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家学术独占之原因
自秦皇到汉武之初，儒家虽屈伏了八十年，而他们的势力并未减少，其最后胜利还是属于他们。他们在学术界上所以得到最后胜利的，则有历史为之背景。
自秦皇统一中国，开创了官僚政治，汉初虽曾一度动摇，而从景帝以后此种政治完全确定，我于前章已经叙述过了。这种政治即士大夫阶级依附帝王的权力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形态；而士大夫阶级即昔日的失位贵族、知识分子及自由农民脱胎结合而成，我于前章也叙述过了。概括一句，这种政治仍建筑在农业经济所构成的社会之上，与封建贵族政治相同。但此辈士大夫阶级虽诸子百家各有其徒，究竟以儒家信徒为最多，因为他们以把守历代相传的典章制度为职志，差不多为中国民族传统的思想之继承者。官僚政治，儒家党徒既然占多数，他们的思想又与民族习惯思想相近，在政府里面必然能够处于最优越的地位，谋以一党之学术统制全国，情所必然，亦势有可能。由秦皇至文、景间，在特殊政治情形之下，虽然屈伏了数十年，而他们的势力其实依然存在。且儒家素正君臣之分，严上下之别，与官僚政治之尊王主义及农业社会之安定倾向，无一不两相适合，那末，他们的学术之被独占，不仅势有可能，且为自然的趋势而不可避免。
汉文帝（左）
汉景帝（右）
儒家的势力，自战国以来，久已弥漫于社会。在孔子死了之后，他的七十门徒，散游诸侯，大的当师傅卿相，小的友教士大夫，继世相传，只就孔子一派，儒家之徒已是布满了天下。[1]秦并六国，其国家政策虽然与他们的主张不同，但当初何尝敢于公然开罪他们。封禅和他们商议，讨论国家大事和他们商议，为他们位置，博士多至七十余人；种种敷衍手段，都是不敢开罪他们的明证。[2]但他们主观太甚，野心不小，一事不合，即造为诽语，谋取法家之政治地位，秦皇才有焚书坑儒的谬举。这种谬举，反是激动了他们的愤怒，群起为革命运动，秦朝所以灭亡的迅速，这也是一个大原因。[3]到了秦、汉之际，孔子的人格被当时社会的崇拜，一天高涨一天，不仅学者儒生拜他为老师，就是帝王、诸侯、卿相没有一个不尊仰他的，反观道、墨诸家何尝可以望生而及。[4]且汉兴以来，社会安定，经生鸿儒教授于地方者所在皆是。他们已带了几分宗教性质，抱残守缺，日事宣传，往往受地方侯国和郡守的尊礼，益增高其地位。由此看来，在社会方面，因其势力雄厚之故，他们的学术已非正式地统制了全国。
且儒家的根本思想，不外“正名定分”四个字；这四个字正可以医治当时拔剑击柱、漫无纪律的武夫悍卒。叔孙通定朝仪，虽能稍稍钳制一二，但非根本办法，只有那一种最有势力的学说才可以深中于人心。儒家学术既有历史的背景，又合于时代的需要，他们的势力又不可遏抑，武帝是最善应付潮流的一个有权元首，恰巧此时有人提议，于是儒家学术统治天下的命令颁布下来了。
二 儒术独占对于教育之关系
提议以儒家学术统制天下的，以董仲舒为首领，附和他的有公孙弘、田蚡》一班高等官僚。董仲舒对策曰：
董仲舒像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统一，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邪僻之说息，然后统一可纪，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董氏这一段对策，打倒历来一切学派，独尊儒术，并以孔子为思想的中心，他不啻思想界的霸王，其独断跋扈之态可以想见。接手汉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武帝本纪》），于是皇帝颁一发道政令——“奏可”，而儒术统制天下成功了。学术界的统一令颁发以后，不仅“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且“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史记·儒林列传赞》），种种提倡的手段也制定出来了。到元帝时，又指令郡国遍设学官，置五经博士为教官，且奉周公、孔子为先师。自此以后，中国学术就于一尊，孔子成为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儒家经典成为民族的必然读物，历代国家教育莫不规定以儒家学说为范围，相习日久，社会也视为固然，其他各派咸目为异道。其后有时虽因政局的关系，儒家势力在政治上偶一衰微，但在社会方面总不失为重心，且衰微不久而即恢复。自此以后，差不多中国教育及其思想与儒家学术相终始，且两相结合而不可分离，直到近代西方文明东渐以后——这也算中国教育史上之一特点。
三 儒术统制全国后之文化事业
儒家独占运动既告成功，于是着手于文化事业。此种工作分为“整理古籍”及“厘定文字”两项。
（甲）整理古籍
此处所谓古籍，即他们认为历代相传的圣经贤传——儒家经典，另有其他各家学说。这一类的古籍，经过两次火劫，一次禁令，到此时早已残缺不全。好在从秦皇焚书到汉武初年，相隔年代尚浅，至多不过七十余年，此七十年间，民间私藏的图书尚多，耆年宿儒犹多存在，倘若以政府的力量向四方搜求，一定能有相当的结果。于是他们对于古籍的整理，分做四个步骤：
（1）搜集 搜集图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由政府以公文征求，使地方所有私藏的图书均可献来，政府酌加赏赐；一种由政府派搜求大员分往各地方探买。[5]此种命令既下，于是典籍源源而出，家有藏书的以书献，腹有藏书的以口献，不到百年，政府所得书籍之多有如山积。[6]
（2）缮写 所搜书籍虽多，而卷帙尚少，且既经缺残，同一部书必有脱落，要广流传，不得不用誊写；此政府一方面广为搜求，又一方面乃设官缮写。再者，从前以竹简当书，以刀尖当笔，故古人读书非常困难。现在文化的技术进步了，毛笔和纸逐渐发明，字体已由繁变简。故书写时亦比较容易，而于教育之推广，尤有很大的帮助。[7]
汉简《仓颉篇》
《艺文志》，此指《汉书》的志之一，简称《汉志》，是与《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齐名的正史典籍志）。
（3）庋藏 旧书既已搜集，残缺脱落的又加补缮。要垂永久，免于散亡，于是藏书的工作又发生了——自武帝时即有“建藏书之策”（见《艺文志》）。据史书所载，西汉储藏图书分内外二府：外府有石渠、石室、延阁及广内等阁；内府有兰台、麒麟及天禄等阁。王莽末年，遭了一次焚烧。光武中兴，渐渐规复旧观，故东京所藏亦复不少——后汉时代，除了上列诸图书馆外，东京更有东观、仁寿等阁储藏新书。[8]汉朝对于图书之庋藏特别注意，学者讲学，天子问经，多半在此馆阁内。其实中国古代注意图书的庋藏，不仅始于汉代，即周朝也曾特设史官专管图书；又兼代代世袭，所以史官的学问思想皆较旁人渊博。汉朝中央官职虽非世袭，但司马谈之后有司马迁，刘向之后有刘歆，似乎史官是一个特殊官职——掌管文化的锁钥，非世袭恐难胜任的。
天禄阁与刘向塑像
