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福楼拜著，译李健吾。《圣安东的诱惑》是法国大作家福楼拜（1821–1880）的小说代表作，1849年初稿，1856年次稿，1872年三稿，1874年全文定稿正式出版，跨越二十五年，其间福楼拜完成《包法利夫人》《萨郎宝》《情感教育》三部长篇小说，本书的写就几乎贯穿了作家的整个创作生涯。 小说取材自圣徒传说，即埃及修道士安东（约251–356）在沙漠中抵御各种诱惑的事迹，西方艺术中有不少以此为素材的作品。1845年，福楼拜的妹妹卡罗琳新婚旅行前往意大利，福楼拜同行，他在热那亚的巴尔比宫看到据说出自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之手的油画《圣安东的诱惑》，获得写作灵感，而少时读过的拜伦诗剧《该隐》和歌德诗剧《浮士德》也给了他颇多启发。 小说分七章细致描绘了安东在一个夜晚产生的精神幻象，魔鬼、示巴女王，还有安东自己的弟子将不计其数巨大的诱惑摆在他面前：财富、权力、享乐，乃至更具诱惑性的：神祇、礼仪、经文、圣谕……魔鬼以科学之名，制造迷障，隐藏起宇宙的秘密。从夕阳西下到晨曦渐上，幻梦不断，最终，安东从迷局走出，迈向新生。小说以散文诗体（或称诗剧形式）写就，反映出对宗教妄念的反叛、对物欲社会的厌弃，是作家投入“热狂”的一部作品。

为什么书名叫《所罗门王的指环》呢？劳伦兹说明：“根据史料记载，所罗门王能够和鸟兽虫鱼交谈。这事我也会，虽然我比不上所罗门王，能够和所有的动物交谈，而只能和几种我特别熟悉的动物交谈。这点我承认，但是我可不需要魔戒的帮助，这点他就不如我啦！要不是靠魔戒的力量，就算是最亲密的宠物，老国王也听不懂它在说些什么。而且，当他不再拥有魔戒时，他甚至会硬着心肠对待动物。所罗门王是在盛怒中将魔戒抛得老远的，那是因为有一只夜莺向他泄密：他那九百九十九位爱妃之中，有一位爱上了年轻的小伙子。” “所罗门王可能是极聪明，也可能极笨，这点我不敢说。照我看来，需要用到魔戒才能和动物交谈，未免太逊色了一点。活泼泼的生命完全无须借助魔法，便能对我们述说至美至真的故事。大自然的真实面貌，比起诗人所能描摹的境界，更要美上千百倍。”

福楼拜著，译李健吾。《萨郎宝》是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继《包法利夫人》之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公元前3世纪的迦太基为背景，讲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战争故事。 名家名译，李健吾先生生前未能完成全书翻译，由其旅居加拿大的孙女李昡补译完成。为李健吾先生未竟的福楼拜文集翻译事业画上了一个句号，具有特别的意义。该译本从未出版过。小说描写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被罗马打败，要担负巨额赔款，统治阶级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以致国库空虚，积欠雇佣军的军饷无法支付。雇佣军在利比亚人马道的带领下哗变，包围了迦太基城。马道爱上了迦太基统帅哈米加的女儿萨郎宝，在希腊奴隶司攀迪的引导下潜入迦太基城，盗走了由萨郎宝负责守护的保佑迦太基城的神衣。哈米加回师解救迦太基城，初战失利，幸亏萨郎宝只身走进马道的营盘，取回神衣，才扭转了局势。哈米加用计包围了起义军，又用分化瓦解、收买叛徒的办法对起义军各个击破，彻底消灭。马道被俘，被残忍地处死，萨郎宝的目光同马道的目光相遇后，如受雷击一般，也倒地死去。

作者是[法国] 居斯塔夫·福楼拜，译李健吾。《三故事》是居斯塔夫·福楼拜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完整的虚构作品，创作时间跨越30年，被公认为作者的成熟之作。是福楼拜小说艺术的集中体现。屠格涅夫不等法文原作成书，就陆续译成了俄文。福尔考说：“认识福楼拜的，在这里寻见他；不认识的，在这里认识他。” 包括三个短篇:淳朴的心,圣朱利安传奇,希罗迪娅, 其中《慈悲·圣·朱莲的传说》取材于一则中世纪故事，作者去芜存精，把飘渺的传说带回到现实上来；《一颗简单的心》化腐朽为神奇，把不是传奇的材料写成一篇动人的短篇小说；《希罗底》让历史重新鲜活起来，将矛盾冲突集中到一天时间里，从早到晚，让人想起戏剧的严谨结构。这三篇短篇小说分别呼应了作者的《圣安东的诱惑》、《包法利夫人》和《萨郎宝》。

