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验是把某个决定先搁置一旁，未来再思考。然后有一天，专门找一段时间来面对这个问题，却发现它已经完成，解决掉了，决定已经产生。每个人可能都是这样，而我却没办法知道。仿佛在你的脑子里，有个黑暗荒弃的洞穴，里面一群不露面的陪审团相聚并作出裁决。我常常把头脑中这块隐秘无眠的地方当作黑暗、深邃、无波的水域，一个产卵场，只有少数几个孵化成形后才能跃出水面；或者它也可以是一座伟大的图书馆，里面记录了一切与生物相关的事情，能远溯到生物最初的诞生。
我想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有更近的捷径到达这个地方，比如诗人。曾经，我有一份送报的差事却没有闹钟，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发出信号，然后接收回来。晚上躺在床上，我好像看到自己站在一片黑色水域边缘。我想象手握一块白石，圆形的。我会在石头表面用浓墨写上“四点钟”，然后扔掉石头，看它下沉。它在水中不断打旋儿，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对我挺有效果的。四点一到，我就醒了。后来我还用此方法在四点十分或之后的四点一刻唤醒自己。从未失灵过。
有时会出现一个奇怪的东西，甚至有时还很瘆人，它逆冲向水面，就像一条海蛇或巨妖从深处跃出。
也就是在一年前，玛丽的兄弟丹尼斯死在了我们家，死状非常可怕。因为甲状腺感染，他的恐惧喷薄而出，他变得狂暴、可怖又凶狠。他的爱尔兰长脸本来像马一样温顺，却突然变得如野兽一般。我帮他安静下来，在他的死亡梦幻中使他平和安静。一周之后，他的肺部开始肿胀。我不想让玛丽看到他死去。她从未看过死人，我明白，这一次会抹去她对这位和善的人、她的兄弟的甜蜜记忆。于是，我坐在他的床边等待着，一个庞然怪物从我的黑暗水域游出来。我憎恶他，想杀死他，咬断他的喉咙。我下巴肌肉紧绷着，觉得自己的嘴唇狞笑着往后扯，就像杀伐中的狼的嘴巴。
当一切结束，在痛苦的内疚中，我把自己的感觉向老皮尔医生坦白，是他签署的死亡证明。
“我觉得这很正常，”他说，“我在人们的脸上看到过，但很少人承认。”
“是什么引起的？我喜欢他。”
“可能是古老的记忆，”他道，“可能是一种部落时代的返古现象，那时一个生病或受伤的同伴是个危险的存在。一些野兽和大部分鱼类会吞食掉一个虚弱的伙伴。”
“但我不是一头野兽——或一条鱼。”
“不，你不是。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你发现它怪异的原因。但它就在那儿，一直都在。”
他是个善良的老人，皮尔医生，一个辛劳的老人。五十年来，他一直照料着我们的生老病死。
回到黑暗中的那个议会——它一定在超时工作。有时一个人似乎举止反常，于是你会说：“他不会那样做的。这跟他性子不合。”可能并非如此。或许那就是他的另一面，或者只不过是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压力改变了他的形状。在战争中，你能看到很多——一个懦夫变成了英雄，一个勇敢的人在战火中崩溃。或者你在《晨报》上读到一个男人友好善良，有家室，却用斧头劈砍他的妻儿。我相信一个人一直都在变化。但在某些时刻，这个改变会变得明显。如果我想挖掘得更深，我可能会把让我改变的种子追寻到出生那一刻或更早。近来，许多小事开始累积，有酝酿成大事的苗头。好像一系列的事件和经历推挤怂恿着我走到一个相反的方向，背离了我的正常方向，或者我认为的正常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是一个杂货店伙计，失败者，一个没有真正希望和动力的男人，局限在为家庭吃饭穿衣的责任中，关在我自以为高尚正直的习惯和态度的笼子里。可能我还为做一个所谓的“好人”而自鸣得意。
我当然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马鲁洛不必告诉我。你不可能住在新湾镇这样的小城而对此一无所知。我只是对此不太在意。多卡斯法官用自己的特权开交通罚单。这都不是秘密。特权引发特权。镇长，同时还是巴德建筑供应商，用高价把设备卖给镇里，其中一些设备根本毫无用处。如果要铺一条新街道，在计划宣布之前，经常是贝克先生、马鲁洛和半打其他商业领袖率先把份额买下。这些都是事实，但我总相信这些不是我以为的事实。马鲁洛、贝克先生、推销员、玛姬·杨—亨特和乔伊·莫菲联合起来怂恿着我，最终累积成一个推动力，即“我得抽个时间，好好想想这件事”。
我那亲爱的妻子在睡眠中轻柔地咕噜着，唇边带着古远的微笑。床笫欢爱之后，她获得了一种特别的舒适和安慰，一种平静的满足感。
