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

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创作的对话体著作，写作于1772至1776年，该书与《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共同构成卢梭晚年自我探索的三部曲，采用“卢梭”与“法国人”围绕“让-雅克”展开三场虚构对话的形式进行自我辩护。全书包含三篇对话及“作品始末”叙述，附录收录《致德·圣-日耳曼先生函》等文献。通过辩论法律、公正、人权等议题，批判封建制度，阐释“自然使人幸福且善，社会使人堕落”的哲学观。 作品采用分裂叙事将作者身份解构为对话双方和被评判对象，展现卢梭晚年遭遇政治迫害后的精神困境。 该作被视为卢梭思想体系定型之作，包含《致德·圣-日耳曼先生函》等微型自传材料，具有对话体文学实验特征。

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代表作之一，1938～1947年成稿于美国，1959年出版。作者通过对人类精神的分析和历史进程的追溯全面论述了“希望的原理”。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又分四部分： (1)世界的本质存在于未来中。期待、希望并对尚未形成的可能性的意向不仅是人类意识的基本特征，而且是全部客观现实内部的基本原则。思想意味着超越现实，但并非是忽略现实，真正的超越是认识到那些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辩证发展的趋势。由乌托邦愿望构成的希望引导了全部的自由解放运动，引导人们面向未来的创新。 (2)白日梦。这是所有人都可能产生的，是人的欲望和追求的一种反映，但它与夜间梦有原则性区别：它有合乎意愿的进程;其自我意识不像夜间那样微弱;它的目的是要改变现实;它的本质存在于未来。白日梦体现了人类最重要的期望性激情-希望。 (3)预定意识。在白日梦中流露出一种新的意识：尚未意识到、尚未明确显示出来、尚未形成的前意识，这是心灵创新的诞生地，存在于一种具体的预定领域中。这种预定意识与人类文明历史中的意识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着。(4)成熟的理想。面向未来的预定意识正是希望的行动内容，即肯定性的乌托邦活动，它具有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包含着未来的确定性，孕育着未来，是一种成熟的理想。它首先体现在观念中，又在现实的判断中被全面探讨，从而构成人类文明的具体乌托邦的地平线。这种乐观主义、唯物主义的希望哲学位于现实世界的前方，位于几乎没有被透彻思考过的存在的前方。第二卷描述了医学、社会、技术、建筑和艺术等具体的乌托邦蓝图。其中论述了自由和秩序、意志和自然、希望和智慧等的关系。第三卷论述了道德、音乐、死亡、宗教和幸福，来表达理想的实现。这一最终理想就是，社会革命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将最终把笼罩着整个人类的自我异化除去，人类将成为符合于人类本身的最高存在。真正的创世纪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并且刚刚开始。这部著作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从希望这个角度，全面地分析了人的创造性，因而西方学者认为该书是关于人类志向和渴望的真正的百科全书。

英国诗歌。威·莎士比亚著。梁宗岱译，1600年以前创作了154首十四行诗，其中大部分完成于1593年与1596年之间，1609年由出版商托·索普出版，题为：“献给下面刊行的十四行诗的唯一的促成者W.H.先生。”十四行诗又译“商籁体”。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韵式为abab cdcd efef gg，即前12句以4句为1组，分成3组，最后是一个对偶句，对前面的3个4句予以精辟的总结。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诗人都写过十四行诗，这些诗表达出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向自己的心上人倾诉衷肠，抱怨她冷漠无情、变幻无常，但是莎士比亚在许多十四行诗中却抒发了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一些十四行诗是献给一位英俊的朋友与赞助人的，莎氏在诗中表达了对他的仰慕。另一些十四行诗赞颂了一位“深色皮肤的夫人”，按照当时的时尚，向这位神密的情人倾诉衷肠。莎氏在十四行诗中所描写的爱情，不是16世纪一般十四行诗人笔下那种理想的、柏拉图式的感情，而是真正的热情，是人间的、真实的热情。

《一切的峰顶》是梁宗岱于20世纪30年代编译的西方诗歌译集，收录歌德、雪莱、波德莱尔等欧洲诗人的代表作，涵盖抒情诗、戏剧片段等体裁。原版因历史原因长期湮没，后于八十年代起陆续重刊，译集翻译工作完成于梁宗岱与沉樱在日本叶山度蜜月期间，融合其留学欧洲的文学积淀与中国诗歌传统。 译集以逐行对应、模仿原诗韵律的直译理念为核心，强调对原作字句结构与音乐性的忠实移植，如采用中国古体诗形式对应德语古典韵律。所选篇目包括《浮士德》选段、《月光曲》等反复推敲的经典。

