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元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对于汉族压迫过甚，待遇极不平等，名义上虽说提倡宋学，实际不过以优俳看待，故民间有九儒十丐之谣，他们所尊崇的还是喇嘛佛教。当时中国一班学者，处在蛮横的蒙古民族压迫之下，日以道统中断为忧，故他们所以讲学、所以教育后进，虽对于朱、陆小有偏执，但无非以继承宋学、开示后来为己身责任。生活既在压迫与侮辱之下，只求能够传续固有的学说为满足，至于新的开辟及教育界的特殊贡献，殊少概见，此元代思想界所以无大起色。他们论性，全采取张横渠的二元论：一为天地之性，二为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即天理，又本于程伊川的“性即理”说了。他们论教育，除了许鲁斋的低能教育说，吴草庐的真知实践论，尤少精粹。至于修养的理论则更不多见，只有金仁山以“静见天地之心”一点而已。不过热心教育，善于教导，个个皆然，此元代教育家一大特色。
蒙古骑兵作战图
元朝统驭中国九十年，教育学者，有在朝活动的，有在野隐居的，不下数十辈，现在我们只取赵复、许衡、刘因、金履祥、许谦及吴澄六人为代表。此六人中，除吴氏折中于朱、陆之间以外，全是崇拜程、朱学说的，尤以许衡差不多为朱子的后身。程、朱学说在元代为最有力的学风，故这一班学者对于新的门径虽不能有所开辟，但宋学——尤其程、朱之学——得他们的讲贯而益昌明，我们却不能一笔抹煞。又此六人中，除许衡、吴澄二人外，均含有几分民族思想，但守志坚定不移，终身不肯臣事元朝的，只有金履祥与许谦二人，其余概不能及了。
第二节 赵复
开元代宋学之江山的，要推赵江汉先生为首功。先生姓赵名复，字仁甫，湖北德安人，江汉先生是学者给他的称呼。他的生死年月，很难考见，但他被虏时在太宗灭金之后，即宋理宗端平年间，其为宋朝末年的人物无疑。只因他个人关系于元代的教育及学术很大，所以把他列为本期教育家之首席。德安为宋朝的领土，赵氏当然是纯粹的宋人。当太宗遣将南下攻取宋领时，德安被害最惨，百姓数十万或虏或杀，差不多没有存留的。赵氏也在虏中，他的全家早被蒙古兵杀得干净了，他自然是愤不欲生。当时北方学者汉人姚枢在军前，奉了元帝的使命，凡儒、道、释、医、卜、士只要有一艺之长的，皆合脱释。在众俘虏中，瞥见了赵氏人物，一谈论便知道他是一个有学问、有气节的人物，极其钦佩，乃勉强劝谕他同己北上。到北平以后，姚枢与杨惟中特建太极书院及国子祠，并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赵氏为讲师，留此讲学。燕、云十六州，自五代割于契丹，久已沦于化外，北宋虽有河南程氏讲学于伊洛，仍与蓟北不通声气，其学说只随国力所至而南迁。赵氏以江汉学者，携带了程、朱学说，讲学于燕、蓟，由是北方始知程、朱之学，而宋儒的教育思想遂流被于北方了。赵氏著作有三：一为《传道图》，一为《师友图》，一为《希贤录》，皆是纂述自尧、舜至程、朱许多圣贤的言行，以开示学者，这就是他的教育工作。后来姚枢退隐苏门，请复传其所学，并与许衡、郝经、窦默诸学者讲学于其间，自此人才蔚出，宋学遂大显于元代。
第三节 许鲁斋（1209—1281）
一 生活小史
成吉斯汗，今通作成吉思汗。
鲁斋姓许名衡字仲平，是河内的人氏。河内即现今河南沁阳县，此地在当时属于金人管辖之下，许氏幼时称为金国之民亦无不可。许氏生于金之太和九年，即宋宁宗嘉定二年，当时正是蒙古领袖帖木真即成吉斯汗位的第四年。其后蒙古势力汹汹南侵，金国灭亡，许氏以姚枢的介绍，遂臣事元世祖，为元朝立官制，定朝仪，兴教育；可算元朝初年很有关系的一个人物。许氏是一个勤学的学者，幼年嗜学如饥渴，家贫无钱买书，见日者家有《尚书疏义》，则请寄宿，手抄以归。迨后逃离蛆崃山，始得《王辅嗣易说》，虽在兵乱，而昼思夜诵，孜孜不倦。此时间或教授，而学子亦稍稍来从。三年之后，世乱稍定，许氏回到故乡。听见姚枢讲学苏门，特往拜访，得见程、朱遗书，知识陡然大进，始悟从前所学所讲尽属孟浪，全不可靠，而一一改从程、朱讲习之法，教授门人，自此慨然以道为己任了。许氏又是一个谨守绳墨的道学家。尝当暑天往来洛阳，道傍有梨，众人莫不争先取食，他虽口渴，却危坐树下不动。有人问他，他说：“非其有而取之，不义。”别人又说：“世乱此无主。”他答道：“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当家贫时，即亲身耕田，粟熟则吃粟，不熟则吃食菜羹与稗糠；稍有剩余，即分给族人及贫苦学生；别人如赠送礼物，倘一毫不义，绝不接收，为人之耿介廉洁可见一斑。
许衡像及家谱书影
