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致力考据
汉儒讲学，只在经典的考据与经文的解释，所以后人称他们为考据学家。中国古籍原为竹简木版，自遭秦、楚两厄之后，尽被残毁脱落。汉儒以儒术统制天下之后，第一步即从事于古籍的整理，第二步则从事于经文的训诂。考据是整理古籍的全部工作，即兼校雠和训诂的所有工作，两汉四百年，所有鸿生巨儒莫不注一生精力于这种工作上面。他们对于古籍，一方面翻译，一方面考据，苦力搜求，不厌琐碎，于是“枝叶繁衍，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见《汉书·儒林传赞》），就是《尚书》开首之“粤稽古帝尧”五个大字，也曾引证到十余万言，可以想见其工夫之繁琐了。这种研究的方法，在坏一方面，支离破碎，专在断简残篇里头讨生活，缺乏开展思想的机会；在好一方面，实事求是，精密搜讨，确含有几分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古籍之整理贡献于后来的读者，功实不小；而残缺破碎的古籍，设不经两汉学者这样整理的工夫，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考见更难。但他们勿论费若干精力，考据若何凿实，于个人的修养及行为的指示毫无关系，不过养成一班书生而已。
二 遵守家法
“师法”与“家法”是汉儒讲学惯用的名词。这两个名词是怎样解释？原来他们讲学分今、古文两派，各大派中每一经艺又分做数家。讲学既有家了，每一家学各有弟子相传相守，历年久远也不紊乱，此即所谓家法。一家之中，师徒相传，愈演愈广，而各门弟子所直接领受于老师的，又略有出入，他们亦谨守而不失，此即所谓师法。师法的差异较小于家法，其关系亦较家法略轻，所以同一家的信徒在师法之上虽小有出入，但对于家法则必严谨遵守，竭力拥护。遵守家法的学者，被当时视为有渊源的正学；紊乱家法的学者，则目为背叛家法的异徒。在家法森严的时候，不仅对于学宗所讲经义要绝对服从，甚至寻章摘句，不知贯通。从事于章句者谓之章句之学，所以章句之学也成了他们的重要名词。学者以这种学问名家，国家以这种学问取士，于是“修家法”和“依章句”成为汉儒讲学的时髦风气。这种风气的养成，也是由于古籍残毁脱落的原因。因为古籍经过残毁之后，整理煞费苦心，所以他们对于已经整理好的古籍及有整理古籍能力的宿儒，视为珍宝，抱守而不失，久之遂养成这一种时代的风气。这种风气的严重，我们遍查前后《汉书·儒林传》及各大儒本传，都可看得出来。[1]这种讲学风气，只有模仿，没有创造，儒家之徒尽管横行于两汉四百年，但对于儒家的学术思想竟没有许多的开发，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社会一切权威都有他们的时效性，家法与章句之学到了东汉后半期，业已渐渐维护不住了，思想较敏者已有起来作反抗的运动了。发难的人当然是一班青年学生——当时所谓博士弟子。这种反动，多少带几分革命的意味，而当时顽固党看着世风不古，有感于怀，往往借着国家的权力施行干涉，自不在话下。[2]但是破绽已露，干涉不过一时，而六朝虚无清谈之风，距此时不到百年，这就是圣经与帝王两种权力压迫所生的反动结果。
《汉书》书影
三 公开论辩
两汉藏书的地方很多，而石渠阁与白虎观两处尤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汉代以儒家之学统一了天下，不仅朝野士大夫戴着儒冠，披着儒衣，就是历代帝王莫不嗜好经术，固然也有几个例外。他们君臣之间对于儒术不仅嗜好，而且尝为公开的辩论，毫不客气，石渠阁就是西汉君臣辩论五经的一个会场，白虎观是东汉君臣辩论五经的一个会场。这种经术辩论会，西汉发起于武帝时，东汉发起于光武时。在武帝时不过为《公羊》与《穀梁》之争，争点尚属简单。到甘露时，宣帝乃借石渠阁的地方，作大规模的公开讨论，所有五经异同均列入议事日程。当时出席的名儒有萧望之、韦元成、梁丘临、施雠诸人，其辩论结果，除《公羊春秋》已于武帝时先立学官外，至此则凡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诸家均得建立学官，设置博士。自此以后，石渠阁遂成为讨论五经固定的地方。每一时代均有辩论，而名儒如刘向、戴德、戴圣等莫不受命参加（见各本传）。在光武时，当初不过为《左氏春秋》设置博士与否之争。到了建初，章帝乃仿照甘露、石渠的故事，辟白虎观为会场，公开讨论，所有五经异同亦均列入议事日程。当时出席的有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诸名儒。其后也是以此地为固定的公开辩论会场。汉人讲经，在“专己守残”的偏见上，固然最易引起我们的厌恶。但在他们公开辩论的时候，只有是非、不问君臣，只认真理、不避权势的这一种精神，真正是儒者的精神的表现，并且含有科学家精神在里面，值得我们钦佩。
《白虎通义》书影
四 讲学与党祸
汉儒对于经术，因为专己守残，所以对于持身，他们也能守正不阿；对于经术，因为最喜辩论，所以对于国事，他们也敢危言耸论，不避权贵。这种行动，积养既久，成为习惯，甚至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也不害怕。我们若以美的名词来赞扬他们，在个人方面，谓之“气节高尚”；在社会方面，谓之“世风优美”。明末遗老顾亭林是最负气节的一个人，他与东汉一班士君子颇合脾胃，所以他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见《日知录·世风》）。此种风俗，虽由于在学学生与社会上的名流学者互相倡导的一种风气养成，但更有外因存在。盖因当时政治腐败，奸邪当权，这一班正人君子在政府里头站立不住，为热血所鼓动，又不甘于缄默，所以他们一面讲学论文，一面攻短道长。他们种种论调，无非对于现政府施行猛烈的攻击，于是他们愈不容于朝，而他们的气势愈激昂。冲突既久，必有斗争，于是演成东汉党锢之祸。党祸起源于讲学，结果讲学之士被摧残，太学亦遭破坏：但他们敢作敢为的精神，主持正义，不避权势，也留下后人不少的纪念。
东京，指东汉的首都洛阳，在西汉首都长安（今西安）东，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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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儒林传》：（1）“孟喜受《易》，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2）“秦恭修章句，师法百万言。”（3）“唐长宾、褚少孙事王式，问经数篇。式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4）“梁丘临学精热，专行京房法。”
（各本传）（1）“匡衡对《诗》诸大义说，有师道可观览。”（2）“张禹对《易》、《论语》大义，经学精习，有师法。”（3）“魏相明《易经》有师法。”
《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八年，韶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遗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
《左雄传》：“辛卯，初令郡国学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郑玄传论》：“汉兴，诸儒必修艺文，东京学者亦各名家。以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百余万言，学者徒劳而功少，后生疑而莫正。”
《后汉书·儒林传序》：“光武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
《诗正义》：“汉承灭学之后，典籍出于入间，各专门命氏，以显其家之学，故为传训者，皆言‘某家’，不言名。”
[2] 《后汉书·儒林传》：“自是游学增盛，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艺尽衰矣。”《徐昉传》：“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废俗，诚非韶献本意。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徒其家法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诏书下，公卿皆从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