印度灵性导师J·克里希那穆提的宗教哲学著作，基于其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讲座对话整理，全书以问答形式探讨人类内心困惑与解脱之道，融合禅宗、密宗“大手印”思想，阐释“烦恼即菩提”“转贪嗔痴为戒定慧”等核心命题。通过分析自我认知、恐惧根源、意识运作等内容，系统剖析生存本质与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全书涵盖14个章节，包括“自知之明”“痛苦的根源”“脑细胞与圆满世界”等主题，主张通过无观察者的纯然观照摆脱知识权威束缚，在行动中实现内在自由与真实快乐。

《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是印度瑜伽大师帕拉宏撒·尤迦南达创作于1946年的灵性自传，记录了其对克利亚瑜伽的修行实践与思想体系。作者1920年赴美弘法，成为近代将该瑜伽体系引入西方的重要先驱。 全书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描述了与圣尤地斯瓦尔的师徒传承、泰戈尔和甘地等名流的交往，以及通过瑜伽修行体悟宇宙意识的历程。书中包含42至49章不等的叙事章节，涵盖分身显现、物质显化等超自然体验，系统阐释克利亚瑜伽的哲学原理与科学方法，融合自传文学与宗教哲学的双重特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作品展现了20世纪瑜伽智慧在现代社会的传播轨迹。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是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临终遗作，是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对自己的剖白与总结；是在其“孑然一身，没有兄弟、邻人、朋友，没有任何人可以往来”的悲凄境况下，坦然展露的思想和感情。卢梭在这十篇文笔优美而充满哲学思辨的遐想中，品味自然美景，与心灵亲切交谈，他推崇真理、自由，赞扬自我，抒发了对自然之美的赞叹与向往，亦可窥作者真实坦诚的状态。本书也凭着自身散发的思辨光芒，照亮了无数世俗中卑污的灵魂。

英国哲学家L.S.斯泰宾创作的哲学著作，初稿基于1936年学术报告扩展而成，1930年代整理成书，全书以“有效思维如何促进民主社会”为主线，系统分析人类思维因无意识偏见、语言模糊性及宣传手段导致的认知偏差，提出“罐头思维”等概念批判固化模式。通过剖析比喻误用、数字误解、群体心理等案例，强调逻辑训练与理性自省对消除思维陷阱的重要性，内容覆盖逻辑基础、语言批判、民主思想自由等15个章节。书中结合逻辑学与心理学方法论，构建了识别思维误区并建立清晰分析框架的理论体系。

本书为卢梭的一篇重要论文，为法国第戎科学院1749年公布的有奖论文竞赛题目，并被评为最佳，获得了该院颁发的金质奖章。这篇文章独树一帜，把论述重点放在抨击社会风气的日趋败坏上。其中心思想是：科学和艺术是伤风败俗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艺术会造成人类道德的普遍堕落。在人们陶醉于科学和艺术的兴盛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提醒人们，要把重振道德作为当务之急。只有这样，风俗才能日趋纯朴，社会的发展才能步入正轨。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晚年的著作，1644年用拉丁文出版。在书中，笛卡尔把哲学比作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医学、机械和伦理学是树干上长出的主要分枝。书中分为四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阐述了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人类知识的原则。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要发现一些确实而明白的真理，这要用怀疑的方法达到。提出通过怀疑，排除了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最后剩下不能怀疑的 “我” — —心灵和思想，它是知识的第一原则，清晰明白，确实可靠，从它推论出完美的上帝的存在和物质的存在及其属性的各种知识。在这一部分中，他提出了著名的 “我思故我在” 的命题，认为人有思想，人才存在，人的本性在于人的思想或理性。认为，人由心灵和肉体组成，心灵能思想，作为人体的主要部分，它则是自由的。因而，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的主要完美之点，就在于他能凭意志自由而行动。在第二、三、四部分中，作者探讨了具体科学的最一般知识。有关伦理学，他认为，道德科学必须以形而上学、物理学的知识为前提，它是最完全最高尚和最高级的智慧。指出，哲学、伦理学应当指导人生，促进人类的公共福利。

本书是卢卡奇晚年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 卢卡奇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民主化的论述，建立在其对“革命辩证法”的总体性重构之上。他始终坚持总体性辩证法立场，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指出了变革时代国家的建设要求，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在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上，卢卡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化的有限性和虚伪性，反思和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得失，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性。

