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当一名动物学家描述肌肉的形状和位置的时候，当一名生理学家给出某次运动的曲线的时候，我们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的结论，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获得这些结论所依凭的方法、工具和计数法（system of notation）。 (1) 但是，当塔西佗说到日耳曼人时，“他们每年交换耕地（Arva per annos mutant）”，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是否塔西佗本人采取了正确的表述方法，甚至也不知道他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耕地”和“交换”这两个词的；要确定这一点，初阶工作是必要的。 (2) 这种工作就是内证（internal criticism）。
批判的目标是要在某份文献中发现什么是可被承认为真的。今日所见的文献仅仅是一长串工作的最终结果，但对于这些工作的细节，文献作者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信息。文献作者必定会观察或者搜集事实，然后拟定言辞，最终形诸文字；但这些工作彼此是完全不同的，很有可能并非所有的工作都被以同样的精确度完成的。由之，要想辨别出哪些工作是被错误进行的，并且拒斥错误工作的结果，则有必要分析文献作者的劳动成果。分析因而必然是要进行批判；全部批判始于分析。
为了逻辑上的完善，分析应该重建文献作者所必然进行的全部工作，并一个接一个地核查它们，看看是否每项工作都被正确地进行了。有必要核查文献制作的全部连续性活动，这些活动从文献作者观察作为其素材的事实那一刻开始，直迄他亲手书写文献的活动为止。更确切地说，有必要在相反方向上行进，一步一步地从文献书写活动回溯至观察行为。这种方法是太冗长乏味了，因而没有任何人会有时间或有耐心去应用它。
内证和外证一样，不是那种因其使用时带来纯粹快感而使用的工具； (3) 内证不会带来任何直接的满足感，因为它没有决定性地解决任何问题。它仅仅因为它是必要的而被使用，而且它的用途只有那么一点儿。最严格的历史学家亦对一种简化的方法表示满意，那种方法把所有的工作浓缩成了两大块：（1）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和积极的诠释性批判，这种批判对于确定作者意旨为何是必要的；（2）对文献制作情况的分析和消极的批判，这种批判对于核证作者的陈述是必要的。然而，这种两分法的批判工作只有少数人使用。甚至那些按方法来进行工作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天然倾向都是抱着从文本中间直接提取信息来阅读文本，他们没有任何先行确定文献作者心中确指为何的念头。 (4) 19世纪的文献是由那些语言及思维方式都与我们类似的人写成的；就19世纪文献而言，当这些文献至多只有一种可能诠释的时候，这种直接提取信息的方法倒多半是情有可原的。一旦文献作者的语言习惯或思维习性与那些释读该文献的历史学家不同了，或者当文本的意义并非是显而易见的和无可置疑的时候，这种直接提取信息的方法就开始变得危险了。在阅读一份文本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只去着力于理解它，而是肯定会把自己的观感附加于它；他会被文献中合乎其本人观点的若干短语或语词所打动，或者被那些与他先天所持有的事实概念相一致的语句打动；他会无意识地拆解这些短语或语词，并用这些短语或语词构造一份想象的文本，然后他又用这份想象的文本取代文献作者的真实文本。 (5)
Ⅱ．和历史学一样，内证所用的方法也总是要抑制着初始的冲动。在内证工作开始之前，有必要吃透一条原则并订立一条规则；前者是一条十分浅显但却常常被人忘记的原则，即一份文献仅仅包含着撰述它的人的想法；后者则规定了，在为历史学研究目标而去问询能从文本中提取出什么信息之前（before），只有通过文本本身理解了文本才能开始工作。由之，我们得出了这条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对每份文献的研究应该始于对其内容的分析，要抱着确定文献作者的真实含义这一唯一目的来进行研究。
这种分析是一种初阶工作，与众不同的，而且是独立的。与批判之学的工作一样， (6) 经验表明小纸条的方法是可取的。每张小纸条都将包含着对某份文献、某份文献的个别部分、或者对文献所述某一事件的分析；分析不仅应该阐明文本的一般意义，而且要尽可能地搞清楚作者的目标和见解。逐字地复述任何似乎体现出文献作者思想特点的表述，这将是很好的。不过没必要把某份文献的全部内容都形诸白纸黑字，有时候在心里分析下文本就够了；在心里分析完文本之后，我们只须记下我们打算利用的要点。但是，以个人印象来替代文本的危险总是存在着的。要防范这种危险，只有一种真正的预防措施；那就是应该确立一条不可违背的规则，即若是没有首先在心里——如果不是在纸上——对某份文献作了全面分析的话，那么无论如何都绝对不要去摘录该文献或者对该文献作局部分析。 (7)