作者是[法国] 居斯塔夫·福楼拜，译者是李健吾。长篇小说。以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的巴黎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中等资产阶级青年毛漏的人生经历。他平庸无能，懒于学习，意志薄弱，耽于幻想，却有心追逐女人。他先后在外省和巴黎结交过好几个女友，其中有画商夫人和银行家夫人，借此以跻身上流社会。到第二帝国时期，毛漏将叔父遗产挥霍大半，只好回乡过清寒日子。 《情感教育》公认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七月王朝时期，世风日下，毛漏式的青年一代早被淫糜颓败的空气所腐蚀。毛漏实际胸无大志，满足于卑微的物质和肉欲要求。这些当然都打有时代的烙印。小说歌颂了英勇就义的真正的共和派杜萨笛耶，但对广大群众却流露出蔑视情绪。

赫尔曼·布洛赫是自由形式的大师，他的小说把诗歌、小说叙事与哲学论说艺术结合起来，试图用对位逻辑与即时动态音乐手段激发语言的生命力。比乔伊斯更激进的是，他颠覆了一般小说要依靠的时间结构和线性进程。 小说《维吉尔之死》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水”、“火”、“土”、“气”，每部分代表着四重奏的一个乐章，在每个“乐章”中，小说的节奏都意图折射相应的音乐节拍。维吉尔作品中出现的神化人物都来到了他的意识中，他被他在《埃涅阿斯纪》中曾经赞颂的社会的堕落而震惊，决定焚毁自己的诗稿，但被他的好友奥古斯都阻止了。小说的最后一章是维吉尔的幻觉，他摆脱了尘世的束缚，来到了造物的初始之时，见到了和圣经所载相反的创世景象，最终到了言语和文字无法言说的地方。

《巴黎的忧郁》于波德莱尔身后出版，集结了诗人生前在完整构思下创作的五十首诗作，以散文诗的形式对现代社会图景进行了抽象化与艺术化的处理。《巴黎的忧郁》又名《小散文诗》，波德莱尔创造了“poème en prose”一词，为长期存在但声音微弱的反传统韵律与拆解诗歌的尝试正名，被誉为散文诗的鼻祖。《巴黎的忧郁》以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颠覆了同时代诗歌中的韵律与结构，借由感官化、意识流的形式，将个体意识与十九世纪的巴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诗人直言，这是“另一本《恶之花》，但更加自由、细腻、辛辣”。

该书是分析心理学入门作品，探究人类内心深处的无意识内容。荣格认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或者无意识中的内容，总是与远古的神话遥相呼应。在《英雄与母亲》中，荣格借用诸多神话传说与考古资料，以及原始文化的图画，来确认这种特殊的心理联结，为其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做论证。相比于弗洛伊德，荣格更加注重象征背后的原型意象及其表达，并从文化的视野来扩展对“力比多”概念的理解。因此，本书成为了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开端，也为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发展做了充分的铺垫。

