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天下有如此容易的吗？”多尔衮不断在心中自问；越近北京，这个疑问越强烈，成了他自己方寸之间的一大患，既患得，更患失。一路追随在他左右，始终不离的是三个人，第一个当然是范文程，他的官衔是内秘书院大学士；第二个是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此人深通汉文，所以跟汉人一样，起个号叫公茂，他姓瓜尔佳氏，隶属正蓝旗，由於深得太宗的信任，改隶太宗亲将的正黄旗。太宗既崩，他的亲信分成两派，一派推父死子继之义，效忠於豪格；一派则拥护多尔衮，刚林便属於这一派。
另一个叫何洛会，只知道他是满洲人，不知道他的姓氏。此人很有才干，因而被授为正黄旗都统；先为豪格所重用，但不久便为多尔衮所笼络；当李自成破京，多尔衮定策“南征”时，为消除後顾之忧，要有个人出头来诬告正黄、镶黄两旗的大臣，与豪格谋反，以便夺他的兵权，这个人便是何洛会。
从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开始，多尔衮一直跟这三个人在谈如何紧紧抓住这一场从天而降的大富贵。但刚林、何洛会，跟范文程不同，刚、何二人劝多尔衮自立为帝，因为豪格既已废为庶人，他手下得力的几员大将，被杀的被杀，被贬的被贬，已无能为力。而且入关的大功，为多尔衮一手所建；亦就是说，明朝的天下是多尔衮一手拿下来的，称帝为理所当然之事。至於前一年才接位的小皇帝，改封为王，尽领关外之地；这也就不负太宗了。
支持这个建议的人很不少，最有力的是阿济格与多铎。多尔衮确曾动过心，但他不敢，也不忍；不敢是怕天下未定，先生内乱；不忍是为了由永福宫庄妃而成为皇太后的“阿庄”。
因此，到後来多尔衮只有找范文程来筹画了。首先策定的一个宗旨是“恩威并用”；不论官绅军民，只要投顺，便当优待；如抗拒，立即断然处置。可是，如何才能显出关内的汉人是真心归顺呢？最明确的证验是薙发。
“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汉人几千年来不敢违反的金科玉律，因此，男子的头发，都是向上束起，在头顶中心打个髻，套上一个中空的“网巾”，再加上能表别各种身份的冠帽。但满洲人处理头发的方式不同，他们是将前面薙光，露出的部分称之为“月亮门”，後面的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脑後。汉人如果亦从满俗，便是愿受满洲统治的证明。
多尔衮同意了这个办法，於是命刚林拟了一道招降的檄文“大清国摄政王令旨，谕南朝官绅军民知道：曩者，我国欲与尔明和好，永享太平，屡致书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天启、崇祯两朝悔悟耳！岂意坚执不从，今被流寇所灭，事属既往，不必论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功名立业之秋，如有失信，将何服天下乎？特谕。”
首先响应这道檄文的是顺天巡抚宋权，他是河南商邱人，字元平，明朝天启五年的进士。到任三天，李自成便破了京城，但宋权坚守他的驻地密云。投降以後，仍居原官；多尔衮召见时，他举荐了好些“贤才”。
其中一个是他的前辈，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金之俊，字岂凡，江苏吴江人，官拜兵部侍郎；投降以前，先提条件，多尔衮如果能许他十件事，归顺清朝，否则宁死不降。
多尔衮便将他找了来，问是那十件事？他说：“我这十件事，於满洲无损，但汉人看得很重。你如果允许了，江南不难平服。”
这是多尔衮最关心的一件事，急忙答说：“金先生，请你细说。”
“我这十件事，谓之‘十从、十不从’，不从是个诱饵；吞了这个饵，自然就从了。”
多尔衮知道，凡是失节，一定要找个理由，心里才会宽解；如果找不到这个理由，不死亦会发疯。此刻听金之俊说得深有意味，更要催促他细道其详。
“这十从十不从，第一是男从女不从……。”
“何谓男从女不从？”
“男子薙发，妇女的装束如旧。”
多尔衮想了一下说：“这倒也无所谓。第二呢？”
“第二，生从死不从；第三，阳从阴不从。”
“慢点，金先生，”这回是范文程插嘴：“生死、阴阳不就是一回事吗？”
“不然。生从死不从者，譬如说，我如果投顺了，自然是清朝的子民；但已去世的父祖，仍旧是明朝人。倘或有人的先世，曾与清朝为敌，不能追究其事，祸及子孙。”
“那当然。”多尔衮说：“既往尚且不咎，何况已经死了呢！请你再说，甚麽叫阳从阴不从。”
“阳是阳世，阴是阴间。”金之俊说：“阳世的一切，照大清朝的制度；阴间的种种一仍旧惯。”
“请你举个例看。”
“譬如说，过年供祖先神像，都是明朝的衣冠……。”
“这是生从死不从。”多尔衮指出他的疏漏，“与阳从阴不从无关。”
金之俊想了一下说：“好！我再举个例，譬如说，做佛事都有‘疏头’，上面要写明超度亡魂的籍贯及生前住址，都不能改；一改，阴间就弄不清楚了。”
“原来如此！”多尔衮笑道：“好！行。还有呢？”
“第四是官从隶不从。官员用大清朝服色；隶役仍旧用以前的装束。”
