权先天的就断言某份文献是“无用的”。请问在这些问题上效用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多少被长期鄙夷的文献，不是由于人们视角的转变或有了新的发现，而被突然加以重视了么？“所有的排除都是轻率的；没有任何研究，可以被预先打上火印认为是必定无结果的。那种本身就毫无价值的东西，也许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会变得有价值”。也许会有那么一天，科学大厦在某种程度上被完成了，那时微不足道的文献和事实也许可以被放心地抛开；但是，我们现在并不能把必要的与冗余的区分开来，而且分界线将肯定绝不会被很容易地找到。这证明了最专门的研究和各方面均无效用的研究都是正当的。而且，如果越来越难以区分的话，那么即使有些无用的工作，这又有何妨呢？“它是科学的一条法则，也是所有人类活动的一条法则”，而且确实是所有关于自然的工作中的一条法则，“概括地说，工作起来要有广阔的所谓冗余空间”。
尽管最大限度地去反驳这些论点是可以办到的，但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做。此外，勒南已经以同等魄力为问题的两面作了辩护，他以如下言语决定性地终结了论辩：“某些研究占用了一些时间，而这些时间本来最好是花在更严肃的问题上，就此而言，也许可以说那些研究是无用的……尽管对一名工匠而言，充分掌握所从事工作的所有知识是不必要的，但是，人们依然希望那些献身于特殊行当的人对某些一般性因素有所认识。人们认为正是那些一般性因素才使得他们的研究有价值。现代科学把其进步归之于所有勤劳的工作者们，如果工作者们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有一种哲学上的理解，那多少宝贵的时间将被省下来啊！……让人深以为憾的是人类劳力的浪费是太大了，而这纯粹是因为缺乏向导，且对所追求的目标没有一个清晰的意识。” (21)
浅薄涉猎，与特定水准的精神状态及特定程度的“道德完善”是不相容的，但是和技术熟练程度是相符的。某些最娴熟的批判家们纯粹是在卖弄他们的技艺，从来没有反思过目标。对那些目标而言，他们的技艺只是一种手段。然而，不可推论出科学本身毫不畏惧浅薄涉猎。进行批判工作的浅薄涉猎者们，工作起来有若幻想和好奇心在向他们发号施令；吸引他们的那些问题，不是因为它们内在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们的困难程度。浅薄涉猎者们并没有向历史学家们（那些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整合材料，并且为了各种主要历史项目而使用那些材料）提供后者最急迫需要的材料，而是供以也许可等些时候才会用到的其他材料。如果这些专家们在外证方面的活动只指向那些其解决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而且如果他们的活动从头到尾都是有条不紊的、引导性的，那么外证的成果将更丰富些。
通过某个理性的“劳动组织”来预防浅薄涉猎的危险，这种观念已经是陈旧的了。50年前，普遍听到人们在谈论着“监管”，即那“把分散力量集中起来”的“监管”；到处都在梦想着仿照那些现代工业建立起“大工场”，在那些工场中，为了科学的利益，预备性的批判工作会被大规模地完成。事实上在我们的时代，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政府（通过各种历史委员会和考察团）、学院和学术团体，为了大宗搜集事业的目的，已经在竭尽全力地集中专业学者们，并且协调这些学者们的工作。这一切像极了旧日各家修会所做的。但是，尽管这种外证专家们的联合体是出于工作目的而组建的，并且还有着干练人士的监管，但却仍呈现出了某些巨大的机械性困难。“科学劳动组织”的问题，依然是处在议事日程上。 (22)
Ⅲ．批判学家们经常被指责是傲慢无礼的，而且他们对其同行的工作所给的评价也被认为是过于严苛的；我们看到，这些缺点常常被人们归因于批判学家们过于“专注琐事”，那些其工作被严格评判过的人更是被认为如此。但事实上，谦逊且温和的批判学家是有的：因而缺点问题是一个性格问题；就此而言，职业的“过度专注琐事”并不足以改变天生的倾向。“这好心的杜·孔日先生（Ce bon monsieur Du Cange）”，正如本尼迪克特派教士们所言，是谦逊的过了头。“要想做得更多些，并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是必需的”，杜·孔日在谈及他的工作时说，“除了眼睛和手指”，按此原则，他从不责备任何人。“如果我研究它是为了研究的快乐，而且不会给任何别的人带来痛苦，那么至多会给我自己带来点快乐”。 (23) 当然，绝大多数批判学家们确实对于揭露彼此的错误毫无内疚，而且人们也真得发现他们那素朴的热情有时候是以苛刻的、专横的言语表达出来的。除了这种严苛态度之外，那些批判学家们都是十分正确的。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其他学术及科学行业的成员一样，批判学家们热切地渴望着明了科学真理的价值，因此，他们认为责问犯错者是必要的。由之，他们就能够关上门，不让那些无能力的人和往昔出没于他们这一行中的江湖骗子们进入。
