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老师扎哈里亚斯在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的嘉奖后，生活也由世界大战期间无聊事件层出不穷，退回到相对平静但也更为寻常的工作和日常中，皇帝逃往了荷兰，攀上权力高峰的社会民主党不分好坏地全盘接收了德意志帝国的生活结构：一部分是对仍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传统的好感，更大一部分是小市民对腐朽僵化事物的喜爱，这种喜爱以自己为耻，因此需要一个挡箭牌，也就是在面对战胜国时用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竭尽全力来做挡箭牌；而前文所说的生活结构的最大一部分则是对野蛮俄国的厌恶，是对布尔什维克血腥谋杀满怀恐惧的反感，这种利用机械技术、并不英勇的谋杀不符合所有对革命的浪漫主义期待，只能用一种过度的非政治性的人道思想来与之对抗，但人们却没有考虑到，过度会变得虚空，并且通常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过度的人道会变成同样虚空然而也同样过度的野蛮，甚至比俄国更甚。当然，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还无法预见这种发展。
扎哈里亚斯习惯了不假思索地从每个时期的当权者那里吸取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他对民众主流的智慧拥有真正民主的信任，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并且因此在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升任参议教师。他已经把自己视作高中校长。当上校长后，他打算实行严格的统治，把持不同政见者无情地清理出教师队伍，保护学校免受新思想的侵害，用铁的纪律把青年人教育成坚定的民主党人。在妻子的支持下，他的教育原则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一个九岁的女儿，一个八岁和一个五岁的儿子——战时休假孕育的最后果实——，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孩子们对他言听计从。他们所有人都把他当作榜样和元首，为了保护家中打了蜡的亚麻油地垫，全穿着柔软的毛毡拖鞋；雕花精美的配菜柜上方装饰着几张肖像画，位于中央的是三巨头威廉二世、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复制油画，两侧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贝贝尔和沙伊德曼的放大照，孩子们抬头仰望时总是充满崇敬。
此时德国全境都在召开抗议集会，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至少在具有民族意识的圈子看来，人们对该理论已经忍气吞声了太长时间。扎哈里亚斯知道，爱因斯坦在社民党及其领导层内部有很多拥趸，如果进行表决，这些人大概都会对相对论投赞成票，尽管如此，他还是去参加那些抗议集会，并以数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既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参加而自矜；因此，他几乎要觉得自己是个反叛者，并且不无专业人士的自豪感。当然，爱因斯坦的理论本身除了太高深难懂而让他反感以外，与他并无什么关联，因为它还未被纳入高中的教学计划；但是要防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不管它正确与否。要是被迫不停地学习新资料，那还怎么从事自己的教学工作？那岂不是意味着，任由学生提出一些冒失刁钻的问题来？教师不是有正当的理由来要求知识的封闭隔绝吗？要不然教学能力考试还有什么用？没有人会怀疑，这场考试是一个里程碑，表明学习阶段到达了终点，从此开启了教学阶段，因此绝不允许此后再用新的理论来麻烦老师，尤其是不能用爱因斯坦这种本身就仍有争议的理论！他在集会上表达了这种看法，尽管他并不特别尖锐的演讲对有些激进分子来说太过温和、太不尖锐，甚至有几次听到别人骂他“犹太走狗”，但总的来说，他在科学活动中对不健康的革新癖好的拒绝——“我们想进步，但不想赶时髦！”——获得了广泛的赞同；由于爱因斯坦的拥趸坚决要求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客观的论证，接下去的讨论相当热烈，甚至可以说激烈，他被获准再次起身并且愤怒地质问，他的讲话是不是不客观。
虽说如此，他对战果却并不满意。人们显然注意到了，他的社民党党员的身份使他对相对论有一种分裂的态度，因此集会结束后，两边都没有人再搭理他。他从自己所在的那排座位挤了出来，望着争相拥出大厅的辩手们，略带满足地得出结论：他们的数量不足以坐满整个大厅。一个小家子气的集会。真后悔来这儿。党纪就是党纪，就算有正当的理由对那个爱因斯坦持有异议也不行。连这么小的一个厅，一个室内音乐厅，都没坐满。六扇在晚上挂上了锦缎窗帘的窗户对面，有六个壁橱，里面供着六位音乐大师的半身塑像：莫扎特、海顿、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瓦格纳，最后这位斜戴着一顶贝雷帽，六人全都死气沉沉地望着更加死气沉沉的前方。还从来没去听过一场像样音乐会的扎哈里亚斯，想象着音乐季蜂拥而来的光鲜观众，这些人，带着欢快的享乐世界的些微残留，对他只会报以哂笑。好吧，那就报复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他们的孩子在他面前，在这位严格的考官面前，肯定笑不出来。这让他豁然开朗，人在一方面得不到满足，就会在另一方面得到补偿。平衡的不公。
当他来到夏季闲置、阴暗狭小的衣帽间，看到角落里摆放衣帽的宽大桌子后有一个人，擦亮了一根接一根的火柴，在奋力找寻着什么的时候，他的心情更开朗了；他惬意地站住了脚，观察那人。
“我放弃。”那人注意到了他，说道。
“丢了什么？”
“我明明把帽子放在了这里，肯定是有人戴错了。”
