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风
宋代国力虽弱，而学术思想可较前朝异常发达。我们考究此时学术思想所以发达的原因，大概不外下之四点：第一，由于各种思想的融会日久，自然能够产生新的种子；第二，由于书院制的兴起，有了专门讲学的人才及专门研究学术的场所；第三，由于印刷术的发明，知识时传播较前迅速；第四，在当时有较多的贤者在位，新的学术只经政府里面有力者二三人一提倡，演为风气更觉容易。但宋代学术思想虽然发达，而宋儒所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完全与汉、唐诸儒不同，他们简直重新组成了一种学风。这一种学风，倡导于宋儒，元、明两朝相继演绎其说，已形成学术史上的一个体系，后世目之曰“宋学”。以宋学的内容与汉、唐诸儒所讲的训诂注疏学区别，又名此学曰“义理之学”。但这一种儒者所讲的义理，并未包含六经全体，只有《易经》、《论语》、《大学》、《中庸》及《孟子》等书为他们研究的主要材料，有余力则涉及他经。他们把这五部书，融会与扩充，概括为两个问题：一则研究天地之大原，谓之本体论；一则研究人性之究极，谓之道德观。综合起来，不外“理气心性”四个字——理气是研究天地之大原的，心性是研究人性之究极的。天地万象皆由阴、阳二气所变化，变化虽有千形万状，气质不一，但在此变化不一之中却有一定的法则，而理未有不同。理是宇宙变化的自然法则，气是所变化的种种形态；形态虽有种种，而法则总是一个，所谓“理一而分殊”。性是与理相对的，心是与气相对的；不过自存诸天而言谓之理与气，自赋诸人而言谓之性与心。人是禀受于天而与天一致的，天之所有者人莫不有，人就是一个小天；所以宋儒所讲的“理气与心性”，也可以说是“天人合一论”。这种学说，纯粹属于形而上学，其思想的进步，探讨的精深，自然驾乎汉、唐诸儒之上；不过他们这种研究，自以为直接孔、孟的真传，其实极不纯一。本体论由老、庄思想嬗脱而来，心性说又入了佛家的范围，他们是融合佛、老于孔、孟而另组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宋学。可是他们口头上还是反对佛、老，自谓真儒，是什么意思？佛、老全讲理一，儒家是主张分殊的。唯其分殊，所以人与禽兽不同，男女有别，贵贱不等，各安各的本分，不相逾越。唯其理一，在地位虽有贵贱不等，而性分相同，人格则一，可以借此自为安慰，能够安贫乐道而不悔。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理一分殊的主张，真是士大夫阶级的口吻，有诸内自然形诸外，不可以丝毫假借的。
毕升
苏轼回翰林院图
二 学派
宋代学术思想较汉、唐发达，而派别流长亦较汉、唐为多。在北宋有二种区别：（1）自学术上分，有王、程二派，王学是以《三经新义》为主的，程学是以《易》及《论》、《孟》、《大学》、《中庸》为主的——前者近于事功，后者偏于性理。（2）自地域上分，有洛、蜀两派，洛党以程颐为领袖，态度严整；蜀党以苏轼为领袖，性情放浪——前者谓之道学家，后者属于文士派。在南宋有朱、陆及永嘉三派：朱子的学问以道问学为主，是由穷理以尽性的；陆子的学问以尊德性为主，是由明心以达理的——但两家所讲全属于性理学的范围，可谓同一。至于永嘉学派，完全与前者相反，他们不讲性理，喜谈政治，是主张经国治民的——属于事功一派。综合起来，北宋之程，南宋之朱、陆，同属于性理派；北宋之王，南宋之永嘉，同属于事功派；至于苏氏父子，只以文章名世，且近于纵横者流，于哲学上尚称隔膜。除此以外，在北宋，还有濂溪周敦颐、洛阳邵雍、关中张载，虽同讲性理之学，与程、朱相近，但前二人为道士派的儒者，后一人颇有荀学的遗风。在南宋还有广汉张拭，东莱吕祖谦，与朱子一派很接近。总之，论其体系，则以程、朱之学为宋学的正统，其他皆属旁支。论其在当时的势力，北宋以王学为大，南宋以程、朱之说为归；其余虽各辟门径，互持异议，究不敢与前两家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