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与瑟诺博斯合著，1898年在巴黎出版。本书包括初基知识、分析工作、综合工作三篇与结论，附录二章，专论法兰西历史教育情形，实与本书主旨无关。本书著者朗格诺瓦与瑟诺博斯都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史学名家，两人合撰此书，专门讨论史学方法方面的问题。他们总结前人的治史经验；在本书中阐述了历史学家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从搜集史料到外形鉴定、内容鉴定，直至综合历史事实、落笔成书，这一系列工作都有严格的方法论上的要求。本书作者十分重视史料，认为历史由史料构成，无史料则无历史；无论研究某一方面，必事先将其史料加以分类整理，以合理而便利之方式，措置为一定的程序，这是历史学家职务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工作。他们认为在外形鉴定(“外证”)中，需注重鉴别版本的真伪，尤需注重原本，因而需发现原本，并寻求原本与钞本之间的差异。在内容鉴定(“内证”)中，需推究作者的处境和用心，如著作者或因为其自身，或为其同群之虚荣夸耀所惑，或为一社群朋党或一主义学说训条有所同情或不同情，或以文章辞采之美妙以取悦于众等等情形，都可使之改变事实；此外，还需调查材料提供者的资料是否准确无误，若系得自他人，另需寻究目击者的初次记载以及是否为精确的观察。作者在“结论”中指出；“凡人类进化，决非与动物进化为同一原因所产生，故历史之学，更能使吾人获免于适用一切生物学之类同定律(自然选择、生存竞争、遗传习惯之类)，以说明人类社会之进化。”这部著作自1898年问世以后，曾被许多高等学校采为史学方法论的教材，在西方史学界有相当的影响。

薄复礼，瑞士籍英国人，1922年，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携妻子来华传教，任英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派驻贵州镇远教堂的牧师。1934年10月在贵州旧州（黄平）境内，与征战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而被扣留，后于1936年4月在云南富民县被释放。期间，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相识。1936年8月，在脱离红军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薄复礼口授并在伦敦出版了这本亲历红军长征见闻录。1985年，在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的帮助下，薄复礼与萧克将军时隔50年后再通音讯，重叙当年佳话。20世纪90年代初，这位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老人去世。夫妇两人虽生前无子、身后飘零，但他们的名字和亲历长征的传奇却长留在了中国。

16世纪地中海地区史著作。F.布罗代尔著。1949年初版，1966年增补版。1972—1973年出英文版。F.布罗代尔(F. Braudel 1902—)，法国当代历史学家，第2代年鉴派的核心人物和新史学的先驱。曾主持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6部，即“经济和社会科学部”工作。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整体观、多节奏论和中心观。本书是其花费20年时间写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成名之作。著作还有《法国经济社会史》、《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论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等。本书论述了16世纪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统治时期(1556—1599)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强调地理因素、生态因素和人口因素对人类行为及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地中海地区帝王行为的作用远远不及瘟疫流行、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人口消长、金银流动、物价波动等历史现象。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战争(1571年勒颁多战役)作为全球性的历史整体来观察，完全摆脱了民族观点，并且打破了地中海地区的局限性。指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经济中心，地中海时代是以威尼斯为中心。本书是法国年鉴派第二代代表作，力图把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门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创立综合性的“地理历史学”。摆脱了19世纪以前传统史学的影响，促进了年鉴学派的发展，在西方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著作。爱·霍·卡尔著。1963年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夫出版社出版。爱·霍·卡尔(Edward HallettCarr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外交部和情报部工作，当过《泰晤士报》助理编辑，40年代后被聘为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和牛津大学国际政治学指导教师，1956年任英国学术院院士，著有14卷本《俄国革命史》和《巴枯宁传》、《从拿破仑到斯大林》等书。本书共分6章：1.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2.社会与个人；3.历史、科学和道德；4.历史中的因果关系；5.作为进步的历史；6.在扩展中的天地。本书主要是回答一个千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不断思考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认为，历史学家的著作是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反映，是由包括时间与地点在内的环境塑造而成的，因此，历史就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比如历史学家一度曾依据宪法和政治解释过去，但是当经济和社会的目标开始代替宪法和政治的目标时，便转而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解释过去。由此强调历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强调历史评价永远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本书论点不仅具有合理的因素，而且对当代新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承认历史的社会价值，并对历史学光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本书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对历史的看法也或多或少有相对主义因素。虽然指出了历史学是历史的产物，却忽视了不同利益集团在历史中的不同地位对历史学的影响。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创作的哲学史著作，全书共11个篇章，采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方式，涵盖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演变，结合历史案例与图表解析哲学概念 。内容涉及古希腊哲学奠基、基督教哲学形成、启蒙运动发展等阶段，呈现哲学与科学、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互动关系。强调哲学作为探索未知领域的思辨活动特性 。罗素在前言中自述该书为西方文明研究的阶段性总结，通过通俗语言与图片结合的方式，帮助读者建立系统性思维框架。

