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严格说来，自汉代以前，中国实没有可靠的教育制度。在上古时代，学者虽有传说，我们认为是臆造的。在周朝时代，史官虽有记载，我们认为是附会的。汉代的教育制度虽比较可靠，但有系统的规定还在中叶以后。当武帝时，所兴学校只是草创，尚无系统可言。迨至平帝元始三年，始制定中央与地方的学制系统——元始三年，即西历纪元后三年，上距开国之初已二百多年了。当时分学校为五级：在中央只有太学这一级；在地方分学、校、庠、序四级；——由郡国县邑举办的称学和校，由乡聚举办的称庠和序。太学属于大学性质，学、校属于中学性质，庠、序似属于小学性质。其实这种等级，并不十分显明，且没有中小学正式的名称。学、校、庠、序四级，没有连属的关系，对于中央之太学也不相统属，不过由学与校出身的学生才有升入中央太学求学的资格。以上所说，全为直系的学校，此外还有两种旁系的：一曰宫邸学，是政府专门为皇室及贵胄子弟创办的；二曰鸿都门学，是由帝王一二人的意旨临时举办的。
汉代国家教育虽较前代发达，而私人讲学的风气尤极一时之盛，儿童和青年教育多半附托在私塾里头。私塾似乎也有两级，而低级特称“书馆”。①私塾的势力有时凌驾官立学校之上，而地方政府设立的学校，时兴时废，若有若无，反不足轻重了。
关于教育行政机关，也不完备。在中央的教育长官称太常，却不是专管教育的；地方更无专官，所有学校大概由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兼辖。我们把此时期的教育系统用下页图表示。
第六图 两汉学制系统图
汉代既以儒术统制天下，兴起学校，其教育宗旨当然可以统一——此时国家教育宗旨即儒家的教育主张。儒家本属于士大夫阶级，以政治为活动的本位。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外“正名定分”，与汉代帝王的自私自尊心理很相吻合，因此结合而造成两汉的官僚政治。所以他们的教育宗旨即在“尊王明伦”，其目的则在造成治术人才，这一班治术人才即善能尊王明伦的士大夫阶级之继承者。宗旨既定，教材亦随之而定。当时所用的教材，不外儒家的经典——六经及孔子的言论。[1]虽然他们的经典有古、今的派别，而公私学校奉此类为神圣的教科书则毫无庸疑，不过今文家奉今文经典，古文家奉古文经典就是了。若以教育阶段区分，蒙童教育只授小学诸书，公立小学授以《孝经》、《论语》，中等学校专读一经，到了大学则六经全授。
第二节 太学
一 太学之起源
汉代太学，在武帝时始，由董仲舒提议创设。当初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时增加一倍，宣帝时增加二倍，至元帝时才增到一千人，成帝时再增加三倍——已到三千人了。东汉初年，学额无从考查，但以光武热心提倡，学者云集京师，诸生横巷，比较西汉发达可以断言。至于学生最盛时代，当以质、桓二帝之际为第一——当时学生已达三万余人。
西汉建都长安，太学亦设立在长安。校址在城外西北，相距约七里。她的房台多少殊不可考，但据《三辅皇图》上说，内中并有市和狱，市犹现今贩卖部，狱犹现今裁判所，可想见其规模当亦不小。[2]王莽是一个复古大家，对于明堂、辟雍、太学一类的古制度，尤喜夸张；所以到他秉政的时候，把太学特别扩充，增加数十倍。[3]东汉建都洛阳，太学即迁设在洛阳。校址在南门外，距宫约有八里。在光武初年，即设有内外讲堂，长十丈，宽三丈，门前并有石经四部。[4]日久颓废，黉舍变为园蔬。到顺帝时，用翟辅的建议，才加修一次，把房舍更为开拓。此时所构造，共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其规模比较前代自然大多了。[5]
汉代儒生弟子、车骑画像石
太常秦本称奉常，此不过易一字之名耳，其职务仍旧。
二 教授与学生
两汉大学教授通称“博士”，取其博学多能的意思。博士本是秦朝的一个官名，他们的职务是主管经史百家。充任这个职务的人们，对于经史百家须当彻的通晓，然后可以备皇帝的顾问及学者的就正，所以称做博士。[6]汉朝的官制多半模仿秦朝，而太常博士等官也相因未改。当时太学里头的教材不外“孔子之术，六艺之文”，而对于这一类的学术最有研究的自然要算博士了；所以他们的教师，与其从傍采访，莫如以当时典掌经史百家的博士就近兼充。博士既以政府官吏的资格兼充太学的教授，他们的学识与责任较前更大，不仅以熟习经史百家为能事，此外还要“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方配充当。[7]博士举用之法，西汉只用荐举，东汉还须经过一番考试，故当时所有博士，皆一世经师硕儒，他们在世会上能占极尊崇的地位，而学者对于他们的崇拜和服从，也如子弟之于父兄。[8]