在那些打算献身于历史研究的年轻人中，有些人的商业气息和庸俗志向要强过对科学的热爱。这些人常常自言自语道：“历史工作，如果它是依据方法原则进行的，那么就需要无尽的劳动和审慎。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看到那些其作者多多少少严重违背这些规则的历史著作么？那些作者因为需要无尽的劳动和审慎而思考得更少一些了么？爱深思熟虑的作者，总是最尽责的作者么？机敏不能替代知识么？”如果机敏真的替代了知识，那么由于做坏的工作要比好的容易些，而且这些人的重要事情都是办成功了的，他们也许会被诱惑去推断：无论他们干得多么糟糕，只要他们能成功就行。在这块干得最好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最优秀的人的领域内，就上述问题而言，为什么历史研究不该进展得完全跟他们想的一样呢？没错，这种局面应归之于批判学家们无情的严厉批判。批判学家们指责他们是可鄙的，而且这种算计也是灾难性的。
直到第二帝国末期，在法国仍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历史研究题材的开明舆论。历史博学工作的糟糕著作被泰然地出版，而且有时候这种糟糕著作的作者甚至还会得到不该得到的奖赏。《文史评论》（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的创办者们正确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会令人士气低落，于是他们担负起了与之作斗争的任务。为此目的，他们主掌了公开惩处那些明显缺乏良知或方法的批判学家们的权力。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责惩旨在让那些批判学家们永远地厌恶博学工作。在历史研究领域内，他们执行了各式各样值得注意的判决，但这一切都不是为了判决的快乐，而是在以坚定的决心去确立一种审查制度和一种有益身心的正义性恐惧。此后，糟糕的研究者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宽恕；而且，尽管《评论》并没有对全体公众施加什么重大影响，但它的管制活动覆盖了十分广泛的领域，以至于给绝大多数的那些认为真诚品质是必要的且尊崇方法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在最近的25年里，那股责惩糟糕研究者的冲动，已经出乎预料地扩散开来了。
在诸多与学者们的研究相关联的事情上，欺骗学术界（或者至少继续欺骗一段时间）现今都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事。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就和各门严格意义的科学的情况一样，现今想发现一处新的错误或者质疑某条古老的真理，都是太迟了。在某次拙劣的化学实验或某份草率的辑本被同样认出来之前，也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有可能要好几年；尽管不精确的结果会被有所保留地暂时接受，但谬误或迟或早——一般来说会很快——总会被发现、谴责并去除掉。外证工作的理论现在被令人非常满意地建立起来了，完全精通这些理论的专家们的数量，在每个国家都是非常多的。因而极少例外地，只要各种文献的提要编目、辑本、《实录》、论著等问世，它们就会被专家们细核、剖析并鉴定。今后，若是冒险出版一本博学著作，却没有首先完成那些可能令之无懈可击的事情，那这将是轻率至极的；否则，该著作将被迅速地（或者稍稍延迟些）攻讦并打倒在地。某些好心人不知道这一点，仍然不时地抛头露面，他们这些人完全够被列入准备不足的批判之学的列表中了；他们满怀期望是有所作为的，并且显然确信在历史领域中和在政治及其他领域一样，有可能通过即兴的和近似的方法而非任何“专门知识”来进行研究。他们日后感到懊悔了。若是知道这一点，那些好心人就不会去承担这项冒险任务了；因为他们若是意识到这项苦活是意义重大的，但荣誉是一般的，而且这一领域是被卓越的专家们全神关注着的，那么批判之学的任务对他们就毫无吸引力了。这些专家们对入侵者们是没有太多好感的。那些好心人清楚地看到历史领域并没有给他们这些人留出什么地盘来。因而，批判学家们那率直的、坚定的真诚性，驱逐走了某类不受欢迎的同行，而后者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偶尔要迁就的。