分析一份文献就是去辨明并析取出文献作者所表达的全部观点。因而，分析简化为了诠释性批判。
诠释经过两个阶段：首先涉及到字面意思，其次则与实际意思相关。
Ⅲ．确定某份文献的字面意思是一项语言学工作；相应地，语文学（狭义上的）被列入了历史辅助科学中。要理解某份文本，首先就必须懂得该文本的语言。但是，一般的语言知识是不够的。要诠释都尔的格雷戈里，泛泛地了解拉丁文是不够的；必须对都尔的格雷戈里写作所用的那种特殊拉丁文加以专门研究。
天然的倾向是认为同一个词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该词都有着同样的意思。我们本能地把一门语言看做是一套固定的符号系统。固定性确实是符号的一个特点；符号显然是为了科学用途而发明的，比如代数符号或化学术语。在科学中，每种表达都有着某种单一的精确意思，这种意思是绝对的、不变的；每种表达都表达了一种精确分析了的、限定了的观念。那种观念是单一性的；在任何该种表达会出现的情境中，而且无论该种表达会被什么样的作者使用，所表达的观念总是一样的。但是，撰述文献的日常语言是变化不定的：每个词都表达着一种复杂的、不明晰的观念；每个词的意思都是多重的、相关的和易变的；同一个词也许代表着好几种不同的事物，并且在不同的意义上被同一位文献作者根据情境而使用着；最后，一个词的意思在不同作者间是有变化的，而且随着时间还会有所改动。Vel，在古典拉丁语中仅仅具有或者和甚至的意思，但在中世纪的某些时期，它意指着和；suffragium，在古典拉丁语中表示投票权，但在中世纪拉丁语中，该词新增了帮助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抗抵住那种诱导着我们的本能，后者会诱导我们以词语的古典或日常意思来解释某一文本的所有表达。语法诠释奠基于语言的一般规则，历史诠释是以对特殊情况的核查为基础的；语法诠释必须辅以历史诠释。
所用的方法就是去确定文献中词语的特殊意思；这种方法依赖于一些很简单的原则。
（1）语言随着不断的演进而变化着。每个时代都有着一种专属语言，这种语言必须被视作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要理解一份文献，我们必须懂得那一时代的语言——换言之，在文本被书写的那一时代所用的词语的意思及表达形式。一个词的意思，可以通过汇集使用了该词的段落来确定：一般来说，对于某词的意思有疑问，若是这些段落中的某句话是毫无疑义的，则该词的意思将被确定。 (8) 在诸如《拉丁文库》（Thesaurus Linguœ Latinœ ）或杜·孔日的各类术语汇编中，这条原则的基本信息都给出来了。在那些汇编中，一个条目只讨论一个单词，而且每个条目都是每个单词所出现段落的一次汇集，并且这些段落都明确标明了文献出现时间。
当文献作者以其所会的某种死语言写出了多本著作的时候——中世纪早期拉丁文本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必须警惕那些随意使用的词语，或者为求典雅而精选的词语：例如，consul（伯爵）、capite census（选举人）、agellus（广阔领域）。
（2）语言的用法在不同地区也许是有所差别的；因而，我们必须懂得文献被写成的那一国家的语言——换言之，在那一国家中通行的特殊意思。
（3）每位作者都有着他自己的写作风格；由之，我们必须研究作者的语言，即他所使用的语词的特殊意义。 (9) 这项工作得到了各种关于某位文献作者的专业辞典的帮助。比如莫伊泽尔（Meusel）的《恺撒辞典》（Lexicon Cœsarianum），该辞典汇集了恺撒所用的每个词的全部段落。 [1]
（4）一种表达随着它所出现的段落而变更着它的意思；因而，我们若解释某个词和句子，不应认为该词和句子是孤立存在的，而必须着眼于语境的一般含义。这就是语境原则， (10) 一条基本的诠释原则。该原则的意思是：在使用某个取自一份文本的语词之前，我们必须从头到尾地读完这份文本；该原则不允许一部现代著作充斥着各种引语；换言之，禁止从篇章段落中割裂出若干语词，却不考虑语境所赋予这些语词的特殊意思。 (11)
这些规则，如果严格执行了的话，将构成一种精确的诠释方法。那种方法几乎不会留有任何犯错的机会，但需要耗费掉惊人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得不通过某项特殊工作来确定每一个词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作者乃至不同语境中的意义，那必须要付出多么大的劳动啊！然而，这正是一次精心的转译所必要的劳动：就某些具有重大文献价值的古代著作而言，这项工作已经在进行了；而对于大量庞杂的历史文献，我们实际上满足于一种简略的方法。