“不是戴错了。”扎哈里亚斯认为。
他们一起下楼。扎哈里亚斯取下自己头上的帽子，用袖子擦了擦，然后吹了口气。“是顶好帽子吧？”他问，并非出于同情。
“还相当新，”光着脑袋的年轻人回答，“我老是碰上这种事，我的帽子运气不佳。”
“运气不佳？您得学会看管好自己的东西。”
“我永远都学不会。”
他们站在大街的弧光灯下。扎哈里亚斯打量着这个丢了新帽子却如此轻松，甚至可以说漫不经心的年轻人：沿着耳朵有一圈金黄色的、彼得麦耶尔时期人们常留的那种又窄又短的络腮胡，他显然属于更好的那个阶层，那种通常会来这里听音乐会的人。扎哈里亚斯不喜欢这一切：
“您是物理学家吗？”
年轻人摇了摇头。
“数学家？”
又是摇头，就像是在面对无理要求。
“反犹主义者？”
“不是，据我所知……没尝试过。”
“这种事没法尝试，”扎哈里亚斯纠正道，“反犹主义是一种思想。”
年轻人略微抬了一下眼角，仰望着扎哈里亚斯——因为扎哈里亚斯比他高——，微微一笑：“您打算考问我的思想吗？”
扎哈里亚斯无缘无故地一阵狂笑：“只是职业习惯，而且是一种值得颂扬的习惯……因为我是高中老师，是一个出了名严厉的考官。”
年轻人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恐和执拗，夹杂着幽默自信的拒绝：“可惜您在我身上办不到，和您说句心里话……我不愿意接受考察。”
“没人愿意，没人……”——对考试的恐惧给了扎哈里亚斯的笑容新的养料——，“确实没人……尽管如此，或者说恰恰因此，我才要询问促成您来参加反爱因斯坦集会的原因。”
年轻人显然乐在其中：“来一杯红酒或许能打探出来，否则可没门儿……我要渴死了……一起去吧？”说着便带起路来。
附近有家小酒馆，既适合一个人静静独酌，也适合情侣，因为纵向隔成了一排排狭窄的包厢，为了与外界隔绝，每个包厢的入口还挂着冒充东方风情的帘子；但是不适合私通，因为每个包厢内除了一张桌子就是两把又窄又硬的凳子。扎哈里亚斯和年轻人就在这样一个小包厢里坐了下来，后者点了一瓶价格不菲的勃艮第葡萄酒，一副东道主的派头。
那瓶酒带着酒窖的尘土，由小推车推了过来，按部就班地接受客人的检查，确定是上等好酒后就被拔开瓶塞，柔滑地流入玻璃杯中；年轻人虽然口感难耐，却还是把玻璃杯举到眼前，以行家的姿态尽情欣赏着那芬芳深红的液体，而扎哈里亚斯则立即举杯放到嘴边，并说了声“干杯”。
“干杯。”年轻人回答，并喝下了第一口。
扎哈里亚斯同样也爱喝：“好东西，我们打到法国人老家的时候，喝掉了他们不老少。”
“就是说……您去过法国。”
“是，我去过……干到了中尉，获得了铁十字勋章……腿上中了一枪换来的，现在还有点瘸，变天的时候也能感觉到……您呢，您去过法国或俄国吗？”
“都没去过，我去过非洲。”
“啊哈，莱托—福尔贝克。”
“不，我是荷兰人。”
“哦，中立分子……比利时人就没能消化得了他们所谓的中立；人得知道自己的归属，右派还是左派。”
“不错，”年轻人点点头，“为此我们受到了惩罚——你们的皇帝如今在我们那儿。”
对这种中立的玩笑做出回应有失一个德国男人的体面：“左还是右，有人支持爱因斯坦，有人反对，没法中立……您为什么去参加集会？”
“您反对他吗？至少您的论述给我留了这种印象。”
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就一个清清楚楚的问题给出一个同样清清楚楚的回答呢？扎哈里亚斯很想好好教训他一顿，但忍住了，因为他迫切地希望受到表扬，找补回一些掌声：“我的观点足够合理，我推测，您赞同我的观点。”
“不，”年轻人说，“绝不。”
扎哈里亚斯摘下眼镜，这是他在学校处理严重违规时的习惯动作，眨着一双近视眼，瞪着对方：“您再说一遍。”
“我不同意您的观点，因为不能向学生隐瞒新的科学成就，仅此而已……为相对论干杯；不能把它秘而不宣，祝它长寿……干杯！”
“我说过秘而不宣吗？”扎哈里亚斯尖刻严厉地回敬道，“您的注意力不集中……我不是明确强调，我只是反对赶时髦，但并不反对进步吗？我可以果断地宣称，我是一名进步人士。我是社民党党员，社民党全都站在相对论一边。但是中学生仍欠发达的理解力不能被进步搞乱。您现在懂了吗？”
“懂了，您在政治上支持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反对他。总体而言，您对他并没有多少好感。”
一个冥顽不灵的学生，扎哈里亚斯心想，他故作温和地问道：“您的圈子大概普遍否定进步的福利吧？”
“我不知道您是在暗示哪个圈子，亲爱的朋友；但是我本人，请您不要外传，我不喜欢考虑进步的事。”
“这是思想的懒惰。”
“正确。命运给我的馈赠，我照单全收，连进步及其福利也不例外。我无法反抗命运，因此便欣然接受。没人能阻挡进步，所以我们只能支持进步。”
扎哈里亚斯怀疑地看着他：“您听着，任何人想愚弄我，都会被我抓个现行。”
“就因为我是宿命论者？因为我坦然接受，甚至支持进步注定带来的福利？”
“别说蠢话。”扎哈里亚斯粗鲁地说道。葡萄酒的酒劲很大，他喝得太急，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现在到了好斗的阶段。
“唉，”年轻人悲伤地说，“我们还没说过什么蠢话。”
“看吧，又是一句蠢话，”扎哈里亚斯教育他，“显然您无法判断，自己都在说些什么蠢话。”受到痛斥的那位没有回嘴，他就继续说道：“还是您认为把相对论称作不可避免的祸端才算明智？”
“不可避免的福利。”
“行行好，别再胡言乱语了。这话怎么讲呢？”
年轻人客气地回答道：
“不断进步的认识所带来的福利是由痛苦换来的。”
“空话。您得学着更精确地表达自己。”
“不行，”年轻人说，“我一喝酒，就没法精确。”
“太好了，您自己承认了。”扎哈里亚斯欢呼。但是他的胜利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对方补充道：
“所有的精确都带来不幸。”
“我受不了了，我要中断这场对话……”
“稍等……”年轻人说；他发现瓶子空了，便喊来服务员，又点了一瓶。然后他转身朝向扎哈里亚斯：“您说什么来着？”
“请您用一个具体的例子阐释一下刚才说的话。”
“再来一瓶这句话吗？本来就很具体嘛。”
“老天爷，关于精确以及精确会带来不幸的那通胡言乱语。”
“原来是这些话。德国人是欧洲最精确的民族，他们因此造成了自己和欧洲的所有不幸。”
“明白了，”扎哈里亚斯由来已久的好斗心理发作了，并转化为攻击，“中立国敌视德国，把德国看作扫把星，就因为德国威胁到了他们的商贾习气和重利之风……您真的就这么不听教诲吗？”
“可不是嘛，千真万确，”年轻人说，“此外我不明白我有什么可学的。”