太学教授既以博士充当，故受教的学生称做“博士弟子”，或简称“弟子”。[9]东汉时，常称“诸生”，或称“太学生”。[10]他们入学的资格和年龄，均没有特别规定，我们不敢强为臆断。不过根据《史记》及《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西汉太学生入学的资格似乎分为两种：一由太常于京师地方直接挑选，凡年在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的学生，均有被选入学的资格；一由郡国县邑于各该辖选送，他们被选的资格，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东汉入学的资格更无可考，但入学的学生，西汉平民子弟较多，东汉贵族子弟较多。[11]汉朝的大学好像现代研究院制似的，修学无一定的期限。西汉武帝虽定一年一考，及格予以官职，与现今毕业试验仿佛相同，但有了官职还可以留在大学继续研究，并非修满一年考试及格以后，即令他们与学校脱离关系。东汉两年一考，及了格委派以某种官职，不及格仍旧留校。过了二年再考，及了格委派以某种官职，不能及格又留校。从前得了官职的毕业生，满二年后另有试验，试验及格更委以较大的官职；故他们虽然一方做官，一方仍当学生。[12]但有因天资过劣，或根底较浅，而屡试不中，以致屡次留校的人亦复不少，故太学里头住往有“结童入学，白首空归”的失败老学生。[13]我们若是闭着眼睛一想象：当时在校学生年龄真不整齐！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子，穿着布衣，且与十三四岁的黄口小儿，同学为伍，其状固然可怜，而其意味亦殊有趣！[14]
汉代传经讲学画像砖
汉朝有童子科以待天才之士，十三四岁被选后即可入大学读书，详见下节选举。
三 岁课与射策
考试是中国最古的方法，也是中国选拔人才最良的方法，两汉太学里头也是注意考试。在西汉是一年一试验，[15]在东汉大概是两年一试验（解见前）。随年级的大小，定所试的种类。以所试的种类不同和所答的浅深不同，即位置他们以相当的官职。
射策也是考试的一种，不过含有学术竞赛的性质。这个方法创始于武帝。由主试者设为问题若干，按照难易的性质分为甲乙两等。把这些难题写在纸帛上面，密封封紧，不使宣泄。听凭被试者随意取出一种或两种解答，以他们所答的试卷而评判他门的优劣。应射的人不限于一定资格，勿论在太学里头将毕业或未毕业或久已毕业的学生，皆有应射的权利。射中了，同样的给以官禄。但每射一次，取录皆有定额。此等定额又随各时代之需要而有多寡不等。
四 视学
汉灵帝像
《三辅皇图》，古地理书。撰者不详。书中记载秦汉时期三辅的城池、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
太学是最高的学府，天子也非常重视，在一定的时期必亲往太学省视一回，考查他们内部情形怎样。但西汉诸帝尚不十分讲求，省视之勤的要算东汉了，例如光武、安帝、灵帝、献帝等都是常常往太学省视的。当他们视学时，改召集太学的教授，讲论经义，或考查学生的程度。迨主要事情完毕以后，即与太学师生开会聚乐，唱歌作乐，备极欢洽，并且对于办事勤劳或成绩优良的人颁给奖赏。
汉朝太学很带有几分社会化，每当天子视学时，必公开讲演，社会人士环桥观听的常及亿万人，比较现在大学我觉尤为公开。《三辅皇图》谓“有市有狱”，或者校内还有贩卖部和法庭亦未可知。王莽为学者筑舍万区，光武起太学博士舍，诸生横巷，不仅学生在校寄宿，而教授亦备有寄宿舍。由这一方面看来，当时太学，俨然一个小规模的社会。
五 太学生在社会上之地位
太学里头所产生的人才真不少！西汉如息夫躬、萧望之、匡衡、何武，东汉如王充、郑玄、郭林宗、贾伟节诸人，他们都是由太学出身的，或以学术知名，或以居官显扬，其余有名当时、流传后世的更多不胜数。这里面何以能够产生这样多的人才来？因为太学在当时是最高的学府，所聘请的教授全是一代鸿生巨儒，所选录的学生尽是社会优秀分子，聚全国精华于一处，积数百年培植，自然得着这种灿烂的结果。有此灿烂的结果，自然能占崇高的地位，于是太学自身亦以知识界的领袖自雄，而太学学生亦以国家的栋梁自许。在社会方面，对于他们常常表示爱惜和钦佩的态度；在政府方面，对于他们常常表示严重的注意。他们对于政府也敢于批评，对于百官也敢于攻击；于是他们的势力不仅侵入到社会里面，并且侵入到政府里面。这种势力到东汉末年非常强盛。在这个时候，差不多隐隐中能够操进退百官的大权，他们所处的地位与潜蓄的势力也足以惊人了！
第三节 鸿都门学与宫邸学
中央除了太学以外，在东汉还有两所特殊学校——一曰宫邸学，一曰鸿都门学。但此地所谓特殊，不过就关着行政系统上说，非正统的，是旁支的；并非像现今盲哑学校或感化院等特殊的性质。我们且将这两种特殊学校分述于下。
汉代画像石
一 鸿都门学