并非所有的词语都经历了意思的变迁；它们中绝大多数，在全部作者和所有时代中都持有着一种相当一致的意思。由之，我们也许会满意地去专门研究那些从其本质上就容易具有不同意思的表达：首先，成语已经是固定的了，不会随着构成成语的语词的演进而变化；其次（且是主要地），有许多语词意味着在其本质上就易于演进的事物，比如人的等级（miles、 [2] colonus、servus）、制度（conventus、justitia、judex）、习惯（alleu、bénéfice、élection）、情感、普通物品。就那些类别中的全部词语而言，想当然认为它们都有一种固定的意义，这会是轻率的；在待诠释的文本中，确定它们被以何种意思在使用，这是绝对必要的预防措施。“这些词语研究”，弗斯泰尔·德·古郎治说，“在历史科学中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一个被错误诠释的术语也许就是严重错误的来源”。 (12) 实际上，古朗治仅仅通过把诠释性批判系统地应用于大约100个词，就成功地彻底变革了墨洛温王朝时代研究。
Ⅳ．然而，当我们分析了文献并确定了其词语的字面意思之后，我们依然不能断言我们触及到了文献作者的真实思想。文献作者也许有可能是在某种间接意思上使用着一些表达；这些表达会以好几种方式出现，比如譬喻和象征，戏谑和玩笑，暗指和暗示，甚至还有言语的普通修辞，即隐喻、夸张、反语。 (13) 在所有这些表达方式中，文献作者都是在有意地以一种不精确的形式掩饰着语词的实际意思；因而刺破字面意思，深入到真实意思，这是有必要的。
在逻辑上，间接意思这个问题是很令人尴尬的，因为没有什么固定的外在准则可使我们能据以肯定地查明某种间接意思；就玩笑而言，在本世纪它已经成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作者构思的一个基本部分，但作者并不会给出任何会泄露戏谑意图的迹象。在实践中，我们在道义上也许可以确信：无论某文献作者的主要意图会被理解到什么程度，该文献作者都不会使用一种间接意义。因而在官方文献、特许状以及历史叙述中，我们极有可能不会遇到那类困难。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文献的一般形式许可了我们假定：文献是按语词的字面意思来书写的。
另一方面，当作者除了所被理解的目的之外尚有着其他旨趣的时候，或者当作者是在为那些能够理解其种种暗指并领会到字里行间含义的公众们写作的时候，或者当作者期待着他的读者们依据某种宗教的或文学的入门知识可理解他的象征和言语修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到间接意思了。这正是宗教文本、私人信函及所有那些文学作品的情况，而且那些著述构成了古代文献的很大一部分。因而，辨明并确定文本中隐含意思的艺术，在诠释学 (14) （一个特指诠释性批判的希腊词）理论、宗教典籍注疏和古典作家注释中，总是占有着很大一块地盘。
在字面意思之下潜藏某种间接意思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差异极大，而且那些方法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特殊的情境。因此，不可能把查明那些间接意思的艺术简化为既定的规则。只能得出一条普遍的原则，换言之，当字面意思是荒谬的、不连贯的或含糊的，或者与文献作者的观念或其所知事实相抵触的时候，则我们应该推测有一种间接意思。
确定这种间接意思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某位作者的语言的步骤是一样的：我们先是怀疑某些表达有一种间接意思，然后我们把这些表达所出现的段落相比较，接着在可以依据语境猜测出意思的段落中，看看是否这些表达并非只有一种意思。这种研究过程的一个著名例证就是对《启示录》（Apocalypse ）中兽（Beast）的譬喻意思的发现。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解决这些间接意思问题的必然方法，则我们绝对没有权利去说我们已经发现了所有的隐含意思，或把握了蕴藏于语境中的全部暗指；甚至当我们自认为已经发现了这种隐含意思的时候，我们都最好不要认为从某种必然的推测性诠释中得出了所有的推论。
另一方面，新柏拉图主义者们（neo-Platonists）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斯维登伯格的信徒们（Swedenborgians）在《圣经》（Bible ）中到处找寻着譬喻意思，像这样的做法我们有必要对之保持警惕，不要被诱惑了。那种恶性诠释学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我们依然受着那类到处找寻譬喻的类似倾向的威胁。那种到处找寻譬喻意思的研究总是推测性的，而且研究目的主要在于迎奉解释者的虚荣，而非提供那些历史学能够应用的结果。