（4）校对 既从断简残编中搜集成巨书，装订时自然免不了错落的毛病，且各种书籍次第发现，往往同一书名，而内容相差甚巨，文体亦不一致。究竟孰真孰伪，于是校对的工夫因需要而产生。西汉成帝时，派刘向校对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对兵书，尹咸校对数术，李柱国校对方技，而以刘向总其成。刘向死后，又派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见《汉书·艺文志》）。永初时，派“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落，是正文字”（见《安帝本纪》）。顺帝永和时，又派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见《伏无忌传》）。大儒扬雄在王莽时亦曾校书天禄阁，后苍亦曾校书曲台。以上校对的人员已属不少，在前后两汉，差不多时时有不断的校书工作。到后汉末年，更有一次大规模的校雠，总其成的为蔡邕。他与马日磾等商议，把校正的经传，一一刻在石碑之上，树立于太学门外，令天下或后来的人，皆有所取正。[9]汉代整理古籍分着四步，而以校雠的工作最大。
（乙）厘定文字
在秦代以前，不仅言语各国不同，即文字也不一样。秦皇吞并六国以后，感于文字不统一的困难，乃用威力强使天下通行秦国的文字，其他各国文字，倘与秦文同的自无问题，倘不与秦文同，则一律废止。自此以后，中国全境所通行的文字于是统一。但此处所谓文字统一，不过法定上的统一，而所统一的也非一种。据史书上说，秦时最通行的文字有两种：（1）小篆，由李斯、赵高诸人根据史籀大篆，把原有的笔画约省而成的；（2）隶书，由程邈根据篆书再省约而成的。书写时，小篆省于大篆，隶书又省于小篆，隶书就是后世楷书的雏形。
熹平石经
大篆、小篆
秦时法定文字虽然统一，但从前列国通行的各体文字并未完全消灭，它们尚流行于民间，颇具势力。我们把它们合计起来，共有八体。汉代的儒者第一步独占运动既告成功，第二步着手于古籍的整理，而整理古籍的先决问题，自然是文字的整理了。既以整理文字为整理古籍的先决问题，则各样文体的认识，及文字的解释和应用，在当时成了重要工作，必需的工作。政府拿这种工作为录取人才的法门，所以考试人才时以识字的多寡定去留的标准，官吏上书时以写字的好坏定功罪的标准。学者也拿这些东西为研究的资料，当时如杜林、司马相如诸人，或正字体，或正读音，于是关于文字的著述逐日加多。文字整理，风行一时，彼此互相研讨既久，最后必有相当的结果，而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就是由此产生。这一部书，成于东汉末年，把音、形、义三类统加解释，不仅整理古籍者在所必读，而后世研究小学的人们也奉它为祖师。
《说文解字》书影
许慎（58？-147？），东汉经学家、文学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所作《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最有权威的一部古文字的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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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儒林列传》：“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离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2]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功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3] 《史记·儒林列传》：“陈涉起匹夫，驱瓦合谪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怒而发愤于陈王也。”
[4] 《史记·孔子世家》：“高皇帝过鲁，以大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帝先谒然后从政。……太史公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5] 《汉书·艺文志》：“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时，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汉书·河间献王传》：“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遗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独多，与汉朝等。”
[6] 《文选注》：“孝武敕丞相公孙宏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
[7] 《汉书·艺文志》：“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而省约之者，故曰小篆。”
按秦朝通行文字有两种：一为李斯等所作之小篆，一为程邈所作之隶书，皆较从前省略易写。到了汉时，隶书更通行。又秦时有蒙恬以兔毫制笔，汉时有蔡伦以树皮造纸，二者皆于教育工具上有甚大贡献。
[8]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所藏图书，颇为宏富：（一）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部；（二）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三）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四）凡兵书，五十三家，七十九篇，图四十三卷；（五）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六）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合计藏书凡分七类，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据《后汉书·儒林传》，当光武迁都洛阳时，载运经卷秘书，已二千余籍。自此以后，逐年增加，参倍于前。又据《隋书·经籍志》王葬之末，又被焚毁。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韦继轨，尤重儒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裘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
《通典》：“汉时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后汉图书在东观。”
《宋·百官志》：“汉西京图籍所藏，有天禄、石渠、兰室、石室、延阁、广内之府，是也。东京图书在东观。”又云：“东京图书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者作东观，撰述国史。”
[9] 《后汉书·蔡邕传》：“建宁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拟误后学。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子俊、骆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碑始立，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