此校创立于东汉末年，因校址在鸿都门，所以称做鸿都门学。追溯此校创立的原因，倒也新奇。因为灵帝是一个好学的皇帝，并且嗜好尺牍及字画。当时太学为儒家子弟充满，满门经气，不足以满足他的个性的要求。他因此在鸿都门另开了一所学校，专习尺牍及字画一类艺术科。所有学生则从州郡三公选派。新门独辟，世俗必以少见为怪，当时士大夫很不以为然，群起反对；且羞与这一班毕业生为伍。但灵帝为贯彻他的主张和满足他的嗜好起见，不仅对于反对者置之不理，并且拿高官厚禄来鼓励这一班学生；于是这一班艺术专修科毕业生遭逢时会，出则为刺史太守，入则为尚书、侍中，甚至于得着封侯拜爵等荣耀。（见《后汉书·灵帝本纪》及《蔡邕阳球传》）
邓太后像
二 宫邸学
宫邸学校也可以说是贵胄学校。此校创始于东汉明帝，历安帝、质帝屡有加修，所经历的时间较鸿都门为长，其成效也较前者为大。东汉有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大族——当时所谓“四姓小侯”者——他们子弟却也不少。但这些子弟全是食禄之家，倘逸居而无教，必近于禽兽，明帝于是给他们特开学校一所，聘请五经教师专门教育他们。为四姓小侯子弟读书特开的学校，自然带着很重的贵族色彩，所以设备之完全，及教授者之人选，有时超出寻常大学。到后来，门户开放，凡是贵族子弟，不论姓氏，不论文武，皆有入此校肄业的机会。声名既彰，流传到国外，引起外人的羡慕，到后来国外如匈奴等国也派遣生徒来汉留学。外人来中国留学，从汉朝开始，唐朝最盛，北宋以后则渐渐减少，至清时则没有了。文明的古国，子孙太不争气！于今文化倒退，事事必得模仿外人，留学外国，试思先代教育之发达，文化之进步，外人纷纷前来留学，能不愧死！在贵族方面，尚不仅这一个学校，到安帝时，邓太后又为和帝弟济北河间王的子弟年在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另开书馆，教学经书，并且亲自监视，如同学监似的（见《汉书·邓太后本纪》）。勿论他们所教是否适宜，但从此观察，东汉较西汉人更注意教育，可以想见。自从光武“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以来，风气一开，不仅历代帝王，就是皇后也是热心如此，则知东汉学校的发达和士气的旺盛，是有由来的。
第四节 郡国学校
一 地方行政的区划
两汉时代是封建与流官并行的，在封建曰国，在流官曰郡。一国的长官称王或称侯，一郡的是长官称守。郡国以下，各属若干县邑，县邑大的长官称令，小的称长。当时是郡与国相间并立，如同犬牙相错。在若干郡国之上还有一刺史统治他们，刺史所辖的区划曰州。我们若是以职位上说，地方长官最大的为州刺史；其实两汉均以郡国为单位，而州刺史不过由中央委派的一种监视或巡察性质的临时大员。但到东汉末年，王纲不振，地方盗匪蜂起，假州牧以征讨之大权，而州牧权位遂大了。我们要考汉代地方教育，应以郡国为单位。
二 郡国学校之起源
文翁书院
郡国设立学校，始于蜀郡文翁。蜀郡即现今四川省，在汉初还是蛮夷之俗，草昧未开。文翁是一个儒者，当他往蜀郡做太守时（景帝时），即想借中原的文化把此地开辟出来；于是派遣郡县小吏开通有才能如张叔等十多人，往京师大学留学，或学经传，或习律令。当这十多个学生启程的时候，他还买些蜀中特产给他们带赠太学博士，作为敬仪。蜀中当时并不富裕，这些礼物，还是由他减省郡库用度积下来的，这种提倡地方教育的苦心，不得不令我们钦佩！果然有志竟成，数年之后，十多个学生学成归国，文翁即委派他们各种优差，以示鼓励。凡文翁赴各县巡视时，必率领高才生同行，借受经验，与修学旅行性质相同，而社会人士看见了莫不引为光荣，向慕的情感自然一天增盛一天。文翁于是在他的治所建起学官，招收下县子弟入学受业，并免除他们的差役，毕业优等的即予官职。数年之后，地方学子负笈来学的争先恐后，资本家解囊捐助，要求允许他们的子弟入学；于是蜀郡教化大启，称天下模范郡。此事传到朝廷，武帝极力嘉奖他的成绩，乃下一道诏书，令天下郡国仿照文翁，皆立学官，俾地方教育易于普及（见《汉书·循吏传》）。汉代地方教育之提倡和建设，我们要推文翁为首功。《循吏传》告诉我们：“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嗣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则文翁对于地方的感情为何如！《益州记》上说：“文翁学堂在南门后，太守高朕复修缮，立图圣贤古人像，及礼器瑞物。”一种训练的儒家式的布置，我若往吊，必有能见之者！
《益州记》，古代巴蜀最有影响的地方志之一，宋以后此书亡。作者任豫，晋人；李膺、齐梁间益州（四川人）。
三 郡国学制之成立
孔融像