“我受够了，”扎哈里亚斯朝他咆哮着，“但是在我走之前，我得让您知道，您和您的中立国，和整个世界，你们该学会什么。”他喝了一大口，用轻蔑的眼神看着年轻人说了起来：“理所当然地，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事例开始，身为一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对您心怀善意的朋友，我必须指出，您的虚伪令人作呕；就因为您钱包鼓鼓，点了一瓶好酒，您就以为可以把我当傻子愚弄，您用蹩脚懦弱的借口来否定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德国人自古以来就在承受的既夸张又伪善的态度，因为整个欧洲对我们都采取了这种态度。好啦，我们给了欧洲点颜色看看。我在拉昂和苏瓦松喝的就是这种酒，我掏自己口袋买的。”——他突然大笑一声——，“只不过花的是军队征用的法郎。法国人当然不喜欢自己的钱被征用，更不喜欢我们。但是既然他们不想把美酒赠给我们，那就好歹都要出钱，还得忍受我们。我们当然也不喜欢他们，尽管我们曾对他们羡慕有加。我们只是受不了他们对着我们指手画脚。他们太小太黑太聒噪；不能让人用空话来敷衍我们……请记住这一点。自从愚蠢的美国人驰援他们，他们就以胜利者自居，我们就加倍地讨厌他们。我们忍受不了虚伪，他们太假模假样了。犹太人也是这种情况；要不是他们自高自大，顶着一头黄毛趾高气扬，成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们原本也会喜欢他们的。我们也不喜欢他们自吹自擂地要重新塑造我们物理学的世界观，拿一些仓促、未经论证，因此徒有虚名的结论来烦人；那是我们的世界观，要是我们想重塑，那我们一定会比他们做得更好更坚实，而且不会摒弃很多。这就是我们的精确性，德国科学的精确性；我们自己就能做到，别担心，不需要他们的帮助。学生没权利教育老师，但是如果他在狂妄、虚伪和骄横的推动下胆敢这样做，那就要承担后果。我们民族有很多老师，有很多世界之师，所以难怪其他民族会像差生一样，经常把我们的精确严格视作不公，并且牢骚满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理解不了自己，所以会觉得自己不公、邪恶，变得犹疑不决，被自己的严酷和严酷的手段吓到。但是我们只能严酷；一直以来我们必须穿越不公，才能实现公平，实现世界的公平；一直以来我们必须先堕落，才能让自己进入更完善的和其他民族一样的状态；一直以来，我们自己也很吃惊，在我们的手上，不公后来总会转变成公平。因为我们是无限因此也是死亡的民族，而其他民族钟爱有限、商贾习气和重利之风，植根于可测性，因为他们只想了解生，不想认识死，因此，尽管他们看似轻松地远远超越了自己，但只是证明他们无法突破有限。为了拯救他们，我们对他们实施了孕育着死亡的无限的惩罚。确实是一门强大的、严酷的课程！听懂这门课很难，上这门课更难，所以我们这些老师不仅要尊享法官的体面，更要承担刽子手的不堪。因为无限中同时包含着一切，体面和不堪，圣洁和缺乏圣洁，善意和恶意，这就是我们蒙受的恩典和诅咒，我们要扮演的双重角色使我们自己和其他人都觉得可怕；我们对准他们发射的每一枪，也都射中了我们自己的心脏；我们不得不对他们实施的每一项惩罚，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惩罚。我们蒙受的恩典和诅咒，便是世界之师的工作，尽管如此，我们承担了起来，基于无限之中因此也在我们之内存在的真实：身为德国人，我们承担起了这项工作，没有拒绝，我们铭记，自己是唯一一个不虚伪的民族。”
他站了起来，用颤抖的手把瓶子里剩余的酒倒入两个玻璃杯中，把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说道：“现在我走了。”
“为什么？”年轻人问。
“刚才说过了。”
“我不明白，”年轻人说，“我还要喝。”
这似乎比参议教师扎哈里亚斯本人的演讲更有说服力，他深刻地思索着，该不该再坐下。最后他决定：
“虽说如此，我还是要走。”
“去哪儿？”年轻人不无兴趣地问道。
这给了参议教师扎哈里亚斯进行第二场重要演讲的动力：
“从您的脸上可以看出您淫荡的猜测。您以为，我现在拔腿就要去一个我毫不迟疑地要称作婊子的女人那里。不，我不会这样做。绝不是因为我害怕碰上某个或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然后被他们出于对严格考官的卑劣仇恨而永远毁掉我的事业和家庭。我说了绝不，是因为我曾经有几次借着夜色克服过这种恐惧。可以说，今天也去克服一下应该会更明智。因为如果我秉从自己的心意，赶回到我忠诚的妻子菲利皮内身边的话，少许的醉意就会促成我们第四个孩子的到来，或许您听出来了，我们已经有三个了。尽管如此，对我们无力负担的第四个孩子到来的恐惧，显然大于我遇上高年级学生的担忧；让我不敢回家的不仅是养育孩子的高昂费用，不光是糟糕的通货膨胀，但愿这种状况还能克服。我不会低估财政上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德国人所置身其中的无限，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其不确定性要更为强烈，以至于每次的交媾都会把我们投入到幽黑的无限中。我特意说了交媾，故意没有用做爱这个词；其他民族或许还能提爱这个字眼，我们已经不能了。恰恰因为我们，我的好妻子和我，曾在我们相拥时共享过无限，或者说得通俗点，当时我的认识抵达了最遥远的星球，以至于我们的吻像是悬浮在宇宙中，正因为如此，我才冒昧地从中得出结论：彼时既非我为她而存在，也非她为我而存在，我们二人全被消灭了，每个人都为了自己，也越发是为了彼此，被消灭在了比我们自身的存在更伟大、比任何一种爱更伟大的东西中，它比爱情中不可或缺的当事人还要伟大得多。她还记得我的脸庞，我还记得她的吗？不记得了；确切地说，连我们的身体都不记得彼此了。消亡就是黑暗，无限的黑暗。人，特别是那种沉迷于无限的人，当然在不停地追求这种无限以及毁灭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的黑暗；他不仅要说服自己相信，对黑暗的渴望就是爱，不，他甚至还要，依照我的经验，真正严肃地对待自己灵魂和身体的毁灭，实施自杀，从而使自己爱情的无限性板上钉钉，然而他由此只是让自己对它的绝望板上钉钉；他曾虚伪地拿爱情来自我欺骗，因此要杀死自己，以免变得虚伪；或者，如果您更喜欢悖谬的表达，为了不让黑暗曝光虚伪，为了他能逃脱虚伪在我看来注定要在心中留下的羞耻。