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自中亚的大草原。公元1300年左右，他们迁徙到亚洲的最西端，并且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草原民族的凌厉作风，土耳其人特有的灵活与包容，再加上几位开国苏丹的英明战略，让他们的国家很快壮大起来。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攻陷君士坦丁堡，1529年苏莱曼大帝陈兵维也纳城下——这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代。在欧洲，奥斯曼帝国灭亡了“最后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并且继承了拜占庭的广阔领土和政治遗产；在亚洲，它再现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带领伊斯兰世界重振了团结和繁荣。这一切，使得奥斯曼帝国在那个帝国时代无往不利，成为“三洲两海、东方西方、世界中心伊斯坦布尔的主人”。 随着世界现代的降临，奥斯曼帝国却落后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站上历史变革的潮头，崛起为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对手——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沙皇俄国、拿破仑帝国、英国。1683年帝国军队惨败于维也纳城下，从此，“胜利”对土耳其来说愈发成为一种奢望。为了改革日益陈旧的制度，奥斯曼帝国尝试过种种维新道路，很多维新志士乃至帝国苏丹在与守旧势力的抗争中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英国植物学家福琼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华，采集包括茶树在内的中国植物资源。回英国后，他写了几本颇具价值的著作，介绍其中国之行。本书对1843年和1848年的两次中国之行作了详细记录。书中对中国的茶树栽培和制茶方法详加阐述，对中国园艺、植物特性与分布、饮茶文化也多有着墨，但大部分描写的还是其在中国的奇妙经历及见闻感受。对部分中国文化，福琼表达了他的怀疑与偏见，但更多的时候，特别是随着其对中国了解的深入，福琼表达了他对中国自然景观与文化的惊奇及赞赏之情。福琼是传教士之外最早进入中国内陆的外国人之一，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教士的独特视角。福琼的游记虽然成书于殖民主义时代，其在中国的行为最终也成就了“茶盗”这一略带强权主义色彩的“美名”，他曾服务于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多次前往中国，将蒲葵、紫藤、栀子花、芫花、金桔等一系列中国花卉引入英国。同时，他受彼时风头正盛的东印度公司的雇佣，深入中国东南茶乡，将中国茶叶及制茶技术成功移植至印度、斯里兰卡，并最终扩及全球。这一行为，改变了中国对茶叶的垄断，改写了中英两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贸易差额，客观上也促使茶叶不再为欧洲贵族独享，而成为世界性饮料。后人称其为“茶盗”（The Tea Thief），可谓实至名归。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幼年时光·青春放浪》是日本文学大家井上靖的一部自传作品，也可以说是作家的一部回忆录。这部回忆录由《幼年时光》《青春放浪》《我的自我形成史》三部分组成，记述了井上靖从幼年时代到学生时代，再到工作成年这期间的人生故事。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的《清朝全名》是部全面叙论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这部学术名著，曾一九一四年出版，对学术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从它问世至今，一直受到学界重视，被学者惠家作为权威性的引徵之据，在学界长期享有它应得的学术地位，梁启超将其列为嘹解清史的书，梁漱溟、萧公权等也都程引及之。作者有深厚的学养，以时间为经，以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事件为纬，完整清晰地展示了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所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尤其是对历史细节的描述，更为他书所罕见；所述文字，精细、形象、生动、绝无拖泥之书。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童年，不同的故乡。可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是人们永远回望的地方。对洪作而言，日本伊豆的小山村，就是那个永远无法忘记的童年故乡。小学生洪作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身边有疼爱自己的阿缝婆婆、善良的姨妈咲子、果敢的母亲七重、真挚的小伙伴等等。他整日和小伙伴愉快玩耍，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有趣：在铁桥上呼啸而行的火车、城镇里的电影院、弹珠汽水、轻便铁道、薄荷烟斗、果冻。可快乐不是永恒的，就在洪作从小学升初中的那段时间，姨妈去世了，爱自己的婆婆也离去了。洪作不得不慢慢成长起来，而成长总是伴随着伤痛……

青春总是让人怀念，那些青春期的迷茫、懵懂与感动、那些已成过往的点点滴滴，是否已经成为你生命中不灭的光芒？洪作升入中学后，便寄宿在姑姑家中。在这从少年向过度的青春时期，一起长大的旧伙伴慢慢在洪作眼里变得平庸，新结识的高年级的朋友却闪耀着一种令他向往的光芒。洪作慢慢对之前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不满足，开始迈向新的世界……《夏草冬涛》是日本文学家井上靖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第二部。本书是作者五十多岁的作品，以回望的视点进入其少年时代，以寄居在姑姑家的少年洪作为自己的替身，满怀温情地描述他在静冈沼津中学度过的日子，书中有对少年友情、青涩的初恋，以及少年井上靖对山川风物产生的浓厚情感，同时本书也是一部描绘昭和时代日本乡下风土人情的风景画。

《癔症研究》 （德语：Studien über Hysterie ），也译作《癔病研究》或《歇斯底里研究》，由约瑟夫·布洛伊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合著，是一部理论著作和临床病例集，于1895年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发现的开山之作。

日本人敬畏西域，即使在今天，西域也依然拥有巨大的魅力。 自从我开始写小说——当然也多亏了学生时代所受过的西域的洗礼，我便以西域史为题材，写了几部以西域为舞台的小说。诸如《敦煌》《楼兰》《洪水》《昆仑之玉》《异域之人》等。 自从屡屡受邀访问中国之后，我便越发感受到一种诱惑。真想去自己写的小说所涉及的舞台看一看。如今，我终于来到了这里——让我魂牵梦绕四十余年的地方。这便是西域，这便是丝绸之路。