武帝虽然命令天下均仿蜀郡立学官，此种学官不过一郡的儒者之集会场所，而学制尚未成立，亦未曾普及于各县邑。到平帝时始成立了学校制度：凡郡国设立的学校称学，县邑道设立的称校，每一学或一校各置经师一人；凡乡立的举校称庠，凡聚立的称序，每一庠或一序各置孝经师一人。凡学及校等于中学性质，有升入中央太学的资格；凡庠及序若属小学性质。此制成立以后，历东汉二百年未改，不过政府所注重的只有前二级，而庠、序并未长期设立。东汉官吏，儒者尤多，每逢儒者到一郡守任时，必首先注意学校的修理及文学的提倡。例如寇恂之于汝南，李忠之于丹阳，秦彭之于山阳，伏恭之于常山，鲍昱之于南阳，孔融之于北海，每到任所，必极力提倡，尚未设立的由他们设立起来，业已设立的由他们维持整顿。（见各本传）东汉地方不仅官立学校不让前代，即私立学校亦极发达，其如班固所谓“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见《东都赋》）。道以下有亭、有乡，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专掌一乡的教育，则知乡村教育在当时也是很注重的。
《东都赋》，东汉辞赋家班固作。是《两都赋》中的一篇。通过虚拟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建武、永年盛世进行了歌颂。
四 地方教育之内容
①《汉书·地理志》：“景武间，文翁为蜀郡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知为之师。”
②《汉书·平帝本纪》：“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文献通考·置太学》：“先公曰：‘西汉博士隶太常，有周成均隶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学椽，五经之师，儒宫之官，长吏辟置，布列郡国，亦有党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乡里学校人不升于太学，而补弟子员者自一项人（好文学、敬长上、仪状端正者）；公卿弟子不养于太学，而任子尽隶光禄勋。自有四科，考试殊途异方，下之心术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驰驾不精。’”
③《后汉书·礼仪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
汉代地方教育所谓“学、校、庠、序”，都是儒者的宣传机关；因为办理的全是儒生，他们所教授的非儒者之文艺，即儒者之仪节。试把西汉的例证举出几个来：文翁奖励学生者，要以明达经术为上。（《汉书·循吏传》：“文翁每出行县，从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韩延寿守颍川时，教诸生“皮弁执俎豆”；及迁到东郡，又教诸生“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逊”（见《汉书》本传）。再把东汉举出几个例证来：寇恂在汝南，“修乡校，教生徒，能《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见《后汉书·寇恂列传》）。李忠在丹阳，“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鲍昱在南阳“修起黉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孔融为北海相，立学校，表显儒术。”（俱见《后汉书》各本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知地方学校即是儒者的宣传机关。《东都赋》所谓“献酬交错，俎豆辛辛，下舞上歌，蹈德咏仁”，儒者雍雍的态度不啻被这几句话活活地表现出来了。还有一事足以使我们注意的，你道是什么？就是汉朝学校之内规定崇祀周公、孔子。我们考查《后汉书·礼仪志》，学校崇祀周、孔实始于东汉明帝。在明帝不过略一提倡，孰知此令一下，亘数千年相袭不变，以迄满清末年，勿论公学或私塾，莫不尊孔子为万世师表，而孔子俨然为中国思想行为上的救主，学校不啻儒者逐日诵经的教堂。
孝文帝、孝武帝，即汉文帝和汉武帝。汉代皇帝庙号中均有一个“孝”字。
第五节 选举
一 普通选举
考汉朝选举，名目繁多，没有定规，往往因一时的需要，或因时君个人的好尚，即开设某科。[16]总括起来，大概可别为“贤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博士弟子”三科。[17]前一科始于孝文帝，后二科创于孝武帝（见各本纪）。前二科必限于有资格的或有名望的人员，后一科则只限于年少的学生。[18]前二科选举取中以后，即刻有官做，有禄享；后一科被选后，不是拜官，是送往中央大学里头读书。故从严格上说，唯贤良方正及孝廉秀才二科才是真正的选举，而博士弟子一科不过选送学生入学读书就是了。至于选举的手续：第一步贤良方正科多由中央就畿辅人才直接挑选，孝廉秀才科则由郡国长官奉着天子的命令，征求地方有名望的人才或于本署属吏中贤者择优派送。[19]选送以后，第二步在西汉或由天子亲自策问，或竟不问而即委用；在东汉，被选送的人才，须更经一番文字的考试科然后录用。