我们，我的菲利皮内和我，也对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感到深深的羞耻，我们根本就不想再提，我们更不愿提我们心醉神迷的消亡的产物，我们的大女儿，为了向皇帝致敬，我们给她取名威廉明妮，她的脑袋有点不灵光，懵懵懂懂地混着日子，据我冷静的观察，近乎白痴。要不是有点醉了，顺便说一句，只是有一点点醉了，我不会在这里不顾羞耻地详细回想这一切，更不会这么公开地自夸，我会一言不发地起身去找我的菲利皮内，她会因为我大醉或者微醉而忠诚耐心、毫不动怒地训斥我，因为她早就知道，我必须参加政治和科学聚会；哈，她会像站街女接客那样接纳我，我也会把她当成一个我叫的站街女，唉，我们就会上床，仅仅因为这事儿曾经比我们本身伟大，现在比我们渺小，但它从来不是爱情。唉，我们德国人不会虚伪，如果我们想要爱情，那就双双殉情，要是我们下不了决心，那我们就只剩下了无限的黑暗，无限的不安，无限的羞耻。唉，可悲，如此可悲……”
悲伤到不能自已，悲伤到抽泣，尽管由于悲伤而在不停地抽泣，他还是又坐到了凳子上，当他颤抖的双手发现酒瓶空了时，他的抽泣变成了响亮的抽噎。他的对桌却抱着酒醉之人对彼此怀有的同情心柔和抚慰地拍打他的肩膀，他便叱责道：“注意力不集中已经使有些学生夭折。看这儿……空洞的虚无。”他把瓶子举高作为证明。
突然，悲伤毫无过渡地转变成了同样强度的欢乐：桌上的两个杯子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又盛满了酒，虽然惊讶，两人还是开怀大笑，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注意到，服务员匆匆一瞥，把他拿着瓶子挥舞当作了续酒的信号，扎哈里亚斯点头称道“：唯命是从，就该这样……对您的成绩单会有良好的影响。”
“够了，”年轻人用酒桌上不容置疑的专业口吻说道，“接着喝之前，先吃点东西，吃点能充饥的，否则我们要走时就直不起腿了。”他点了酸菜烩香肠、黑面包和瑞士奶酪。扎哈里亚斯很满意，他用两只手抱住杯子，却没有喝，而是听话地等着上菜。
菜端上桌后，他强撑着站了起来，两条腿打着战，甚至还鼓着劲儿要行军礼；他左手拿杯，尽可能规范地鞠了一躬：“扎哈里亚斯，参议教师，”他自我介绍道，“咱们以你相称。”年轻人也站了起来，使劲儿摇晃着向他伸过来的右手：“很好，以你相称。”相互碰杯之后，他们手臂交叉着一饮而尽。再次相对而坐时，扎哈里亚斯又挑剔起来：“你的名字是？”年轻人把食指放到嘴边，要求保密：“嘘，不要考问，我告诉过你，连我的名字我都不会让人考问出来。”扎哈里亚斯又变得非常悲伤：“可我已经告诉了你我的名字……公平何在？”——“你是Z，我是A；我们兄弟俩就拥有了所有的名字，对，共同拥有从A到Z的所有名字。”这个主意深得扎哈里亚斯欢心，也深得他体内的那位数学参议教师的欢心，他自顾自地笑着：“从A到Z的所有名字。”——“那好吧，”年轻人说着高兴地举起酒杯，“为我们的名字干杯，也为不计较身份的爱情干杯！”扎哈里亚斯摇着头：“爱情？根本不存在。”——“那为什么干杯呢？”这个问题相当难，扎哈里亚斯苦苦思索着，好不容易才想到了答案：“为兄弟情谊干杯。”——“这东西存在吗？”——“会存在的。”于是他们为兄弟情谊碰杯，接着扎哈里亚斯开始吃起香肠来，每一口都像草耙子一样，底下钩着酸菜叶，每吃完一口就接着来一大口葡萄酒。
“喝葡萄酒要配奶酪，”A说，“不要配酸菜，白糟蹋了这酒。”
“正确，”扎哈里亚斯附和道，“葡萄酒和奶酪，我们在法国就这样。但我们现在是在德国。”
“饮食规则不受地域限制，国际通行，全世界的兄弟情谊就以此来开启。”
扎哈里亚斯充满优越感地微微一笑：“国际的就不是德意志的，兄弟情是德意志的。”
“我原先还以为，你是社民党人。”
“我就是，思想纯正的德意志社民党人。”
“那你就必须有国际化的思想。”
“我有，典型的思想纯正的国际化，这就是我。但是我们德国人将来必须领导国际组织；不能让俄国人来干，不能让法国人来干，更不要说其他国家。民主的国际性立足于兄弟情谊，而非一个不可靠的国际联盟；我们的任务是，教世界，尤其是所谓获胜的西方民主国家知道这一点。”
“问题就在于，他们是否愿意。”
扎哈里亚斯做了个讥讽的鬼脸：“胜者就是败者，非胜者决定着世界的走势，决定着世界的形象和民主国家的形象……来做此事的不是我们，就是俄国人。”
“以民主党员的身份？”
“随你怎么理解。正是因此我们才需要抓紧时间。为了掩盖自己的生意，西方列强喋喋不休，看似民主地喋喋不休。因此他们才拿爱因斯坦大做文章。空洞的噪声。事实上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意，我们恰恰要让他们改掉这一点。”
“美好得不真实。”
这是什么托词？扎哈里亚斯立即表示不赞成：“你就是这么个中立分子，这么个小商贩，连你都会惊叹于我们将要完成的壮举，我们，德国社民党人以及与我们同在的整个德国民众。冯·塞克特将军已被我们委任为国防军总司令。”
“同意，”A说，“我们要无视每种相对论，向着全世界的兄弟情谊进发……这样对吗？”
“对。”扎哈里亚斯吃完了香肠和酸菜，用面包把盘子擦得干干净净，开始切起奶酪块来；他心满意足地说：“现在我解酒了，我们可以再点一瓶。”
“很乐意。但是为了现在再次实现的舒服感能够持续，请允许我去方便一下。”
“一个周到的提议，”扎哈里亚斯表示赞同，“愿意追随；我也去。”
于是他们两人去了酒馆后方的男厕所。站在小便池前，扎哈里亚斯的思绪突然进入一个更崇高的领域，人，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男人，奇怪地与他忠诚可爱的四腿朋友——狗——共同拥有的领域：人类最初的仪式诞生于对树木和石头的崇拜，直到今天，人类仍把庄严的覆有神秘符号的墙角石嵌入宏伟的建筑中；直到今天，人类仍把自己的爱情密语刻入森林的大树上——，对于狗来说，树木和石头，尤其是墙头石，不也是神圣之物吗？不同于所有其他动物，确实只有它在排尿时需要用到树木和墙角石，而排尿这项活动不总是另一种更高等的仪式、与爱情最紧密相关的射精仪式的前戏吗？这两样都是新陈代谢的仪式，在狗身上可能还很原始，还无法将粗俗和神圣的需求区分开来，甚至是字面意义上的流为一体；而在人的身上，这两者间奇特的关联仍然存在，由于人和狗在构造以及心理上的显著相似，人在从事粗俗和神圣的活动时——前一种不可避免地激发后一种——，自古以来也需要树和墙。扎哈里亚斯在进行粗俗的生理活动时眼睛一直盯着的墙壁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一边钦佩人类简洁崇高的表达力，而由于他也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一边也从坎肩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墙上其他或多或少有些命令式的、淫乱和象征性的神秘文字和图画之间，选定了一处空白位置，画了一颗漂亮的心，并意味深长地把相互交缠的字母“A”和“Z”插入其中。年轻人对整个过程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并称赞了他。