糟糕的研究者们，正在寻找着一块比批判学家们的批判要少些严密性的地方；事实上，他们是非常乐意避难到历史解说中去。方法规则在历史解说中并非一目了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并非人人皆知的。文本及原始资料批判现在已经确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历史综合工作仍在被随意地进行着。精神错乱、无知、疏忽——在批判之学的诸种工作中，都是非常显眼的缺点——在历史工作中，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学技巧掩盖了；而且在此方面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全体公众对这些缺点是毫无警觉的。 (24) 简言之，在这一学科内，逃避惩罚依然有着一定的机会。不过，这种机会在逐渐减少。终有一天，做了错误综合的浅薄作者们，将和现今那些在预备性批判方面显得肆无忌惮或毫无章法的人所得到的待遇一样，不会再被款待备至了。那一天不会太久了。19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奥古斯丁·梯也里、兰克、弗斯泰尔·德·古朗治、泰纳等人，他们虽恍若昨日方逝，但他们的著作却已经被抨击得体无完肤。他们方法上的缺憾，已经被看见、界定并处以了判决。
人们已反思到：那个可以糟糕地进行工作但却不会因之而获罪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或者说几乎结束了。那些对其他考虑事项无动于衷的人，应该因这种反思而在历史工作中变得真诚起来。
注释
(1) 这一观点很容易被展开，而且常常被人扩充，近来J．贝迪耶先生对它有所发挥，载Revue des Deux Mondes ，February 15，1894，pp．932以下。
有些人欣然地承认博学这类苦差是有用的，但却又不耐烦地发问是否“某份文本的辑校”或“对哥特语羊皮书的释读”是“人类心灵的至高成就”，是否外证实践所内蕴的那种智识能力证明了或没有证明“所有这些小事——它们改变了那些拥有那种智识能力的人”——都是正当的。这个问题显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一场论战在布吕内蒂埃先生（M．Brunetière）和布舍里先生（M．Boucherie）之间展开了。布吕内蒂埃先生劝告学者们要谦逊持中，而布舍里先生则坚持认为学者们有理由自豪，有关文章载Revue des langues romanes ，1880，vols．Ⅰ and Ⅱ．
(2) 在只涉及到外证的地方，有许多人是第一流的批判家，但是他们从未形成高阶批判的概念，或者一种对历史的真正理解。
(3) Renan，Essais de morale et de critique ，p．36．
(4) “如果它只是为了严格的精神科学（mental discipline）着想，那我就不该看重那从未（至少在其一生中某段时间未曾）致力于阐述某些特殊要点的哲学家”（L'Avenir de la science ，p．136）。
(5) 是否“所有的须亲自进行的初阶发掘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对此问题，参较J．M．Robertson，“Buckle and His Critics”（London，1895，8vo），p．299。
(6) 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 ，p．230．
(7) 对于那些令人气馁的和鼓舞人心的职业而言，大学教授是处在美妙的天堂中；但是，“魏茨在某次学术讲演中正确地指出，学生们通过个人的努力必定可以实现目标（批判技能）；教师在这项工作中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Revue Critique ，1874，Ⅱ．p．232）。
(8) 转引自Fr．X．von Wegel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istoriographie （München，1885，8vo），p．653。
(9) Renan，同上，p．125。
(10) B．Hauréau，Notices et extraits de quelques manuscrits latin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Ⅰ．（Paris，1890，8vo），p．v．
(11)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1896，p．88．比较一下在那部令人感兴趣的思想传记中的类似特点，该传记是关于希腊学家、古文书学家和文献学家夏尔·格罗的，E．Lavisse著（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 ，Paris，1885，18mo，pp．265以下）。
(12) 参见H．A．L．费希尔（H．A．L．Fisher）的文章，载Fortnightly Review ，Dec．1894，p．815。