[20]两汉诸科，视贤良方正最为重要，然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到东汉时，孝廉一科比较尤为发达，所有一时名流贤士往往从此中产生出来。[21]除上所述外，还有四科官人之法。哪四科呢？一是“德行高妙，志洁清白”，简单些说，谓之德行科。二是“学通行修，经中博士”，简单些说，谓之文学科。三是“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简单些说，谓之法律科。四是“刚毅多略，擅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简单些说，谓之政治科。再按照他们的性质归纳，四科可大别为两类，第一、第二属于文科类，第三、第四属于法科类。这四科的选举，是按照各郡国的人口数为比例，选举时只在这四种所标范围以内随材遴选，与孝廉或贤良两科之分别举行者不同。[22]但勿论贤良与孝廉或者四科，此时分科的选举即隋、唐以后科举的雏形。
《东汉会要》，南宋徐天麟编撰，记述了东汉典章制度。全书共40卷，分15门，384事。
二 公府辟举与童科
除上各种科目外，还有当时所视为很荣贵的选举法曰“公府辟举”。原来汉代有一种特别世风，凡做官做到三公的时候，位极人臣，即想罗致天下的名士备充他自己的幕府，给他争光台面。所得贤才越多，越显得他的台面阔大，以为天下的人才都肯被他延揽——看得起他。这种选举方法，不限资格，只问质能。而一般英才俊士，本身既无奥援，幸喜有这一条出身的捷径，因此益自磨砺，希望得一个好幕府来征聘，以寄托他的生命，发展他的经纶。他们——三公和贤士——彼此全以道义相结合，不是以权利相比附；以宾主相见，不是以君臣相待。此风始于西都，至东都则大盛，气节由此鼓励，廉耻由此养成，而东汉末年的美风之养成这也是一个大原动力。[23]
还有一种最有意味的就是童子科。公府辟举是奖励贤士的方法，童科选举是奖励天才的方法。考两汉童科被选的童子，不出十二岁至十六岁，在这个年龄期中适等于现今初级中学学生的年龄。以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小孩子，能够“博通经典，显名太学”，非生资特异者，哪能有这样的发达！汉朝特设此科以待一般奇童，在提倡天才教育这一点上，足以值得我们注意。[24]
黄香像
三 结论
在氏族社会时代，所有各种重要行动，多由氏族会议决定；此项会议，即由各房各族所选出来的代表组织而成。此项代表，即各房各族的长老，足以代表他们的房族的，故选举是该社会最普通且最重要的政治行为。在封建社会时代，君主权力日增，长老会议已不重视，且渐归于消灭，但选举制度仍然存在。不过他的意义已变更了——由选举代表的意义变为选举贤能的意义。此时所谓贤能，只限于士族阶级，但仍以年高德劭为标准，尚有氏族时代选举长老的遗风。
自秦、汉以来，社会又进了一步，打破了从前的典型封建社会而演成变形的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之上，所有政治组织皆与从前不同，政治统于帝王一人，士大夫阶级依附着帝王以图生存，选举制度当然用不着了。但在半封建时代的前期，去古未远，他们仍要保留昔日选举的遗迹，不过其意义与形式与从前绝不相同了。从前选举只是单纯的代表，此时则分科别类——如贤良方正及孝廉秀才等科。从前只以年龄或德望为标准，此时则重在文字。在西汉尚只以上书对策为限，到东汉且有试文一途——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由这看来，两汉时代的选举，即隋、唐以后的科举之雏形，已不是昔日之旧了。
本章参考书举要
（1）《史记》的《儒林列传》及高、文、景、武本纪
（2）前后《汉书》的各帝王本纪、《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及董仲舒、蔡邕、桓荣、扬雄等列传
（3）《两汉会要》的《学校》及《选举》全篇
（4）《文献通考》的《学校》及《选举》关于两汉者
（5）《玉海》的《学校》及《选举》关于两汉者
* * *
[1] 《后汉书·朱浮传》：“朱浮上书曰：‘夫太学，礼义之官，教化所兴，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
《后汉书·五帝本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后汉书·儒林传序》：“光武立五经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
[2] 《三辅皇图》：“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
[3] 《汉书·王莽列传》：“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