事后他们又坐下喝第四瓶酒。女招待摆出了几个香烟盒子以供挑选，扎哈里亚斯受不了令人窒息的热浪，已经解开了坎肩的扣子，松开了领带；为了挑出合适的烟来，他仔仔细细地擦了眼镜。他成功了。他嗅了嗅，为了获得赞同，让对桌也闻了下；在选出第二支类似颜色和类似气味的香烟之后，他把两支都藏到了餐巾纸下，然后狡黠地问道：“那么，左还是右？”——“左。”A说。扎哈里亚斯胜利地回答：“错！我是左派人士，你还是右；我要左边的香烟，你要右边的。”就这样，右边的香烟被递给了年轻人，他们为这个成功的政治玩笑而开怀，此后就懒得再开口，只是看着香烟的微光，安静地坐着，吞咽着这上好的货色；他们一小口一小口地享用着，舌头滚动着回味，像是在告别一般，他们动作迟疑缓慢，因为这真的是最后一瓶了。
表面看来似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刺激，但很可能是刚才去方便后仍残留在鼻腔中、连吞云吐雾也没能遮盖住的强烈刺激的尿骚味，而且这气味似乎成了令人作呕的烟雾缭绕中必要的配料，促使参议教师扎哈里亚斯开始做第三场演说，起先深思熟虑、从容不迫，然后伴着醉意越来越激昂：
“兄弟情谊和爱情相同，又不同。相同，是因为它和爱情一样，致力于人的消亡。爱情在其所追求的消亡中同样归于消亡，也就是说证明了它自身的不存在，而兄弟情谊的存在实际上却始于消亡。因为在爱情中，只能轻率对待消亡以及消亡的顶点死亡，只能被轻率地对待，是因为爱情所梦想的双双殉情，必然会杀掉刚刚孕育的结晶。实际上恋人们害怕死亡，他们的情欲就是不死，是对死亡的克服，是克服对死亡的厌倦。真的，我把恋人们上演的称为不负责任的死亡游戏，一场提高情欲的游戏，一场克服厌恶的游戏，所有的情欲都来源于这种克服，一种消亡于动物性和整体性的游戏，因为无论是在动物身上还是在宇宙之中，厌恶都无处藏身。但是死亡不受任何游戏蒙蔽，它打断恋人们的这种游戏，把他们从假装的熄灭抛回到理智中，抛回到情欲熄灭的地狱，厌恶的地狱。恋人们，更准确地说是愿意相恋的人们，被罚以承受双倍和三倍厌恶的痛楚，他们窥探着对方死亡的气息，窥探着奔向死亡的衰老的气息，渴求着对方的嘴巴和始于嘴中的腐烂气息；这是由重生的变得双倍和三倍强大的死亡带来的地狱的惩罚，在惩罚的刀剑下，人变得晕头转向，在此岸如同彼岸那般晕头转向，以至于对游戏失望的人，开始怀疑一切，尤其是开始怀疑万物之名，也就是说，他被迫不停地利用新的公式和理论来认识它们，并且最终不得不厌恶地放弃，不是被情欲，而是被自我憎恨和自我厌恶杀死。这就是爱情的不存在，是爱情游戏双方对殉情和自杀奇迹的梦想，是他们虚伪的消亡的游戏！但是兄弟情谊不同！完全不同于两个可怜虫意欲利用性别差异来飞升到极乐，兄弟情谊是伟大的男人联盟，是崇高的、凭借数量众多而与现实同等伟大的原初梦想，一次次抵达现实的人类梦想，因为这梦想使现实臣服于它。兄弟情谊不愿意通过表面上的消亡来暂时忘掉死亡和对死亡的厌恶，不，为了真正的消亡，它勇敢地承担起了死亡和厌恶。女人在家中怀胎分娩，而男人却孕育着死亡，也被死亡承载，消亡在多中，多是无限的回音，是宇宙的回音。但是这种兄弟情谊如今何处可寻？好啦，请您回答我；我期待着您的回答！没人能回答吗？那就只能由我本人来公布答案，我提醒您注意现代的军队机构，在当今之世，我想到的主要是德国军队，堪称真正的男人联盟和拥有真正的兄弟情谊的上乘之地，或许也是唯一之地。您能想象得出这样一个不依赖于严格创新的联盟吗？消灭每一种反抗是先决条件，此外消灭痛楚和厌恶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爱情在厌恶中终结，那么兄弟情谊则在厌恶中并伴随着厌恶开启。军队的兄弟情谊恰恰如此。它从臭味始，营房及其厕所的臭味，行军队伍的臭味，医院的臭味，无所不在的死亡的臭味。情欲什么都不原谅；兄弟情谊却从一开始就宽容，再臭的屁也伤害不了战友情。受到厌恶的惩罚，被督促着克服厌恶，就这样，新兵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带上了自我克服和自我消亡的道路，很快他就会开始摆脱自己对腐朽气味以及死亡的恐惧。他会变得愿意全面牺牲。死亡的工具是军队，参军之人在他参军的那一刻便丧失了灵魂，失去了自己个人的灵魂，但他仍然幸福，因为他的身体加入了无穷列身体的队伍中，就算要失去生命，他也无所畏惧。真正的消亡始于这里；它不是游戏般的消亡于轻浮的无限中，这种无限是爱情的目标、是爱情的门面游戏；真正的消亡其实是消亡于整体，而整体不在彼岸，而是栖于此岸，尽管如此，它却与无限等量齐观，并且与无限一样注定永恒。军队里的一切都有板有眼，新兵一开始所受的责罚越是严酷，所怀的厌恶越是深沉，他所处的整体就越是让他感到安稳，这个整体就如同整个宇宙，自己注定要摆脱了厌恶和恐惧而消失于其中。他毫无异议地接收来自整体的命令，命令确保他获得话语、事物和名称的确定感，这样就无须再怀疑现实，摆脱了所有无用的定理和所有的摇摆，整体性地奔向死亡的生活，作为兄弟情谊返照到每个人的生命中，这是他的消亡和他的幸福。我们把这定义为德意志的兄弟情谊。”
说最后几句话时，扎哈里亚斯站了起来；就像在讲台上居高临下地传道授业一样，他的指节伴随着抑扬顿挫的话语有节奏地在桌面上敲击着。说完后，他显得有些困惑，为什么自己面前只有对桌，而不是一整个班级；他用空洞的眼神瞪着对桌，而对桌也暗淡、吃惊地用空洞的眼神回瞪着他，一时之间他搞不清他们之中谁在坐着谁在站着，于是发令道：“请坐。”
在演讲，尤其是酒精的麻痹作用下，年轻人仔仔细细地检查了自己弯曲的膝盖，感受了一下臀部和臀部下方的木凳之间的关联，由此得出结论：他本人是坐着的那个，并立马把自己的结论表达了出来：“参议教师先生不想就座吗？”
扎哈里亚斯盛气凛然地斥责道：“请不要顶嘴！”
另一位清醒了点，认识到此时必须做点什么：“一杯咖啡，参议教师先生，对我们俩都会有好处。”