副题《巫术与宗教之研究》。1890年第一次出版，后曾多次增修重版(1910、1911—1915、1920)。第1版到第3版依次为2卷本、3卷本和12卷本。第4版为1卷的节本。节本共有69章。民族学著作。弗雷译著。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一个猜测的事实，即在意大利湟米狄爱娜圣所祭师职位的特殊继承习惯。作者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仪式的历史作了详尽而有趣的说明。内容既谈到灵魂信仰和植物人格化，又涉及土地崇拜、树木崇拜、禁忌、魔法、洁净仪式、人祭、神圣婚姻等。决定本书结构的主要思想是作者关于人类智力发展阶段连惯性的理论，即人类智力发展可分魔法、宗教、科学3个阶段。认为人类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前万物有灵论阶段，形式上与科学阶段相似，而与宗教阶段有所不同，因为宗教前提是信仰神秘事物，神对事件施行超自然的干预。而在魔法阶段，如科学阶段一样，人类不相信任何奇迹，认为任何现象都是自然的，合乎自然规律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是出于一种简单考虑。所以他的理论属于理性的前万物有灵论，即实质上停留在理性地了解宗教的范围以内。本书有关人类智力发展三阶段的理论，由于不能自圆其说而没有得以流传。但是，有关将巫术同宗教加以区别的言论，基本上为西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所接受，宗教的民族学研究同过去相比已提到更高阶段。在西方被誉为原始信仰和原始风俗的百科全书。缺点是把宗教视为个体心理现象，不了解宗教是社会心理现象，首先是社会现象。

卢卡奇的代表作和成名作，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部代表作。1923年出版。副标题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该书是一部由八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分别写于1919～1922年间，其中“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1922)一文是该书的核心部分。该书内容庞杂，晦涩难懂，基本上继承了黑格尔哲学思辨性特点。该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异化理论、辩证法和总体范畴等。该书从抽象的人本主义出发，把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作为核心范畴，用它来阐述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理论，从而推演整个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是人和人所生产的商品之间的矛盾。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辩证法的适用范围只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它只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他套用了黑格尔“总体性”概念，并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根本原则。在论及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时，卢卡奇注意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但他不承认自然界的客观独立性及对意识的反作用，片面夸大了主体能动性。该书还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神化为改变现实的决定性条件和力量，卢卡奇声称要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他所坚持的基本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不一致，而且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卢卡奇在1967年再版序言中对某些错误作了更正。但是，他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该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对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又译《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维支创作的历史小说，于 1888 年在华沙出版，是其 “波兰 17 世纪历史小说三部曲” 的最后一部。小说以 1668 至 1673 年波兰 — 土耳其战争为背景，展现了波兰贵族共和国在面临外部强敌入侵时的艰难处境。当时，土耳其以巴尔干半岛为据点，不断向北扩张，波兰南部边城卡缅涅茨成为抵御土耳其入侵的前沿阵地。 主人公米哈乌・伏沃迪约夫斯基是一位小个子骑士，他少年从军，刀法出神入化，曾与鞑靼人、哥萨克人等众多敌人作战。在感情上，他历经坎坷，曾爱慕过安钮霞、奥伦卡、克瑞霞等多位女性，但都未能修成正果。最终，他与容貌不出挑但性格率真可爱的巴霞结婚，并一同前往卡缅涅茨戍边。在卡缅涅茨，伏沃迪约夫斯基带领守军抵御奥斯曼帝国的进攻，巴霞也协助丈夫整顿军纪，甚至亲自上阵杀敌，夫妻二人共同为保卫波兰南疆做出了巨大贡献。

