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本书是罗素对政治哲学的一大贡献。 罗素在本书中的观点形成于1916年早期，当时他在伦敦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社会重建原则”的演讲，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骇人听闻，而罗素的战前政治经历并没有让他意识到他的同胞对战争是如此渴望，甚而随着冲突加剧变得更加好战。因此在1915年年中，罗素通过分析社会行为、理性行为和感性行为的根源全方位地重新审视政治学的理论基础。1916年，系列演讲稿以“社会重建原则”为名付梓出版。其美国版被出版商更名为《人为何争斗》。 罗素意在提出一种政治哲学，它基于这样一种信条，即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更能塑造人的生活。他把绝大多数冲动归为两类：占有型冲动和创造型冲动。他认为最好的生活大多基于创造型冲动，而最糟的生活大多源于对占有的热爱。国家、战争、财产都是占有型冲动在政治上的主要表现；教育、婚姻、宗教则是创造型冲动的体现。而解放创造力应成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原则。

《批评批评家》收录了爱略特从1917年开始到1961年间的9篇评论文章和演讲稿。这位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评论家有着独到的眼光，对众多文化现象进行了评论，如对文学批评的运用的论述，另外他还评价了对他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若干作家，并强调了接受真正的教育的重要性。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散文集，收录其1935至1953年间创作的14篇散文，该书包含《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三个部分，记录了加缪从青年时期到思想成熟期的精神轨迹。全书以地中海自然景物为背景，通过对阳光、大海等意象的凝视，展现生命既璀璨又腐朽的双重特质，确立"用阳光反抗黑暗"的核心母题。加缪在直面荒诞本质的同时，强调通过清醒认知与自由选择实现反抗，提出"承认荒诞不等于屈服"的存在主义思想。《西西弗神话》中"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论断源自本书对生命双重凝视的思考。书中名句"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成为作者反抗荒诞世界的生命宣言。

《我不能沉默》是托尔斯泰 1908 年创作的一篇充满批判力量的短文，灵感源于他在报纸上得知二十名农民因袭击地主庄园被判绞刑的消息。文中，托尔斯泰没有将这些人简单称作罪犯，而是定义为 “以劳动养活我们的人” 和 “被我们掠夺的人”。他细致描述了行刑细节，比如刽子手用肥皂水涂抹绳圈以便勒紧，神职人员对着将死之人宣讲上帝教义等场景，以此揭露行刑过程中的荒谬与残酷。 托尔斯泰坚决驳斥政府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由施行处决的借口，指出这些农民只是 “不幸的、被欺骗的人”，真正的罪犯是败坏他们灵魂、维护特权的专制制度及相关机构。他坦言自身的优渥生活与这些暴力行径紧密相关，深感愧疚。同时他批判这种暴力因责任分散而被合理化的现象，强调每个人都需为此负责。 文末他无畏地表示要全力传播此文，只求终止暴行或让自己与这残暴制度切断联系，哪怕面临入狱甚至被处决的后果，还呼吁所有人铭记彼此同为人类，遵循相互关爱的宗旨生活。

《论俄国革命的意义》是托尔斯泰于 1906 年创作的作品，立足其 “勿以暴力抗恶” 的核心思想，对 1905 年俄国革命展开深刻剖析。书中开篇便指出，对俄国人民而言，革命中更重要的并非猜测局势走向，而是明确自身该采取的行动。他认为革命本质是民众与权力关系的改变，要把握这种改变，需先认清权力的本质。 托尔斯泰坚决反对这场革命中的暴力手段，还预言暴力革命只会催生更残酷的专制。他提出俄国不该效仿西方争夺政权的道路，反驳了 “无政府社会无法存续” 的观点，认为政权非但不能遏制犯罪，反而会拉低社会道德水平。他强调革命的意义绝非更改政体、组织选举等政治形式的变革，而是追求真正的自由。 他主张自由不能靠暴力斗争获取，人们应拒绝服从暴力政权，遵循上帝的法规而非人为法规。同时他提及俄国革命源于军备战争和土地被剥夺等问题，认为唯有依托基督教的协作与博爱精神，回归农耕的朴素生活，才能改善农民困境，实现社会真正的革新。