“这一层，我要想一想。”
“王爷，”范文程建议，“请金先生一起说了出来，通盘考虑吧！”
“对！”
於是金之俊一口气说了第五到第十，是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从是从清朝的规定，不从是保持明朝的规制习惯。
多尔衮想了一会，问道：“甚麽叫仕宦从而婚姻不从？”
“居官，当然着大清朝的服色；婚姻，新郎着襴衫，新娘凤冠霞帔，同以前一样。”
“这我可以许你。其余也都无所谓，只有一件不许，一件要看情形而定。”
“请明示。”
“国号从官号不从，不行！设官分职是国家的制度，不能不从。语言文字不从，现在亦还言之过早。”多尔衮说：“金先生，你仍旧当兵部侍郎吧！”
“这是说，殿下许了我了？”
“可以这麽说。”多尔衮又加了一句：“决不食言。”
於是金之俊薙了发，做他的“国号改而官号不改”的清朝兵部侍郎。但不薙发的亦还多的是，下朝时满汉分班，汉官仍旧是长袖大服，头戴进贤冠；头发藏在冠中，曾薙未薙，亦不容易分辨得出来。同时民间不愿薙发的亦很多，纠纷迭起，不胜其烦。
“索性解禁吧！”多尔衮说：“号令不行，反损威信，倒不如不下命令。且等南方大定，再作道理。”
原来多尔衮自派河洛会至盛京，奉迎顺治皇帝进京，於十月初一即位，祭告天地，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并颁发顺治二年的时宪历以後，皇朝的架子是树起来了，但西北有李自成；四川有张献忠；江南则福王朱由崧即位於江宁，改元“弘光”，以史可法为大学士，驻扬州督师，而“江淮四镇”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又各拥重兵，决不是凭一道檄文可使天下大定的。
於是多尔衮派出三名大将，一是阿济格，帅师西讨李自成；二是多铎领兵下江南；三是复封为肃亲王的豪格，入川去剿灭张献忠。
最先平定的是江南，顺治二年五月，多铎师入江宁，福王遁走，在芜湖被擒；“南明”既亡，声势大振，正在研究如何重申薙发的禁令时，恰好在朝堂上出了一桩笑话。
有个山东淄川人叫孙之獬，明朝天启年间的翰林，由於依附魏忠贤而成为“阉党”，崇祯初年革职回乡。入清後，做了礼部侍郎，为了献媚，不但薙发，而且改着满人的官服……多尔衮刚进京时因为“军事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各官，姑依明式”，所以地方官依旧纱帽圆领，高坐堂皇；但满员的服饰，却已有了定制，那是皇太后与麻喇姑就满洲原来的式样，参照明朝的蟒袍，拼拼凑凑弄出来的，袍外有袍，称为“褂子”；袖子上加两个遮盖手背的套子，称为“马蹄袖”；腰横玉带变成项上挂一串佛珠，名曰“朝珠”；头上是农夫戴的斗笠，加上一粒颜色不同的“顶戴”来区分官秩高下，尤其是脑後拖一条孔雀翎，不明其义何在？这样一副不伦不类的装束，着在满人身上，已觉可笑；而孙之獬居然学样，那就不但可笑，而且可鄙。
因此，朝堂上汉班拒而不纳，说服色不同，未可混杂；归入满班，将他推了出来，说：“汉官到那面去。”搞的孙之獬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竟无立足之地了。
恼羞成怒的孙之獬，心一狠，上了一个奏摺，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犹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
多尔衮一看此奏，大为欣赏；立刻重下薙发之令，京城内外十天；外省自旨到之日，亦限十天。一律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而且叫出两句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薙头担上都树有“旗杆”，不愿薙发的即时砍下脑袋，悬在“旗杆”上示众。
山东出了孙之獬，但也出了孔夫子，世袭“衍圣公”，那一代的衍圣公叫孔元植，率领全族，祭庙以後，遵旨薙发，但心里存着敷衍过功令，仍可复原的想法，便叫一个当过知府的族人孔文謤出面具奏，奏章中强调历朝服色不同，“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所未备。”接着请示“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
结果碰了个大钉子，上谕上八个字：“薙发严旨，违者无赦”。姑念他是圣裔免死；而且斥责孔文謤忘记孔子是圣之时者，予以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连尊王攘夷的孔子，他的子孙都不能不屈从於胡地衣冠，这是山东人最痛心的一件事，怨毒结在孙之獬身上，所受的报复，极其惨毒，有个布衣，与弘治年间贤相同名的谢迁，起义兵入淄川，孙之獬全家惨死，女眷无分老幼皆被辱，犹有人以为不足蔽其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