许氏献身蒙古政府，始于蒙古宪宗五年，即宋理宗宝祐三年，是时他已四十六岁。从这一年起，到他死的前一年止，共计服官二十六年。此二十六年中，关于教育事业的合计四次：一为提举，三为祭酒。提举所掌的是地方一路的教育行政大权，祭酒所掌的是中央的国子学教育行政大权。除服官以外，退休时也曾私设讲坛，到处有成绩，受学生的欢迎与爱戴。死之时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享年七十有三岁。以其平日教导之殷，感人之盛，所以怀人不论贵贱少长皆哭泣于其门，四方学士闻讣聚哭，有由数千里来哭祭墓下的。教育家当年本极清苦，果能尽心职业，爱惜后进，死后不无相当之荣哀。在封建时代，人间究竟尚有几分道义与感情存在，享身后之精神的报酬。古今此例很多，不仅许氏一人。
二 品质论
许氏虽未明白如张横渠所说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但观他平日的言论，确有这样的主张。他说：“人之良心本无不善，由有生之后，气禀所拘，物欲所蔽，而其私意妄作，始有不善。”（《小学大学》）“良心”是天赋与人类的一种形体，中间蕴藏着天地万物之理，谓之“性”，亦谓之“明德”。此性，是“虚灵明觉”，神妙不测，与天地一般，此又是本着程伊川“性即理”的说法——就是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原来纯粹至善的，只因受生之初，机会不等，而禀气遂有差异——有清的有浊的，有美的有恶的。这就是气质之性。受生之初，其气禀得清的，则为智；禀得浊的为愚；禀得美的为贤；禀得恶的为不肖。全清全美，明德全明，谓之圣人；全浊全恶，明德全昧，谓之恶人。清美之气，所得的分数，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数；浊恶所得的分数，便是明德堵塞了的分数。清的分数、浊的分数、美的分数、恶的分数，参差不齐，多寡不一，所以人类的品质便有千万般的等第。但大概区分，可得三品：明德止存得二三分的，则为下等品质；存得七八分的，则为上等品质；存得一半，则为中等品质。此各种品质，虽得自受生之初，并非固定了的，原可以变化的。所谓“明德在五分以下，则为恶常顺，为善常难；在五分以上，则为善常顺，为恶常难。明德正在五分，则为善为恶，交战于胸中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则明德长而为善；外有恶人恶言助之，则明德消而为恶”。由此得一结论：人之良心本来是善的，其所以为恶者，一因气禀所拘，一因物欲所蔽。所以教育的功用有二：一则培养已有的善端，开发未来的善端；一则防止未来的恶端，革除已有的恶端。所谓“圣人设教使养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以入圣，其次者可以为贤，又其次者不失为善人”（均见《小学大义》对小大学问论大学明明德论生来所禀）。
三 教育论及教授法
“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这是许氏对于教育主张的一句名言。所谓短者即明德不全。明德全明的人，不教而善，谓之上等品质。明德不全的人，即中等以下的品质，须有教育而后能进于善，所以教人当教其所短。教其所短，即特别注意低能儿童的教育，凡天资愚笨、性情不良，全包括在内，与提倡天才教育者适相反对。当许氏第二次掌国子祭酒时，世祖特择蒙古子弟命他教授。他得了这个差事，非常喜悦地说：“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家用。”（见本传）许氏可谓注重低能教育的教育家了。
许衡墓
位于河南焦作。
关于教授方法，有数点可以叙述。（1）教儿童当培养他们的羞耻心，所谓“知耻近乎勇”。儿童有了羞耻心，则有所爱憎，施行奖惩，方有效力。当惩罚时施行惩罚，儿童因有所畏惧，遂不敢为恶；当奖赏时施行奖赏，儿童因有所羡慕，遂乐于为善。否则羞耻全亡，勿论如何施教，全不中用了。许氏尝言为学者以治生最为先务，有了生理，则可以少分其向学之诚实，亦所以养其羞耻之心。（2）教儿童当因材施教。人类品质不一，有夙成的，有晚成的，有可成其大的，有可成其小的，有性情近于此科而远于彼科的。人品千万不一，绝不可施以划一的教法。因材施教，不仅适应其个性，还须按照其学力。不仅因其个性与学力，还须随其动机因势利导，躐等固然不好，强注亦非良法。所以许氏平日教人，总以“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因其动息以为张弛”（见本传）。（3）教授要有次序。许氏把教育分为两个阶段，一为小学教育，一为大学教育，先小学而后大学，乃一定的次序。小学教育，以朱子的《小学》及《四书》为教材，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实地练习；大学教育，以《诗》、《书》、《易》、《春秋》为教材，讲求修己治人之道。许氏是崇拜朱子的，这一点是完全模仿朱子教人之法。