作品围绕基督教伦理与非暴力抵抗思想展开，主张通过个体内在精神觉醒实现道德完善。托尔斯泰提出“天国存在于人类良知中”的核心观念，强调道德实践应回归朴素信仰本质，超越宗教教条束缚。其思想融合宗教哲学反思与社会批判，体现对生命意义、道德责任等命题的深层探索。

托尔斯泰 1905 年创作的《论末世》，立足当时俄国及世界局势展开深刻思考。文章以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国内爆发革命运动为切入点，反驳了世人将这些事件归因于偶然或政府腐败的浅层认知，指出这实则是俄国乃至整个假基督教文明走向崩溃的预兆，标志着旧世界终结与新世界开启。他揭示国家靠暴力维持，以强权划分社会地位，却奉主张平等、反对暴力的基督教为国教，这种矛盾从基督教成为国教时便已埋下根源。托尔斯泰还对当时的所谓 “文明” 提出尖锐批判，认为这种被帝王、官吏、学者等少数人珍视的文明实为特权，而包括斯拉夫人、中国人、印度人在内的广大农耕群众，对此类文明却持相反态度。他强调这场始于俄国的革命，目标是让人摆脱强权压迫，且实现这一目标绝不能依靠以往的暴力手段，彰显出其对生存道德的坚守和对全新社会秩序与文明形态的期盼。

《多余的人》是俄国作家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品通过游记、日记、爱情历险等多重叙事形式，塑造了毕巧林这一典型"多余人"形象，展现19世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在高压社会环境下的精神困境。小说以毕巧林日记为主体结构，包含《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五个篇章。主人公毕巧林作为贵族军官，在俄国高加索地区游历过程中，通过爱情纠葛、生死冒险等事件，展现出对生命意义的虚无认知与深刻自省。文本中出现多处存在主义式独白："我像水手诞生在甲板上，他的心灵已习惯风暴与战斗，一旦被抛到岸上就会烦闷"。这种自我剖析揭示了知识精英阶层在专制统治下产生的精神危机，形成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余人"群体特征。

在《当代的奴隶制度》中，托尔斯泰尖锐指出当时社会依旧存在奴隶制度，只是形式较以往有别。他认为工厂工人、多数农民以及听差、车夫等诸多劳动者都是当代奴隶，农民要么在他人土地上劳作却收获被侵占，要么耕种自有土地需偿还高额债务，其他人也都长期从事违背本性的劳动，而少数人却不劳而获、享受着他人劳动成果。他剖析出人们被奴役源于缺地、缴赋税和养成的消费习惯这三点，这几种因素相互交织，让劳动者难以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托尔斯泰提出，法律是这种奴隶制度的根源，掌握暴力的人制定法律，通过限制土地使用、强制征税等规则实现对民众的奴役，所有权则是奴役他人的实现方式。他还指出，神学、部分哲学等学科通过论证现有秩序合理来维护这种制度，实验科学的应用也多利于上层阶层，民众因受这类思想暗示，误以为这种制度神圣且不可或缺。此外，他点明奴役依靠剥夺生命、饥饿、赋税三种威胁手段实现，深刻揭露了现代文明下剥削与压迫的本质。

托·斯·艾略特创作的诗剧代表作，收录包括同名剧作在内的五部艾略特戏剧作品。剧作以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殉道事件为原型，采用素体诗与散文体交替的形式展现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冲突。该版本被学界视为艾略特戏剧研究的重要译本，其中《大教堂凶杀案》被誉为'十七世纪以来最著名的英国诗剧'。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是托尔斯泰 1886 年完成的纪实性随笔，聚焦 19 世纪俄国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在莫斯科目睹贫民窟的凄惨景象后深受震撼，与认为贫困是文明必然代价的朋友爆发激烈争执，这份触动促使他深入探究社会弊病。他看到贵族阶层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而底层贫民却在饥寒与屈辱中挣扎，且两者间存在着因果关联，贵族的享乐正是建立在对贫民的剥削之上。 托尔斯泰曾制定慈善计划，想借人口调查之机走访贫民窟，联合富人筹款助人，甚至组建团体预防贫困，却遭富人们虚伪敷衍的回应，没人真心愿意出资出力。这让他进一步批判当时虚伪低效的慈善机构与冷漠的社会结构。书中，他还提出人应通过体力劳动摆脱罪恶，反对畸形享乐，强调个体的道德责任，以此作为解决社会不公的方向。整部作品满含对底层的悲悯，也体现了他对社会正义的深切求索与精神层面的深刻反思。