Ⅴ．当我们最终触及到文本的真实意思的时候，积极性分析工作就宣告结束了。这项工作的结果会让我们熟悉文献作者的概念、文献作者心中的意象、文献作者据以构想世界的各种一般性观念。这类信息属于知识的一个重要分支，整个历史科学都赖以构建而成： (15) 插画艺术史及著作史、科学史、哲学与道德学说史、神话及教理史（它被称作宗教信仰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只是研究正式的教义，而非探究是否这些教义是可信的）、法律史、官僚制度史（只要我们不去探究这些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应用的）、各类民间传说、传统、舆论、概念（可粗略地称作信念）。民间传说、传统、舆论和概念的汇纂工作可以被纳于民俗学名下。
所有这些研究，仅仅需要那种研究文献出处及源流的外证工作，以及诠释性批判；这些研究要求是详尽的，但这种详尽性在某种程度上次于关于客观事实的历史研究，因而，这些研究被较早地按某种方法论原则建立起来了。
注释
(1) 不过，各门观测科学也需要某种批判。我们不会毫无验证就接受任何人得出的结论，我们只接受那些知道如何进行工作的人所得出的结论。但是，这种批判仅被使用一次，而且是应用于观测者本人，而非观测者的工作；相反，历史批判必须分别处理某份文献的每一个部分。
(2) 参较前文，第二卷第一章，p．67。
(3) 参较前文，p．122。
(4) 泰纳在其《当代法国的起源》（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第二卷《革命》（La Révolution ）中，看来这样做了。他对未刊文献进行了摘录，并在其著作中大量插叙这些摘录。但似乎他没有首先从方法上分析这些摘录，以求确定这些摘录的意思。
(5) 弗斯泰尔·德·古郎治，非常清晰地解释了这种方法（method ）的危害性：“某些研究者首先形成一种观点……然后他们才开始去阅读文本。他们在冒着根本不理解这些文本或者会错误理解这些文本的巨大危险。所发生的情况是：在文本与读者的先入之见之间进行着一场无言的论战；读者内心拒绝领会与其观点相反的东西；而且，论辩的结果一般来说不是读者内心向文本证据投降，而是文本屈从、服从并令其自身顺从读者的先入之见……把个人观点带入到文本研究中，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一个人认为他自己正在沉思某个对象，但他正在沉思是他自己的观念。他认为他正在观察某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却同时呈现出他内心希望该事实所具有的那种外貌和意义。他认为他正在读一份文本，但却从这份文本的语词中提取了一种合乎某种现成观点的特殊意思。这种主观的方法，已经给墨洛温王朝时期历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伤害……阅读文本是不够的；必须在形成某些成见之前阅读它们……”（Monarchie franque ，p．31）出于同样的理由，弗斯泰尔·德·古郎治抨击了根据别种文献来诠释某份文献的做法；他对根据蛮族律法来解释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 ）的惯例表示不满。《历史问题评论》（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1897年第1卷上，古朗治发表了一篇论及方法的垂训性文章，即《历史文本分析》（De l'analyse des texts historiques ），这篇文章谈到了摩诺德先生对都尔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的评论：“历史学家应该以对每份文献的精确分析来开始其工作……分析某一份文本……就是要确定每个语词的意义，并且把握作者的真正用意……他［摩诺德先生］不是去搜寻历史学家的每个用词的意思，也不是在查清历史学家使用那些词所要表达的思想，而是根据在塔西佗或《萨利克法典》（Salic law ）中所发现的东西来评论每条句子……我们应该明白真正的分析是什么。许多人都谈论到分析，但没有多少人会去用它……通过对每处细节的专注研究，分析能够从文本中得出蕴含于其间的全部东西；不要把不属于文本的东西插入到文本中。”
在阅悉这条精彩的忠告之后，读一读摩诺德先生的答复将会是富有启发性的（载Revue historique ）；我们将看到，弗斯泰尔·德·古郎治本人并不总是在践行着他本人所推荐的方法。
(6) 参较上文，p．103。
(7) 分析工作也许可以委托给某位副手，《实录》和记录编目正是这样做的；如果这种分析被《实录》的汇编者正确地完成了，那么就不需要再去分析一次。