[4] 陆机《洛阳记》：“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堂前石经四部。”《汉书·翟辅传》：“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内外所集。”
[5] 《后汉书·儒林传》：“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生徒相视怠荒，学舍颓敝。顺帝感翟辅之言，更修学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及百五十室。”
[6] 《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常通古今。”
[7] 《汉书·哀帝本纪》：“阳朔二年，诏曰：‘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官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遵道德也。’”《后汉书·百官志》：“博士祭酒，掌教国子；国有疑，掌承间对。”
[8] 《文献通考·太学》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盖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
[9] 《汉书·帝纪》：“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又昭帝举贤良太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哀帝时，置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宁三年。”
《后汉书·帝纪》：“世祖建武五年，十月，常起太学。车驾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和帝永元十二年，赐博士弟子员在太学者布人三匹。”
[10] 《后汉书·桓荣传》：“光武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灵帝纪》：“熹平五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文献通考·太学》：“时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讥，汝南南阳又有画诺坐啸之谣，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为之冠。”
[11] 《文献通考》：“西汉乡里学校，人不入于太学，而补弟子员者自一项人；公卿子弟不养于太学，而任子尽隶光禄勋。”《后汉书·左雄传》：“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后汉书·儒林传》：“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远子就学。’”
[12] 《后汉书·帝纪》：“永寿二年，诏复课试诸生，补郎舍人。其后复制，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后试，复随辈试之，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继其高第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郎中。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人，其不得第者后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复补吏。”
[13] 《后汉书·献帝纪》：“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事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安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14] 《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文献通亏·太学注》：“时长安为之谚曰：‘头白皎然，食不充粮。里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委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元裳。’”