《忏悔录》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心灵自传，讲述他用50年想清楚的1个人生命题，透彻解读人类未曾觉察的“生命意义”。 1879年，50岁的托尔斯泰独自待在昏暗的书房中，书桌上的稿纸凌乱不堪，桌面刻满被金属笔尖划过的痕迹：“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活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什么是我人生全部的结果？”、“如何超越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的意义？”这些严峻的问题不停在托尔斯泰脑中盘旋着，他在苦苦思索中，逐渐回忆起往事。 回首过去，托尔斯泰也曾是个坏人，他忏悔自己早年的说谎、杀戮、虚荣、贪财、荒淫、自大、暴躁……这些竟然占据了他记忆的全部。他不能再忽视引领他走向死亡的日日夜夜，究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对我们隐瞒的真相是什么？生命的终极真谛是什么？ 在一段刻骨铭心的忏悔中，一个震惊世人的答案渐渐在稿纸上浮现。

古罗马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撰写的哲学散文集。收录《论生命之短暂》《论心灵之安宁》《论天意》等五篇哲学短论。这些文章以书信形式探讨生命意义与处世哲学，体现斯多亚学派直面命运无常的核心思想，通过理性剖析时间管理、逆境应对等命题，提出"勤奋不会让人觉得疲惫"等经典论述。塞内加出生于罗马帝国西班牙行省的科尔多瓦，其父老塞内加是著名修辞学家，培养了他卓越的语言能力。作为尼禄皇帝的老师，他历任帝国会计官、元老院元老等职，后因政治斗争失宠隐居从事哲学写作。卡利古拉在位期间（公元37-41年）曾因其才华判处其死刑，后因哮喘病改判流放。

又译《艺术论》，列夫·托尔斯泰撰写的艺术论著。首先它提出了艺术的功用问题，认为“艺术不是少数人享乐的工具”，而是“人类的生活条件之一”，是“人与人相互之间交际的手段之一”，“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激起人们的强烈感受，发挥固有的力量，使人类不断地进步。为此，它强烈谴责上层艺术的颓废没落的倾向；第二，它论述了真假艺术的标准问题，指出艺术的感染性，是区分真假艺术的标准，所谓“艺术的感染性”就是传达感情的程度；第三，它进而论述了实现艺术感染力的三个条件：1)艺术家传达的感情必须是独特的；2)感情的清晰表达有助于作品的感染力。感情表达得愈清楚，感受者在自己的意识中和艺术家相融合时，感到的满足也就越大；3)艺术家感情的真挚程度直接决定艺术的感染力的程度。《什么是艺术?》在论述了传达感情的三项要求后，又指出“三者”缺一不可，但又强调其中最重要的是“真挚”，“艺术家越是从心灵深处吸取感情，威情越真挚，那么它就越是独特，这种真挚能为他所要传达的那种感情找到清晰的表达。”最后，《什么是艺术?》这部论著也比较明显地宣扬了宗教意识、宗教感情，认为“宗教意识的感情是最好的感情”，而传达这种感情的艺术则是“人类共同的友爱的艺术”。

《列夫・托尔斯泰文论》汇集了这位文学巨匠一生中重要的文艺论述与创作手记，完整呈现其文学思想的演进轨迹。书中收录《童年》《战争与和平》等经典作品的创作序跋与文稿片断，既披露了托尔斯泰的写作心路，也展现了他对自身创作的审视与反思。同时，收录的各类演讲、评论及为同时代作家作品所作的序言跋文，涵盖艺术本质、文学价值、创作标准等核心议题，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文论体系。托尔斯泰以 “为人生” 的艺术主张为核心，提出了包含内容、形式、真诚度的文学评价标准，强调艺术的感染力与普世性，倡导通过艺术实现人类的团结与理解。他对莎士比亚、果戈理、契诃夫等古今作家的独到评析，既彰显了鲜明的个人立场，也蕴含着深刻的文学洞见。这部文集不仅是研究托尔斯泰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更为读者提供了一把理解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钥匙，兼具思想深度与阅读价值。