(8) 这一分析过程的实例可参见Deloche，La Trustis et l'antrustion royal （Paris，1873，8vo），而且在弗斯泰尔·德·古郎治的书中实例尤为丰富。特别参见对词语marca （Recherches sur quelques problémes d'histoire ，pp．322-356），mallus （同前，372-402），alleu （L'Alleu et le domaine rural ，pp．149-170），portio （同前，pp．239-252）的研究。
(9) 这种方法的理论和实例，可在弗斯泰尔·德·古郎治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Recherches sur quelques problêmes d'histoire ）（pp．189-289）中看到，该书涉及到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的陈述。特别参见pp．263—289，对塔西佗论日耳曼人文化风尚的那一著名篇章的讨论。
(10) 弗斯泰尔·德·古郎治这样阐述道：“把两个词从它们的语境中分离出来，这绝对是不妥的；这样做正是那种弄错了它们意思的方法。”（Monarchie franque ，p．228，note1）
(11) 下文就是弗斯泰尔·德·古郎治如何声讨那种实践的：“我不谈论那些妄图靠转引来获知的人，那些人至多花点工夫去核实一下是否他们所看到的引语真地就出现在有关段落中。核实引文是一件事，阅读文本则完全是另一件事，两件事常常得出相反的结论。”（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1887，vol．Ⅰ）亦参见（L'Alleu et le domaine rural ．pp．171-198）在土地共同体（community of land）理论上针对格拉松先生（M．Glasson）所给出的训诫：有45处引文被依据它们的语境进行了研究，这样做旨在证明它们中没有一个具有格拉松先生所赋予的意义。我们也可以比较下答复：Glasson，Les Communaux et le domaine rural à l'époque franque ，Paris，1890。
(12) 在弗斯泰尔·德·古郎治那里，所有原创性的工作都依赖于他的诠释性批判；他个人从未做过任何外证工作，他对文献作者的真诚性及精确性的批判性核查，因对古代作者们的叙述的盲目尊崇而被妨害了。那种尊崇等于是轻信。
(13) 一个相似的难点出现在对记功碑的诠释中；表现物并不总是被从表面意义上来认识的。在贝希斯敦纪念碑（Behistun monument）上，大流士（Darius）把战败的首领们践踏在脚下：这是一个隐喻。中世纪细密画（Mediæval miniatures）向我们展示了头戴王冠躺在床上的人：这是在象征着他们的王家地位；画家并非意指着他们戴着王冠歇息。
(14) A．伯克，在《语文学百科全书和方法论》（Encyclopœ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 ）第二版（1886）中，已经给出了一种诠释学理论，伯伦汉颇为满意地提到了该理论。
(15) 从文献作者的各种概念中提取出有关外在事实的信息，这样一种方法构成了建设性推理理论的一部分。参见book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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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伊泽尔（1844—1916），德国历史学家。《恺撒辞典》（Lexicon Cœsarianum ）于1887—1893年间于柏林出版，内容主要针对恺撒的著作。
[2] Miles，士兵，特殊语境下指步兵、当值的、有军衔的士兵等。Colonus，隶农，原意为农夫，在古代罗马，3世纪以前隶农主要指租地耕种的人，4—5世纪主要指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农业劳动者。Servus，奴隶，10世纪后演变主要指农奴。Convent，原意指集合、召集，受基督教影响，转指宗教上的秘密集会。justitia，法与正义，后在各国语言中演变主要指公平、正义等。Judex，大陆法中的法官，本义为宣示何为正义，初指裁判官，罗马法中指承审员，后演变指法官。Alleu，源自法兰克语，中世纪早期指不受领主控制的自由地，后演变指不动产终身保有权。Bénéfice，本意指好处，后演变为封地、俸禄、圣职人员。Election，原意指选择，挑选，后演变为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