奥地利S.弗洛伊德著。1929年出版。该书是作者晚年论述人在世界中地位及人与文化关系的著作，认为人生的目的主要由快乐主义原则决定，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是暂时的、过渡性的，真正的幸福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达到。人的本能是进攻性的和追求利己主义的自我满足，文明只有在否定个人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文明限制本能的生活要求，扩大文化的阵地。文明发展限制了自由，但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经常是不公正的。抑制个人本能的结果使本能升华为科学、艺术和思想的创造性活动。提出保存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区别，前者是把个人、家庭、种族、民族、国家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但人的进攻本能使个人与全体相对立，表现为死亡本能。现代文明就是保存本能和死亡本能的斗争产生的，因而文明的进化就是人类生命的发展，即克制个人的破坏倾向，把个人融合到集体中去。个体的发展表现为利己的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也表现为利他的与他人相结合的要求，这两者互相斗争反映个人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斗争。超我的作用在于抑制个人的发展而推动文明的发展。

作者是(俄)巴枯宁 ，译者是朴英。巴枯宁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物、也是俄国早期一位革命家。《上帝与国家》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他表明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家的信仰乃是人类自由的两大障碍。他认为，对上帝的信仰，只会使人们驯服于"被上帝选中的人的神圣权威"，失去批判精神、理智和意志。巴枯宁将国家称为"合法的、公开的暴政"，主张自由是对权威的叛逆，也就是对直接合法化了的权威--国家的叛逆。本书近六万余字，不分章节，稍显无序，

弗洛伊德著。主要观点是在原始民族心理和精神病患者心理之间存在某种本质的共同点。因此，可以依据精神病院取得精神分析资料来说明民族学事实。对外婚制、回避习俗、禁忌、魔法、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试图作出精神分析的说明。以“羞耻冲动”论来解释禁忌，认为违犯禁忌是人们对有某种不容许的愿望的事物和行为。把魔法和宗教的相互关系同儿童情欲发展阶段加以类比，认为万物有灵论相当于“自恋”阶段，而宗教相当于“爱对象”阶段。认为，精神分析是射向图腾崇拜这种黑暗的唯一光茫。动物是父亲的第2形象。父亲对小孩说来既是对母亲情欲的对手，又是仿效的榜样。这种双重性移植于动物，因而动物不仅是畏惧的对象，而且是崇拜的对象。所以，图腾动物在原始民族中是父亲形象的替代者。同时，在吸收阿特金森“大家庭”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古代杀父假说。为了消除敌视父亲和相互嫉妒的口实，还禁止同本族女性发生婚姻性交联系，外婚制因而确立。被杀父亲的形象由图腾动物所取代，所以也不能杀害图腾。结尾，提出了杀父之事并不存在，不过是一种愿望的假说。本书所展示的一幅史前时期杀父的暗淡情景，像某种线索始终贯穿在他及其追随者有关文化问题的一切论述之中。然而，这种理论未免牵强附会，难以令人置信。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著。该著作发表于1901年，1904年发行了单行本。全文着重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错失，提出不仅神经病患者，而且在正常人的日常行为中，也可能因潜意识的内部斗争而改变思想行为，从而把早期精神分析方法推广到对正常人的心智生活的分析和错失行为的改正上。作者认为：日常生活中之所以不常发生语误、笔误或误读等“错误”现象或动机性遗忘，是由于人把一些可能使自己觉得痛苦或难为情的想法、冲动或记忆，从意识的境界，经由不知不觉的过程放到潜意识境界，以免因为意识到此而感到不舒服。但是这些压抑的东西并未消失，当意识的自我检查作用松懈时往往会突破阻抗力量，再度浮现到意识境界来，人们潜意识地给予否认，从而造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错误。作者由此展现了精神命定论的信仰：心智历程的任何微细动向，都必有精神上的宿因可寻。错失行为研究为此提供了最方便的证明工具。

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与概念的形成及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本书是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的奠基之作。本书以弗洛伊德1915—1917年在维也纳大学的课程讲稿整理成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论。由于是讲授的形式，故而非常适合刚学习精神分析理论或从未接触过的入门者阅读、学习。本书几乎涵盖了精神分析理论所关切与探讨的各项层面，特别是精神分析的三大基本理论：潜意识论、梦论，以及性欲论。全书共28讲，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