洛克菲勒家族首部且唯一的自传作品。该书突破祖父“不出自传”的家族传统，以第一视角记录家族四代人与美国近代经济、外交发展的关联历程。 全书通过童年经历、教育背景与职业轨迹展开叙述，涵盖作者求学期间师从哈耶克、熊彼特等经济学家的学术积淀，以及担任大通银行董事长期间推动美苏对话、参与1973年中美商务破冰合作等历史事件。书中披露与赫鲁晓夫、周恩来等政要的交往细节，并结合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经历提出企业家应将财富创造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理念。回忆录从家族叙事折射出20世纪全球经济格局与权力网络的深层互动。

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创作的哲学社会学著作，1930年首次出版，该书基于20世纪初欧洲社会转型背景，探讨大众崛起对传统精英秩序的冲击及其潜在危机。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剖析“大众人”通过技术发展获得社会支配权却缺乏理性涵养，表现为功利短视、轻信政治投机等特征；第二部分扩展至国际层面，提出“大众民族”概念，批判民族主义与权力膨胀对文明的威胁。作者质疑技术赋予的支配资格，呼吁建立制约机制避免公共灾难，同时强调精英应承担伦理责任创造社会价值。书中将精英与大众的有机关系确立为现代性社会哲学主题，通过诊断大众主导社会的病理现象，反映了对技术文明与民主制度下精神危机的深刻思考。

托尔斯泰的《一个受传染的家庭》是一部未完成的早期戏剧，核心围绕 “道德感染” 这一深刻命题展开，以家庭为缩影探讨人性中的恶与救赎。故事聚焦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却因成员间的猜忌、自私与怨恨逐渐 “传染”，最终陷入分崩离析的困境。剧中，细微的矛盾如财产纷争、情感隔阂被不断放大，家庭成员彼此指责、互相伤害，将小分歧演变成无法调和的冲突，就像瘟疫般蔓延至家庭的每个角落。 托尔斯泰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人性的脆弱与幽暗，揭示出恶意、冷漠与偏执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能轻易摧毁亲情与信任的根基。他通过剧情暗示，家庭的崩坏并非源于单一的过错，而是每个成员都参与了 “恶” 的传递与放大，正如道德的美好能相互滋养，人性的缺陷也会彼此侵蚀。尽管作品未完成，但已鲜明展现出托尔斯泰对家庭伦理与人性本质的思考，强调宽容、理解与责任才是抵御 “道德瘟疫” 的关键，为读者留下了关于亲情维系与自我救赎的深层启示。

二幕戏剧，于 1910 年出版。这部剧和《黑暗的势力》等作品一样，聚焦民间生活，还融入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核心围绕酗酒这一社会弊病展开。 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主角是染上酒瘾的农民米哈伊尔，还有他操劳过度的妻子玛莎以及家中的老家长阿库利娜。米哈伊尔的酗酒成瘾让他变得暴躁易怒，这也成了家庭矛盾不断的根源，整个家庭始终被压抑和纷争笼罩。剧情里有个关键情节，一名流浪汉在这个家借宿一晚后，被无端指控偷窃，这一情节既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不公，还让米哈伊尔和妻子玛莎的矛盾彻底爆发。 这部剧以小见大，借这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悲惨境遇，深刻展现出酗酒对底层家庭关系的毁灭性影响，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个人责任与社会环境如何相互作用这一问题的思考，契合托尔斯泰晚年贴近民间、注重社会伦理说教的创作倾向。

《活尸》创作于托尔斯泰晚年思想激变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其反复思考离家出走问题与家庭矛盾的直接反映。剧本动笔于1889年，历时十年完成，期间托尔斯泰经历了世界观转变，试图通过戏剧形式批判沙皇制度与宗教虚伪。通过主人公费佳·普罗塔索夫因不满婚姻虚伪而离家出走，最终沦为“活尸”的悲剧故事，深刻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社会制度的荒诞与体面阶层的伪善。剧本创作历时十年（1889-1900年），与《光在黑暗中发亮》同为托尔斯泰思想转型期的自传性剧作，集中体现了其对伦理道德、家庭关系及宗教法制的批判。