思维迟缓，只顾着忙活葡萄酒瓶的扎哈里亚斯过了一会儿才嘟囔着说：“一个学生，邀请我喝咖啡……多么狂妄，多么狂妄！”而A不等他回答，早就打着软腿走向柜台，亲自去点咖啡；当他返回时，扎哈里亚斯又想出了一个新的指责：“您一个小时内出恭的频率有点多啊，要是在厕所行不端之事，会受到惩罚的。”他仍然僵硬地站着，把手撑在桌上。A命令自己的双腿摆成立正的姿势：“我没行不端之事，参议教师先生。”——“您大概知道，事先没有获得许可，您不能离开教室。”——“请原谅，参议教师先生，下不为例。”和年轻人正相反，扎哈里亚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要把此事登记到班级记录簿中。”——“参议教师先生不想再法外开恩一次吗？”——“开恩是软弱，开恩不是兄弟情谊。必须惩罚。”但是此时已经端来了咖啡，香气飘进他的鼻子，于是他惬意地问道：“您从哪里弄来的咖啡？”——“从校役那里，参议教师先生。”——“嗯，好；那我们狠狠地干吧。”两人都坐了下来。
喝着咖啡闲聊了一会儿后，两人几乎同时发现，他们彼此又开始以您相称了，尽管不久前还喝着酒称兄道弟。他们不由得大笑起来，年轻人说：“现在我们恐怕得再为兄弟情谊干一杯。”——“对，对，再点一瓶。”但是A觉得有点过分，于是洋洋洒洒地阐述起来，喝过咖啡之后不能、不可以再喝葡萄酒。于是他们一致同意再喝一杯樱桃酒重新定下兄弟之盟，因为只有酒精才有资格来推动这一如此成功的庆典达到高潮。
说干就干。两人再次起身，手臂再次交叉，把这杯代表着兄弟之情的酒倒入腹中，然后再一次用力摇晃着对方的手。等握完手，A结了账，参议教师扎哈里亚斯下令道：“排成两排，出发。”
来到街上又有了新的分歧，因为他们又一次发现，年轻人没戴帽子。扎哈里亚斯想把自己的给他戴上，对方的拒绝被他视为恶毒的行径和可憎的鄙视：“你该不是嫌帽子不够好吧？”——“不是，太小了。”——“别这么吹嘘自己的脑袋。”他命令道；在拼命尝试了几次之后，还是没法把帽子塞进去，对方的脑袋似乎不愿意缩小，于是他英明地决定把帽子一分为二。他掏出自己随身带的小折刀，插入帽子中间，打算把帽子竖着切开。A挫败了这个计划。“胡闹，”他说，“那我们俩就都没帽子戴了。你要是想分，那就你保留帽盖，我要帽檐。”这简单。扎哈里亚斯把帽盖套在了头上，但是失望地发现，割下来的帽檐太宽了，从年轻人的鼻尖滑了下去。“蠢货，”他气呼呼地训斥道，“你是故意的；现在你又让脑袋缩小了。”——“这不是我的过错；刚才血涌上了我的脑袋，现在夜风一吹，又流了下去。”年轻人忧虑不已，他一次次地试图固定住帽檐，可帽檐却一次次地滑下来，滑过鼻尖掉到脖子上，最后他终于放弃了：“我把它当领子来戴吧，适合得很。”
扎哈里亚斯喜欢这个主意：“要是你想打招呼，就把它拉到头上来。聪明，对吧？”
偶尔有路人觉得好笑，向这两个装备奇特的人投去匆匆一瞥，但是仍在街上的少量行人，大多漫不经心地从他们身边经过。夜晚有着夏日的慵懒，疲乏却不得止息。不知从何处刮来了清早的丝丝凉风，编织到滞留的夜色及其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但是窒息感如同在反抗一般，化作一道颤抖的光，像一群无边无际的蚊虫一样不可动摇地悬挂在弧光灯的白光里，窒息感清醒的不安散布到周围的冷清中，战胜了零星散布的清凉。这一刻是分裂的，尤其是当清醒的锤击声无休止地填满了夜的虚空时：人们正利用有轨电车停运的间隙，修理着它的轨道。身处这种清醒的冷清之中，两个人精神十足地迈步向前——扎哈里亚斯有点瘸——，手挽着手，却仍然一副士兵的派头，行进在这清醒的声响中；借助每一个步伐的活动，自己也变得更加清醒。在凌晨的林荫大道上，随着地下无休止的敲击声越来越清晰，A说：
“磨响大城市的镰刀。”
扎哈里亚斯回了句：“一派胡言。”
几分钟后他们到达捶打声的发源地。修理点像帐篷一样围了一圈亚麻布，部分是为了照顾路人的眼睛，部分是为了挡风；亚麻围墙的四角敞开着，不时透出白晃晃的电焊光，溅到草地上；在这闪电般的强光映照下，弧光灯萎缩成了暗淡无声的月亮。大约有十来个人在那里忙碌着，几名电焊工戴着沉甸甸的面罩般的护目镜；他们要交流的话，既要盖过锤击声又要压过电焊声，因此只能粗声大气。
没多少可看的。但扎哈里亚斯还是被这个工作场景吸引住了，饶有兴致地站在那儿。作为参议教师，他原本不可以这样，因为身材细长的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头上顶着无檐的帽盖，每一寸都散发着专横清醒的教书匠的气息；但是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同样引起了那群男人极大的兴趣；他们开始对他的模样评头论足，用粗笨的手指指着他，最后汇合成一曲多声部的笑声大合唱；听到他用教书匠的严厉语气大喊“不许这么荒唐”，他们拍着大腿、捂着肚子狂叫起来。
A 躲过了他们的嘲笑，一则他也跟着龇牙咧嘴，二来他脖子上的帽檐没那么显眼；但他仍然觉得有义务让扎哈里亚斯注意到他头上顶的东西所起到的激发欢乐情绪的功能，但是结果却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对方的怒火，尽管带着虚弱和痛苦的色彩，转向了他：“Et tu Brute，在我为你牺牲自己这么好的帽子之后，你任凭我承受群氓的嘲笑；non libet……真是忘恩负义！”年轻人抓住机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友谊和顺从：遵照扎哈里亚斯此前的指示，他把帽檐拉到头上，大幅度地挥动手臂向嘲笑者们致意，引得掌声雷动，为参议教师解了围。
尽管如此，讥讽在被讥讽之人的灵魂中会永远地留下一根刺，受伤害的扎哈里亚斯也是如此。刚刚逃离充满敌意的幽默感，他就再次站住并说道：“我很恼怒，深深地、羞耻地恼怒。”——“我的天，”年轻人劝慰道，“干重活的人，时不时就想寻点乐子。”参议教师听后非常生气：“我要教他们怎么取乐，怎么牺牲别人来取乐……就这还叫兄弟情谊！”——“不，这叫自由和平等。”——“啊呀，找到根儿了……自由和平等；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荒唐。”接着他气鼓鼓地往前走了几步。
但是既然讲出了关键词，参议教师扎哈里亚斯于是再次停住了脚，准备进行他的第四场演讲，而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也是前三场的遗嘱式的总结，因为对他来讲，从中得出社会学的教训——对应刚才发生的讨厌事件——显然非常重要：