经过前一夜的漫游，我应该很困，但其实不然。我早已发现，如果知道早晨能睡得久一点，我就几乎不困。红点在我眼上游走，街灯把榆树秃枝的影子映在天花板上，春风吹拂，影子像翻绳游戏一样，平稳地左右摇动。窗户半开着，白色的窗帘鼓胀着，饱满得像停锚船只上的帆。玛丽一定要白色窗帘，并经常清洗。它们让她有一种体面安全的感觉。我告诉她那是她的爱尔兰灵魂对中产阶级的模仿，她佯装有点生气。
我也感到舒适和满足。但与玛丽潜入睡眠不同，我不想入睡。我想继续好好品味一下我感到怎样的舒适。我想思考一下我的下一代正在参加的《我爱美国》征文比赛。但在这些和其他事情背后，我想考虑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如何去做，于是我从开始就很自然地使出了最后一招。我发现脑海深处的黑色陪审团已经为我做出了决定。它就在那儿展示着，非常肯定。就像为一场比赛进行训练和准备，鞋钉已经安好，最终站在了起跑线上。那一刻已没有选择。枪一响，你就跑。我发现我的鞋钉也已安好，只等发号枪声了。显然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一整天，大家都在说我看起来很精神，也就是说我看起来不一样了，显得更自信，已变成了另一个人。下午，那个推销员显然吃了一惊。马鲁洛也不安地审视我。乔伊感到有必要为对我做过的事而道歉。然后是玛姬·杨—亨特——她可能因为响尾蛇的梦，感觉最敏锐。在我自己明白之前，她用某种方式看穿并发现了有关我的一个确定无疑的事情。响尾蛇就是象征。我发现自己在黑暗中咧嘴笑。随后，在困惑中，她用上了最古老的花招——用不忠来威胁，这是一个掷到上涨潮水中的诱饵，去看哪些鱼在那里捕食。我记不住她那被掩藏起来的身体发出的喁喁私语——不，最后的画面是她爪子一样的手，出卖了她的年龄和紧张焦虑，以及失去局面控制权时的残酷。
有时我希望自己能明白夜思的本质。它们是梦的亲密同类。有时我能指引它们，有时它们则像强壮脱缰的马，昂着头向我冲过来。
丹尼·泰勒出现了。我不愿意想到他而变得难过，但他还是来了。我不得不使了个花招，一个粗暴的老中士曾教过我，然后真就管用了。战争中，一个白天连着一个黑夜，紧接着又一个白天，形成一个时间组合，其中每个时刻都充满了肮脏可怕的事情，而在那场让人恶心的勾当中一切都不可避免。当身处其中时，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了解其中的痛苦，因为在忙乱中我有说不出的疲倦。但随后，那一个白天一个黑夜再加上一个白天这样的时间组合，在我的夜思中反复出现，直到几乎精神错乱，这被称作战争神经症，曾经还被叫作弹震性神经病。我使用能想起来的每一个花招，阻止自己去想它，但它不顾我的感受又溜回来。它等待了一个白天，终于在黑暗中抵达我。曾经在威士忌的催化下，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高级士官，一个老行家。他曾经参加过战争，而我们如今已经淡忘了那些战争曾经发生过。如果他戴上那些勋章绶带，扣子就没有空间了。他叫迈克·普拉斯基，一个来自芝加哥的波兰人，和那位同名的英雄[37]没关系。幸运的是，他虽然仍举止沉着稳重，但喝醉了，否则他可能会出于成见，不愿与军官深交，从而三缄其口。
迈克听我说完，盯着我两眼之间。“对！”他说，“我了解那个。麻烦的是，你老想着要把它从脑子里铲除出去，却做不到。你能做的就是去欢迎它。”
“你什么意思，迈克？”
“以某件较长的事情为例——你要从最初开始，回忆你能记起的任何事情，直到结束。每次它重现，你就这样做，从最初直到结束。很快，它就会厌倦，然后它的片段就会消逝，不久整件事情就消逝了。”
我试了试，挺管用。我不知道精神病医师是否知道这个，但他们应该知道的。
当丹尼·泰勒出现在我的黑夜之中，我给他使用了迈克中士疗法。
小时候的我们在年龄、体型、体重上一模一样，我们常一起去高街上的粮食和饲料商店称重。这礼拜我重了半磅，下礼拜丹尼就赶上了我。我们经常一起钓鱼、打猎和游泳，甚至和相同的女孩子约会。丹尼家境富裕，如同新湾镇大多数老式家庭。泰勒家在波洛克街上，是那幢带高大雕花柱子的白色屋子。泰勒家曾经还有一处乡间房屋，离镇上大约三英里远。
我们城镇周围区域尽是覆盖着树木的连绵山丘，有威忌州松、再生橡树、山核桃木和雪松。早在我出生前有段时间，橡树大得非同寻常，本地制造的船就在造船厂近旁肢解龙骨、肋拱和船板，直到橡树被砍光。在这起伏不定的城郊，泰勒家曾有一幢房子矗立在一片大草坪中央，那是方圆几英里唯一的平地。那里以前肯定是湖底，因为周围矮山环绕，像桌面一样平坦。大概六十年前，泰勒家的房屋遇火烧毁，再没重建。小孩子的时候，我和丹尼常骑车到那里去。我们在石窖里玩耍，用旧地基的砖块搭建狩猎小屋。花园曾经一定非常壮观。我们在重新长出的树林里摸索，看到一条条林荫道和井然有序的篱笆和边界痕迹。处处都能看到一段段楼梯栏杆，有次我们在一个锥形台子上找到一座牧神潘的半身像。它脸朝下跌倒在地，羊角和胡须都埋在沙土里。我们把它扶起来弄干净，有段时间还去礼拜它，但贪欲和女孩子对我们的诱惑更大。最终我们用手推车把它拉到弗勒德汉普顿，五美元卖给了收废品的。那估计是件挺不错的雕塑，可能还是个古物。