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历史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个三部曲是:《火与剑》(Og-niem i mieczem，1884)，《洪流》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Pan Wo-todyjowski，1887～1888)。 《洪流》描写了17世纪波兰人民反抗瑞典入侵者的英勇斗争。作者揭示了当时波兰贵族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令出多门的混乱局面，鞭笞了出卖祖国、认贼作父的叛徒——握有实力的瓦吉维尔公爵一家及其追随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小批爱国英雄。他们人数虽少，但是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却越来越强。 《洪流》的主要人物是克米季茨。小说详细叙述了克米季茨由一个狂放不羁、我行我素的贵族子弟成长为勇于自我献身的爱国战士的过程。全书的高潮之一便是他在钦斯托赫修道院墙外英勇消灭瑞典入侵者的场面。 小说包含有克米季茨的大量冒险经历和轶事，这一方面增强了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另一方面也使作者有可能向读者展示封建的波兰王国时期的广阔生活画面。

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历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余两部为《洪流》(Potop，1886)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Pan Woto-dyjowski，1887～1888)。《火与剑》描写了17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乌克兰族的赫麦尔尼茨基为报私仇，不惜让千百万人付出血的代价，煽动哥萨克暴乱的故事。作者揭示了赫麦尔尼茨基朝三暮四，左右逢源，为了一己之私，出卖民族大义， 兴风作浪，危害国家独立的罪恶行径。为此，他不惜出卖民族气节，勾结外族——鞑靼人入侵。与之相对照的是爱国将领史克薛图斯基。为了祖国的独立统一，领土完整，他不顾个人安危，单人独骑冲出重围，讨取救兵，终于打败了入侵的鞑靼军队，迫使赫麦尔尼茨基签订了和平条约。小说中穿插了史克薛图斯基同海伦娜的爱情经历，以及海伦娜的堂兄的朋友鲍亨插足这一对情侣之间的波折，从而使小说紧张生动，扣人心弦，曲折起伏，引人入胜。

新功利主义法学著作。鲁·冯·耶林著。1872年在法国出版。曾被译成20多种文字。鲁·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德国法学家，新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德国戈丁根大学教授，还著有《罗马法的精神》、《法律的目的》、《法理学的诙谐和严肃》等。本书指出，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也就是侮辱他的人格，因而他就有回击这种侵权的道义上的责任。权利只是保障个人利益的手段，而个人利益的保障，不是他自身的目的，而是因为要达成社会利益保障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强调了“社会利益”，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的。这些社会功利主义的法学观点和思想，与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社会，而后者强调个人自由主义。本书是研究19世纪后期社会功利主义法学即新功利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现代西方分析历史哲学代表作。1946年诺克斯汇集科林伍德所写有关历史哲学文章编成。英国牛津克莱伦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何兆武、张文杰译。罗·乔·科林伍德(Robin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英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长期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担任教授，还著有《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牛津英国史》、《哲学方法论》、《艺术原理》、《自然观念》等书。本书共分5编，前4编探讨西方历史思想的发展，第5编谈对历史学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认为，自然与历史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自然现象背后没有思想，而历史现象背后却隐藏着思想，由此引伸出一个基本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为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能靠过去的史料来精确获得，只能靠历史学家在今天理解的基础上对过去的思想进行重新思考、复活和再现。因此，一切历史同时又是过去思想的重演。作者尖锐批判了只重材料，不重推理和概括的客观主义史学，认为那是一种“剪刀加浆糊”的史学。还认为，历史研究是一门提问和解答的活动，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去搜集和思考未加解释的原始材料，而是提出问题引导研究者去寻找能够帮助回答这一问题的史料。本书观点的可贵在于明确提出了曾被传统史学忽视的历史学家的创造性和主体意识的问题。虽然同时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如只看到历史背后的思想而没有看到思想背后更深刻的物质动机，否定了对历史客观规律的探寻等等，但如果把这一切放到整个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去衡量，就是一种有益的矫枉过正了。

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著，发表于1946年。作者在书中认为，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英雄或懦夫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人的自由选择形成的。由于没有上帝，人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人，别无依恃。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但人的自由选择总摆脱不掉他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之中的”限制，因此一旦作出，他就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不但要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承担责任。作者指出，人必须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或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作者自称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种对人生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哲学。他主张恢复人的尊严和本质。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人作出选择，即人在自由行为时，他就是为所有的人作出示范。行为者只能依靠和他的行为有密切关系的可能性作出决定，但作者意识到人只能尽力而为，因为现实是变化多端的，它让人难以把握。人必须要作出选择，他不选择也等于作出选择。该书还就人们对存在主义的批评进行了反驳，虽然该书的篇幅很短，但它却简明扼要地论述了作者的存在主义伦理思想，可称为是存在主义的一个代表作。该书中译本由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