“荒唐就是荒唐。我，工人阶级之友；我，社民党人；我，教师工会领导层成员；我毫不犹豫地宣布，荒唐就是荒唐。那些男人，早就过了愣头青的年龄，言行举止却荒唐至极。顺便提一句，这种不负责任的荒唐是冲着我来的。本质就是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令人震惊，确实令关注着我们民族发展的每一个人感到震惊。因为我们不得不问，如果这个民族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也就是工人，开始具备如此不负责任的思想，那这个民族还能胜任世界之师吗？为此我还想更进一步，问一句，一个工会，如果仅仅要求把给社会主义投票作为落实更高工资的回报，那么还可以称之为负责吗？Panem et circenses!当然，那些男人会很满意。他们要的只是面包、乐子、和自己的老婆睡觉。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自由和平等。但是身为德国人有义务追求的无限在哪里呢？建立在无限伟大的死亡之上的真正的民主又在哪里？他们变得软弱，而非变强，寻求生，寻求无视死亡的安逸，只为了苟延残喘，他们由此变得恐惧死亡，不像德国人，成了蜕化变质的西方民主及其准则无足轻重的战利品；这种民主意图把厌恶尽可能地变为软弱而非无惧死亡的纪律。我们注定也要像他们那样无能并由此而失败吗？不，绝不！只有整体才是真正的自由，而非个体；简单地说，个体受到自由的指挥，一种更高自由的指挥，因为他只能分享整体的自由，他从来，也永远不会或者被允许提出自我对自由的要求。必须与小家子气的自由一刀两断，而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恰恰是工会的责任。我们需要规划好的自由，因此西方肤浅混乱，可以说荒唐的自由必然被一种接受引领及规划的自由所取代。我站在这里，出于自律，头上戴了一顶他们觉得可笑的无檐帽盖；我戴着这顶帽盖，是为了表达我的兄弟之情，我蔑视西方的哄堂大笑。我们的平等是面对命令的平等，是规训和自律的平等，按照市民的年龄、等级和功绩来排序，一个考虑周全的金字塔，被拣选之人将被征召到塔尖，一位严格、睿智和居于领导地位的规训大师，而他本人也屈服于规训，以确保兄弟情谊。那会有多大的不同啊！兄弟情谊囊括了父亲、祖父和整条族谱，而后者为整体统一性与消除对事物坚固性的怀疑提供了担保。通过惩罚到达爱是我们的道路，通往那种永远做好死亡准备，因此克服了死亡的爱，在这种超越了对死亡的厌恶的爱中，动物性和无限永恒地统一到一起。这是道路，德国民主的责任便是走这条道路，凭着自律而前进，被委以领导新的国际性组织的重任。”
演说的过程中有轻微的雷声传来，渗入停滞空气中的丝丝凉意可能也是远方的雷雨所致，这凉意现在变得越发浓厚和明显。扎哈里亚斯也听到了远处的隆隆雷响，他几乎欣喜若狂：“宇宙，无限的宇宙愤怒地做好了惩罚的准备，母亲般的宇宙赞成我的说法……你听到了吗？还是你又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明白，”年轻人说，“我明白了；德国人将来会非常忙啊。”
“他们不可以也不会逃避。”
“但我想避开雷雨……来，我们坐辆出租马车吧；我先把你放下，再回家。”
“不，我想走着；我都是走着从学校回家，透透气。反正不远了。”
“但我累了。”
“士兵必须齐步走。别偷懒，越是大步向前，越能躲开雷雨。”扎哈里亚斯动了起来。
他们现在要穿过一座公园。公园里有为数不少的纪念雕像，或卧或立，每一尊都被灌木丛环绕着，在公园灯光的照射下，雕像的大理石较之白天更加苍白，而青铜更加反光。人物的职业大多通过普遍的附属物来表现，也就是书、法律卷宗、剑、毛笔和调色盘等；然而，这时有一尊雕像进入视野，其附属物并非上述物品，而是青铜做的木棒和杠铃，它们紧贴着青铜材质的高大长筒靴，靴中一腿虚立、一腿实立，腿上立着的是一个青铜材质的长须男人，手持一顶羽毛飘垂的宽边帽，波浪般的鬈发纹丝不动；两人行进到跟前时，扎哈里亚斯发号施令道：“致敬，压低帽檐！”理当如此，于是A便拉出帽檐来到石质基座前，想要破解哥特体的复杂碑文；他读道：“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1778-1852，民族的强健者。”确实，是该致敬，扎哈里亚斯笑了：“当爱因斯坦早就不复存在之时，他还将矗立。”
他们离开了公园。又是雷声滚滚，年轻人又想看看有没有出租马车。稍年长的那位还是拽着他往前：“走吧，走吧，我们马上就到家了。”——“正因为如此，”年轻人回答，“谁知道到时候还能不能叫到马车；另外，你现在确实也不需要我了。”——“大谬不然，现在我才需要你，”扎哈里亚斯使起了苦肉计，“是的，现在我需要你，爬楼梯对于一名战争伤员来说太艰难了，要是你能把我扶上去，我的好老婆菲利皮内一定会感激你的。”——“这个点你的太太恐怕已经睡了。”——“大谬不然，她正温柔担忧地盼着我回家。”——“既然如此，你带回一个不速之客，她就更不会高兴。”——“大谬不然！”扎哈里亚斯又是这句惯用语，“你不是客人，而是一位保护人，一位保护我也被我保护的客人，是那种野蛮人会献上自己的妻子与其过夜的人，菲利皮内至少要友好地欢迎你才对！”此刻风乍起，虽不大，却预示着雷雨将至。“真的很近了？”——“就还有几步远……要是真的下起来，我们就留你过夜。”
还真是，又拐了两个弯，来到一条矗立着典型的红瓦建筑的不大不小的街道上，每幢公寓房的前面都有一块围着铁栅栏、装饰着树木的草地；两人来到扎哈里亚斯的公寓房前。他一边在裤子口袋里摸索着找大门钥匙，一边用力释放着腹部的压力——“抱歉，抱歉排了点气，兄弟！”在幸运地找到锁眼开了门后，他开了楼梯间的灯。
或许是为了表现出自己需要帮助，或许是他的攀登能力确实受到了酒精的损害，不管哪种原因，反正踩着吱吱呀呀响个不停的木质楼梯越是往上，扎哈里亚斯走得就越慢，叹息也越多，表情也越痛苦，A就得越发频繁地架着他的胳膊。上到楼来，他们发现家门大开；参议教师夫人无疑已经听到了他们的到来，事实上她正站在门框旁候着。
她三十多岁，由于矮小壮实，看上去有点显老；尽管填充了过多的脂肪，而且嘴巴凶恶有力地紧闭着，但她的脸庞一点都不难看，头发虽然稀疏蓬乱，却是非常纯正的金黄色。两条腿太粗，好在匀称，脚上是一双毛毡拖鞋。粉色的罩裙上套了一件印花的棉布家居服，手持一根鸡毛掸子，五彩斑斓的公鸡毛插在一根细棍做成的手柄上，家务用具，虽然时候不早了——早就过了午夜——，但她大概就是靠着做家务来打发等待的时间。不过，尽管她在候着，迎接他们时却一点都不像扎哈里亚斯预言的那么友好，她直截了当地骂道：“两个酒鬼。”