创作于1890年，系未完成剧作。通过地主萨伦采夫与家庭的矛盾冲突，展现托尔斯泰晚年家庭危机与精神困境，直接映射其伦理道德意识。剧中“全体走向亮光”的台词呼应《约翰福音》意象，体现托尔斯泰“追光”思想历程。该剧未完成状态（现存四幕）与托尔斯泰82岁出走事件形成文本与现实的互文，出走行为被视作戏剧缺失的终幕。《光在黑暗中发亮》几乎是托尔斯泰本人的人生镜像，将他的所有思考、疑惑和困境都投射其中，而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出走，仿佛就是这部未完剧作的最后一幕。从戏剧本身的艺术性而言，托尔斯泰的剧作获得的褒贬不一，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的思想力量却在今天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写了七部剧本，讽刺喜剧《教育的果实》(1891)是他最优秀的剧作之一，同时也是俄罗斯乃至世界古典戏剧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列夫·托尔斯泰的四幕讽刺喜剧《教育的果实》以其辛辣而又犀利的笔锋无情地嘲讽了游手好闲、精神空虚、醉生梦死的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将前人尚未直接触及的最尖锐的缺乏土地的贫苦农民问题首次搬上舞台，把俄国现实主义戏剧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部作品笔调诙谐而又幽默，读来令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因此，前苏联戏剧导演霍赫洛夫认为，它是一部对垂死的沙皇俄国“进行有社会意义的讽刺的剧本”。评论家洛姆诺夫也说，“在俄国，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真实，如此有力地表现贵族地主与被他们掠夺的农民之间阶级利益的冲突的剧作”。列宁则称赞它出色地表达了农民“令人伤心的真情”，并在自己的论著和演说中多次援引“连只小鸡都没有地方喂”这旬广为流传的台词，阐述“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

托尔斯泰的戏剧《黑暗的势力》以 “一只爪子被网住了，整个鸟儿就算完了” 为隐喻，深刻展现了人性在欲望泥潭中逐步沉沦的悲剧。长工尼基塔本是普通农夫，却在金钱与情欲的诱惑下，陷入了无法挣脱的罪恶漩涡。他与富农的妻子私通，又被贪婪的母亲撺掇，伙同情人毒杀了富农，妄图侵占其家产。为掩盖罪行，他更在逼迫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私生子，一步步从被诱惑者沦为主动作恶者。 “网” 既指物质欲望编织的陷阱，也象征着宗法制农村在资本主义侵蚀下的道德崩塌。尼基塔的每一次妥协都让罪恶的网越收越紧，从最初的动摇到后来的麻木，人性被黑暗彻底吞噬。然而，托尔斯泰并未让绝望终结，最终尼基塔在内心煎熬中当众悔罪，以宗教忏悔的方式寻求灵魂救赎。作品通过这一悲剧，既揭露了资本主义势力对传统农村的破坏，也传递了道德觉醒的可能，警示人们一旦触碰罪恶的边缘，若不及时止步，便会被黑暗彻底裹挟，呼应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 的永恒命题。

托尔斯泰的喜剧《第一个酿酒者，或小鬼怎样将功赎过》围绕诱惑与救赎展开。地狱的农夫小鬼因无法引诱淳朴农夫堕入罪恶，被鬼头惩罚，情急之下想出酿酒的诡计。他化身神秘雇工，接近勤劳善良的农夫，蛊惑对方用丰收的谷物酿酒。起初纯真的农夫在酒精的作用下变得贪婪放纵，村庄也随之陷入混乱 —— 村民们从互助友爱的共同体，沦为沉溺酒瘾、纷争不断的醉汉，家庭失和、邻里反目。小鬼本想借此向上级邀功，却目睹酒精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内心备受煎熬。最终，他意识到自己的恶行给人间带来深重苦难，决心将功赎罪。他揭露了酿酒的危害，帮助村民摆脱酒瘾，重拾劳作与互助的美德，用实际行动弥补过错，既完成了自我救赎，也呼应了托尔斯泰对人性向善、抵制诱惑的道德思考，成为一则警示欲望危害、颂扬良知觉醒的寓言。

《苏格兰女王的悲剧:玛丽·斯图亚特传》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创作的传记作品，全书以16世纪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政治与人生悲剧为主线，展现其在宗教改革与权力斗争交织下的命运沉浮。讲述玛丽·斯图亚特的一生饱受争议。出生6天便继承了苏格兰王位，16岁时获得法国王后、苏格兰女王、英格兰女王三顶王冠，荣耀至极。19岁亲政苏格兰，后因宗教矛盾的激化以及涉嫌参与谋杀亲夫而引起苏格兰贵族的反对。25岁遭废黜逃往英格兰，却被其表亲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囚禁。在长达20年的囚禁后，被判处死刑，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位被推上断头台的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