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官僚政治之新纪元
秦始皇赢政
自西周时代农业发展以后，中国社会即稳定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虽土地的分配，田赋的征收，历代小有差异，而以农业经济为构成社会之基础，则丝毫不受影响。秦朝立国很短，经济形态殊无显然的变化。西汉时代，商业资本似有勃兴的趋势，究竟战胜不过基础久已稳固的农业，加以政府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受了压迫，商业益难发展；是以到了东汉初年，农业经济的势方更形巩固。至于政治形态，则与前期截然两样。秦代以前，政权握在贵族阶级手中，称做贵族政治。秦代以后，政权握在士大夫阶级手中，而以帝王为元首，称做官僚政治。故由战国到秦，实为政治上之一大变革——由贵族政治变易为官僚政治。在官僚政治之下，国家大权名义上虽操于帝王一人之手，其实所有政务全分配于士大夫阶级。他们在朝趋承帝王的意旨，自图生存；出外仗着政府的权威，役使民众；有时帝王幼弱，反被玩弄，国家大权实际上即由他们掌握和操纵，他们遂形成后世所说的官僚阶级。这种阶级即昔日的失位贵族、知识分子及自由农民脱胎结合而成，以替代封建贵族的地位。在秦始皇时，封建势力可算完全被他们打倒；西汉初年，虽然偶一回光反照，但不久仍归消灭，而政权依然落在他们手中。他们既然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农村社会一日不破坏，他们的势力一日不能消灭，而他们所享受的特权，即昔日封建贵族所享受的特权。在这种政治与社会形态之下，似封建非封建，我们称做半封建社会——变形的封建社会，以别于昔日典型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历汉、唐、宋、明以至于清朝，相继二千余年，未尝改变。不过我们为叙述便利起见，可分着三个阶段：自秦、汉至五代，为前期的半封建时代；自宋、元至明三朝为中期的半封建时代；到了满清，则为后期的半封建时代。
其实自战国以来，政权早已移到士大夫阶级手中矣。
二 秦皇之反儒政策
坑儒谷遗址
自春秋以后，典型的封建社会逐渐破坏，知识分子由此起来攘夺政权，所谓“战国策士”皆属于这一阶级。六国所以互相攻伐，多由此辈策士簧鼓之力；秦皇所以统一天下，亦多由此辈运筹之功；故秦皇之兼并六国，即士大夫阶级打倒封建贵族阶级之成绩。此辈既为昔日失位的贵族及知识分子，所以在学派上分，有属于儒家的，有属于道家的，有属于法家的，有属于墨家的，就中以儒家信徒最多。但帮助秦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功不在儒家，而在法家。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既然不同，而感情素恶，秦皇功成之后，儒家信徒反来攘夺政权、议论得失，怎样不遭法家信徒的猜忌？怎样不合信仰法治效力的始皇厌恶？且儒家代表旧思想，富于保守，与始皇的性情格格不入，所以当他统一成功之后，即采用李斯的计划，收尽天下的书籍，除了博士官所掌以外，悉数焚毁，以断绝知识的来源；且为着示威和惩一儆百起见，又逮捕了露骨顶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活埋于咸阳。后来的人以始皇“焚书坑儒”一举为愚民政策，我以为这是他的反儒政策，只从“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及“若欲有学法，合以吏为师”（《秦始皇本经》）两句话，便可看得出来。始皇因厌恶儒生，遂迁怒于其他知识分子，所以除了法家以外无一幸免于迫害的。在这个时候，既然烧尽天下的书籍而立国又短促，除战争及广兴土木以外，只以一法字纠绳天下，自然没有教育可言。
《秦始皇本纪》，此指《史记》本纪之一。
三 汉初之杂霸政策
刘邦像
战国策士不只法家一派，士大夫阶级亦不只法家一党，秦皇过激的举动，当然引起社会各派的反抗——尤其是儒家的反抗。所以陈涉揭竿一呼，一班儒生如孔鲋、陆贾之徒群起投入革命军，借着倒秦的题目为报复运动。可是刘邦素日最看不起儒生，既以流氓阶级夺取了秦朝的政柄，虽然赖着儒生一部分鼓吹的力量，对于儒家依然没有什么好感，且不知有所谓教育，在彼心目中只知有武力而已。当时在朝大臣，如张良、陈平、萧何、曹参辈感于高帝、高后之猜忌，力求全身免祸，专究黄老之术以自藏，于教育事业也未曾注意。文帝虽比较贤明，亦没有远大志愿，不过于大乱之余，志在与民休养生息；到了中年以后，且颇倾向于法术。景帝则以七国的叛变，更觉刑名主义适合于当时的需要，所以刑名法术之学为晁错一派的学者所盛倡。他们对于儒术既不信仰，对于教育尤无提倡的热心。但黄老之术，在汉初本已流行，及到景帝削平七国以后，官僚阶级仍以少事纷更为倡，而黄老之术于是又盛行了；其运动主角，窦太后就是一个。由这样看来，汉朝初年，不仅对于教育无意提倡，即所以立国者亦无一定的宗旨，刑名、黄老掺杂施行，此我们所以称做“杂霸政策”。所以自秦皇到汉武帝之初，八十年间，可说是儒家屈伏时期，亦可说是教育停顿时期。
刘邦祭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