我和丹尼是发小，就像所有男孩都会有发小一样。后来他顺理成章进入海军学院。我有一次见他穿着制服，然后很多年都没再看到过。新湾镇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封闭亲密的小镇。人人都知道丹尼被开除，但没人议论这件事。泰勒家族衰败了，嗯，就像郝雷家族衰败了一样。我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当然，还有艾伦，我的儿子。丹尼知道他们都死了才回来，成为一个醉鬼回来了。开始，我试着去帮助他，但他不要我管。他不要任何人管。可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亲密的，非常亲密。
我把能记起来的事情都过了一遍，一直到那天早晨我给他一美元让他买醉。
我的变化源自感情、外部的压力、玛丽的希望、艾伦的气愤和贝克先生的帮助。等到最后，这个驱动力累积到一定高度并准备好时，思想才为这栋大楼加盖了房顶，并用语言来解释和辩护。或许我那地位低下、遥遥无期的伙计身份根本不是什么美德，而只是道德上的惰性？对于任何成功来说，胆大都是必须的。也许我就是胆小，害怕承担后果——就一个词，懒惰。我们镇上成功的生意并不复杂或难搞，而且也不算那么成功，因为那些成功商人在自己的行为上有些人为的局限性。他们犯的罪不大，所以他们的成功也都是小小的成功。要是深入调查一下新湾镇镇政府和商业联合体，会发现一百条法律一千条道德准则被触犯，但这些都只是小小的违规——轻微的盗窃罪。他们破坏了十诫中的一部分，但保留了其余的。当我们这些成功人士中的哪一个得到了他需要的或渴望的，他会重新变得高尚起来，就像换件衬衫一样容易。所有人都明白，假设他没被抓住，这些妥协不会让他受到伤害。他们是否都这样想过？我不知道。如果小型犯罪可以自我免责，一个快狠准的罪行为什么就不能呢？缓慢持续压力下的谋杀是否比快速仁慈的执刀杀人少了许多谋杀性质？我并不为取了德国人的性命而内疚。设想那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我扔掉了所有的规则，并非仅仅其中一部分。一旦目标靠近，规则就全回想不起来了。毫无疑问，做生意就是一种战争。那么为了追求和平，为什么不把生意都变成战争？贝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枪杀我父亲，但他们给他建议，并在他的体系崩溃之后继承了他的一切。这不是一种谋杀吗？我们钦佩羡慕的所有巨大财富，哪一个离开残酷就能聚敛起来？我一个也想不出来。
如果我把这些规则暂时弃置一旁，我知道我将满身伤疤。但难道这些伤疤就一定比我现在身上这些失败的伤疤更糟糕吗？要活下去就一定会有伤疤。
所有这些胡思乱想就像楼顶的风向标一样不能停歇，苦不堪言。它被设定成这般，因为它已经被这般设定了。但是如果我把这扇门打开，我能否再把它关上？我不知道。只有等打开了，我才能知道……贝克先生知道么？贝克先生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老船长认为贝克家族的人为了保险金烧毁了美人阿黛尔号。是否因为那件事，加上我父亲的不幸，贝克先生才想要帮我？这些是否正是他的伤疤？
当一艘大船被很多小拖船调转、推拉、猛推和牵引时，过程是可以被描述出来的。一旦被浪潮和拖船扭转方向，大船一定会设定一个新航道开始转动发动机。站在策划中心那座桥上时，有一个问题必须要问：好吧，我明白现在我想去哪里。我要怎样到达那里，暗礁在哪里，天气又会怎么样？
我知道最大的暗礁就是言多必失。因此很多人在遭遇背叛之前，自己就背叛了自己，如饥似渴去追逐荣耀，甚至是被惩罚的荣耀。“安徒生的井”是唯一值得信赖、可以坦露心胸的对象——“安徒生的井”。
我呼唤老船长。“我能设定航道吗，先生？这是个新航道吗？它能把我带到彼岸吗？”
他第一次没有给我下达命令。“你得自己去弄清楚。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而且不经历，你不会知道。”
老混蛋可能会帮助我，但也许那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没人想听建议——除非已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