(13)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从事批判之学的独特才华；他们这些人既有着解决问题的能力，又有着搜集的嗜好。然而，很容易把他们划为两类人：一方面可根据他们对文本批判及文献出处研究所表现出的明显偏好，另一方面可依据他们对更吸引人的但智识性差些的搜集工作所表现出的明显喜爱。J．哈维特是一位博学问题研究的大师，但他总是拒绝从事广泛搜集莫洛温王朝皇家特许状的工作，而那是一项他的仰慕者们期待着他去做的工作。就此而言，他欣然承认他“缺乏进行长期技术性活动的兴趣”（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896，p．222）。
(14) 普遍听闻的是此种论断的反面，即：批判之学这苦差（外证），在历史领域中胜过其他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处在平均能力范围内的，而且，智识最平庸的人在经过某种适当的初阶训练之后，也许都能有效地从事它们。没有任何思维水准或思考能力的人，的的确确都能在批判领域中从事各种工作，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具有某些特别的才能。错误观点是：每一个人只要是善意的且经过了某种特殊训练，无一例外地都适合从事外证工作。在那些不能胜任这些工作的人和那些适合它们的人中，既有明理之士，亦有呆瓜白痴。
(15) A．Philippi，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den philologischen Unterricht ，Giessen，1890，4to．比较Revue Critique ，1892，Ⅰ．p．25．
(16) J．von Pflugk-Harttung，Geschichtsbetrachtungen ，Gotha，1890，8vo．
(17) 同上，p．21。
(18) 比较前文，p．99。
(19) 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 ，p．ⅩⅣ．
(20) Revue historique ，1 ⅩⅢ．（1897），p．320．
(21) Renan，同上，pp．122，243．E．拉维斯（E．Lavisse）在其致巴黎学生的演说中曾以其他言语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但勒南的表述远胜过拉维斯（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pp．14，86，&c．）。
(22) 我们中的一位（朗格诺瓦先生）提出：应另择机会详尽阐述一下，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研究组织在过去300年里（特别是19世纪）所有已做过的工作。J．富兰克林·詹姆逊（J．Franklin Jameson）已经搜集了一些关于该主题的资料，“The Expenditures of Foreign Governments in behalf of History”，载“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1891”，pp．38-61．
(23) L．Feugère 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u Cange，pp．55，58．
(24) 尽管外证专家们对相关批判工作是判断力敏锐的，但是当他们没有在方法上先天地轻视所有综合的时候，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会和其他人一样，很容易就被各类错误的综合、“一般观念”的呈现或种种文学技巧弄得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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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亦可译作批判历史学或校勘学。
[2] 语出荷兰古典学家鲁恩肯（1723—1798）。
[3]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著名哲学家；巴斯纳热（1653—1723），法国教士，莱布尼茨的朋友。
[4] 弗劳德（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和作家，卡莱尔的友人和学生，也是卡莱尔遗嘱指定的处理其文学遗著者之一。
[5] 卡莱尔（1795—1881），英国著名散文家和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