[15] 《文献通考·太学》按：“时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讥，汝南南阳又有画诺坐啸之谣，因此流言转入在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之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东坡苏氏《南安军之学记》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虚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议政，可谓近古。’”
[16] 《后汉书》范晔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选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淳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淳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竟，权门贵势，请谒繁兴。”
[17] 《文献通考·选举考举士》：“按汉制，郡国学士，其目的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后世则各为科目，其与乡学里选又自殊途矣。”
[18] 《文献通考·选举》：“西汉举贤良文学：晁错以太子家令举，迁授中大夫；董仲舒以博士举，迁授江都相；黄霸以丞相长史举，迁扬州刺史。东汉举贤良文学：鲁丕以以郡功曹举，迁议郎。又西汉举孝廉，路温舒以决曹史举，迁山邑丞；萧望以御史史官属举，迁治礼丞。东汉举孝廉：马棱（伏波族孙）以郡功曹举，迁谒者。”
[19] 《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后遂令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文献通考·选举》：“汉制，凡郡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调僚属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于王庭，多拜为郎。”
[20] 《文献通考·选举》：“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天子览其策而异焉，乃复策之。对毕，复策之以为江都相。辕固帝初即位时，以贤良征。诸儒嫉毁，言固老，罢归之。”
《东汉会要·选举》：“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21] 《东汉会要·选举》：“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能及。”《文献通考·选举》：“按东京选举，孝廉一科为盛，名士多出其中。”
[22] 《文献通考·选举》：“制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四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又：“东汉之制，郡太守举孝廉，郡口二十万学一人。”
[23] 《东汉会要·选举》：“公府有辟命，自四京则然矣。然东汉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习诗礼为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学，好辞章，而辟司徒桥玄府。周举博学洽闻，为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黄琼者，四府并命如陈纪者，往往名公巨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为重，是以誉望日隆，名节日兴，而一洗末世苟合轻就之风。”
[24] 《文献通考·选举·童科》：“汉兴，萧何草律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
（同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左雄并奏童子郎。黄香年十二，博学经典，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任延年十二，为诸生，显名太学中，号为任圣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