鉴于两个爬楼的人呈现在她面前的画面，她说出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她的丈夫脑袋上依然顶着那个无檐的礼帽盖，而他同伴的脖子上一如既往地挂着帽檐。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两只手握成了拳头，一只攥着鸡毛掸子，另一只撑着腰，让他们俩上来，然后一言不发地用下巴命令他们进到客厅；她坚决地关上屋门后也随之走了进去。
在客厅里，在贝贝尔、沙伊德曼和威廉二世的眼皮底下，她用冰冷的眼神继续审视着他们。参议教师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壮着胆儿抬眼看了看：“菲利……”但是他没能说完。“开步走，去墙角！”她迅速打断了他；显然是他们的老习惯，他毫不犹豫地走向一个角落。菲利皮内没有再理会他，而是转向年轻人说：“在列位的商务晚宴上大概讨论得很顺畅吧？啊？还想着来这儿继续吗？还好他只带回了您一个，没有再带十个商务伙伴来。”——“菲利皮内。”墙角传来一个可怜巴巴的声音。夫人不为所动：“你闭嘴，脸朝墙！”在确认自己的命令得以执行后，她又对付起来客来：“我该拿您怎么办？也让您到墙角？他就是为此把您带回来的吗？您立马回家可能会更好。”角落里再次传出声音来：“菲利皮内，亲爱的。”——“你闭嘴！”——“我会乖乖的；我们上床睡觉吧。”——“你大概没听到我对你说的什么！”菲利皮内猛地掉头走过去，抓住鸡毛掸子带鸡毛的一端，嗖地挥舞着并让手柄落到丈夫的屁股上，紧接着又来了一下，一时间尘土飞扬。扎哈里亚斯脸朝着墙，虽然叹了口气，却没有挪动。相反，他稍稍前倾，似乎在等待着这一程序继续进行。
“好吧，”菲利皮内对年轻人说，“我觉得，您不会打算见识一下这个家伙吧？”——她指着手里鸡毛掸子的手柄——，“所以您最好离开。”
“不要让他走，”角落里的人朝着墙哀求道，“让他到我这里来，求求你，求求你。”
菲利皮内脸上的表情由严肃变成了赤裸裸的愤怒，她变得歇斯底里。“闭嘴，闭嘴，”她用走调的声音叫喊着，“一句话，一句该死的话都不要再说！懂了吗？！”像一名高尔夫运动员，甚至像一名专业的刽子手，她挥舞着再次打下去，手柄都弯了，几乎看不清她击中了哪里，是腰还是屁股，但是一下又一下，一直不停。
扎哈里亚斯一开始沉默不动，微微伸出屁股来接受刑罚，这时开始呻吟起来：“啊，啊……再来，啊……再来，再来，再来……把厌恶驱逐出我的身躯……把我变强壮，你这个女妖……把厌恶打出我的身躯……啊，啊……唉菲利皮内，亲爱的，我爱你……再来……再来……”正当他要解下裤子的背带时，刑罚却戛然而止。他惊诧地转过身来，眼神呆滞，帽盖依旧顶在头上，跌跌撞撞地向着妻子走去：“菲利皮内，我爱你。”
她用鸡毛掸子打落了帽盖，并阻止他继续靠近；又用另一只手抓住年轻人的肩膀说：“您大概是出于好心才跟着上了楼；他大概向您诉了苦，您打算帮帮他。或许您现在甚至想帮助我。但是人帮不了身处地狱的人。地狱所在，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请您相信，还会更糟；我们远远未到我们必须去的地狱最底层。是的，年轻人，您看了一眼地狱，现在应该把它从您的记忆中删除。请您忘记吧！”这一切都是用平静的语调说出的；只不过，年轻人还是一动不动，于是她朝着他大吼：“滚！”
当他下了楼推开门时，沉甸甸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脸上；只要迈出一步，就会被淋成落汤鸡。雷雨火力全开。闪电一道接着一道，大片的水流过了黑色的沥青路，像小溪一样积聚在人行道的边缘，在下水道井盖的周围汩汩流过，并顺着流了下去，甚至可以说，争先恐后地冲了下去。路灯和对面的一排房屋倒映在黑暗的洪流中，一直延伸到静止的路面上，伴随着每一道闪电都会上演一场水下烟花。A紧靠着大门，大概过了足足半个小时，闪电才逐渐稀少乏力，而雷声也慢慢止息，雨越来越缓慢稀疏，最终停歇。空气变得清凉宜人，A离开了自己的护身所，抬头向参议教师的寓所望去：客厅的两扇窗户仍被灯光照得很亮堂，相邻的两扇也是如此，它们大概是卧室的窗户，只不过窗帘是拉着的。
楼上那里是地狱，是地狱的核心，虽然不是唯一的一个，但仍是分布于世界上的众多核心之一，而德国或许比其他地方要更稠密一些，但是地狱的威胁无所不在，嵌在、密封在庸常中。凌晨的城市一派清凉无害的平和，A轻松地往家里走去。可以感觉到山丘的气息，城市周围分布的风光的气息，辽阔大地上栖居的，但仍属自然的一切。田野茫茫，德意志的广袤森林，庇护着树木和动物，狍子仍在吃草，野猪还在掘食，如果在合适的光景，还会透过潮湿的树荫听到赤鹿的发情声。牛铃之声越过山岗，农人辛苦劳作，不在乎统治自己的是何朝何代，也不管自己的灵魂内有何种地狱般的贪欲在翻腾；两者都不能令他停止劳作。德国比其他地方更理性更谨慎，却也更冲动更贪婪更像地狱。德国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假正经，但更虚假。因为德国人好像天生就对无限有着一种罕见的渴求，因此他必然鄙视对本能的那种幸福且充满幽默感的抑制，而西方人尽管有着更强烈的本能，却把对本能的这种抑制视作值得追求的生活形态；幽默于德国人是桩难事，要是他幽默了起来，那也是一种别样的、更古怪的幽默，是那种深思熟虑的非此即彼的幽默，而非此即彼正是德国人生活方式的特色，是其笨拙的原因所在，刺激着他们一方面完全禁欲，另一方面却完全释放本能：德国人鄙视折中；他视折中为伪善和欺骗，却没有发觉，自己由此犯下了更加严重的欺骗罪行，他虽然没有虚假的伪善、西方矫饰的伪善之举，但他却——这一点更糟——把不公谎称为公正，因为他借着非此即彼的名义，把自己原始的、未经抑制的麻木当作所谓的理性，来对抗更符合天理的人道存在，并且由此强暴了天理公道。他的诚实是暴徒的诚实，这种暴徒想要改掉不喜欢暴力的说谎者说谎的毛病，因此感觉自己简直是救世主，实际上却受到诅咒，永远是个祸害，因为他的信条是谋杀的信条。这边是谎言，那边还是谎言，中间是无限狭窄的真理之路，两个世界之间的一条路，虽然已经向德国人指明，但是由于无休止的踉踉跄跄和跌跌撞撞，却明显走不通。德国人的美德之路？不，用扎哈里亚斯的话来讲，大谬不然，他们没有认识到，真相其实是：因为这是一条充满了恐惧的痛苦的道路。
原因何在？A不知道答案。毕竟又与他何干呢？他没必要操这个心。他回到家中立马就躺到了床上，这是他应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