许氏亦善于教授之人，平日讲学，取渐进不取急进，务了解不务贪多。以慈母的心肠对待儿童，以宽容的态度淘养诸生，以热忱耿介的精神感化群伦。[1]史言“其言煦煦”，可以想见其教诲之亲切。史言“恳款周折”，可以想见其诲人不倦之精神。所以先生每到一处，勿论贵贱贤不肖，莫不乐从与游，随材施教，皆有所得。离开之后，从游诸子哭泣不忍舍去，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许氏可谓元代仅有的良善教育家了。牧庵姚氏评曰：“语述作先生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极、开世太平之功，不惭德焉。”所谓扶植人极即指教育之功说，可谓定评。
第四节 刘静修（1249—1293）
一 刘因与许衡之比较
元代学者，以鲁斋、静修及草庐三人为著。草庐身世较晚，且为南方学者，元朝初年所借以立国的唯鲁斋与静修二人，此黄百家在《静修学案》里所说的几句话。静修即刘因的别号。刘氏为保定容城人，祖先屡代服官于金国，与许鲁斋同为北方学者。许氏臣事元朝，官阶几至宰相，功业炳然，而享年又永，门生故吏满朝野，所以名位大著。刘氏家世虽然贵显，而己身则以恬静为怀，终身不肯出山，享年又不永，所以影响所及比较许氏相差很大。以宋儒比较，许氏如同朱晦庵，而刘氏好似张南轩。他们同传赵江汉之学，但许氏一生崇拜朱子，为程、朱的正派；刘氏颇服膺周濂溪，而性行近于邵尧夫此又一不同之点。后来的人以许氏北面臣事蒙古，颇有贬辞。其实他们祖先皆以汉族臣事金人，事元与否有何高下？且刘氏亦曾拜赞善大夫之命，再看他上宰相的书，何尝存心于宋，与金履祥辈之绝对不臣元者迥不相同，而金氏诸人才算富有民族思想的教育家。
刘因像
二 生活小史及其思想
刘因字梦吉，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把他的住室表名“静修”，故别人称他为静修先生。静修以宋理宗淳祐九年生于容城，死时为元世祖至元三十年，享年只四十五岁，较宋儒张南轩还少活三岁。史称刘氏“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既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见本传），可以想见其天才了。他的《希圣解》作于弱冠时期，所以表示他一生的志愿的。刘氏开始读经学时，研究训诂注释之说，尝不满意。及得宋儒周、邵、张、程、朱、吕诸人的遗书，一见能发见内中的精义，而极端称许。尝评论宋儒之所长，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但他所服膺的还是以周子的学说为宗。刘氏终身不愿做官，至于至元十九年稍一应裕皇之请，在宫中教授近侍子弟，不到一年即以母疾辞归；故其二十五年之教育生活全属私人讲学——以其家庭为学校。“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见本传），由此数语，吾人于刘氏讲学的态度与方法可见一斑。
刘氏的著作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号《丁亥集》——是他自己撰的；又有《文集》十余卷，及《小学四书语录》——门生故友所录的；《易系辞说》，是他在病中时的作品。他的思想分见于《希圣解》、《遂初亭说》、《宣化堂记》及《训鼠记》等编，皆收在静修文集里面，而《希圣解》尤称为静修思想的中心。在《希圣解》里面，假托梦中与三神人相问答：一为梧溪拙翁，似指周濂溪；一为西洛无名公，似指邵康节；一为西土诚明子，似指张横渠。问答结果，卒折服于拙翁“士希贤，贤希圣”之教。何以能够希圣呢？据拙翁所说，凡民与圣贤原无两样，同禀健顺五常之性，后来所以不同的，一在有欲，一在无欲。所以我们要希求圣贤，只要做到“无欲”二字就行了，人人可以做到无欲，即人人可以为圣贤。希圣是刘氏为人的标准，即是他教人的目的，而“无欲”二字乃修养的工夫。做到无欲，自然与物竞；做到与与物无竞，才能物我两忘，而相与安然并存，最后物我一体了。此种工夫随时随地可以修养，修养成功而代天宣化时，亦随时随地可以表现，不拘物于出处，亦无分乎进退。此恬静的思想在二十余年的私人教授中，一定能够自由表现，刘氏的教育可谓恬静的教育了。
《刘因评传》书影
第五节 金履祥（？—1303）与许谦（1270—1337）
一 金许之关系
我们所叙元代教育家六人中，真正怀有民族思想，不肯以汉族华胄北面臣事蒙古的，只有金履祥与许谦二人，虽然他们生长在鲁斋、静修诸人之后。以时代论，他们自然是元代的人物；但以精神论，尚不愧为宋朝的遗民。金氏字吉父，婺州兰溪人，婺州即现今浙江金华县。许氏字益之，原籍本在京兆，五世祖南迁金华，遂与金氏为同乡。金氏生于何年，史书未载，但以他的成就及器量推测，绝非短寿人，至少年在六十岁以上。他去世时为元成宗大德七年，以六十五岁计算，其生年当在宋理宗淳祐初年。许氏即金氏的高第弟子，生于元世祖至元七年，卒于顺帝至元三年，享年六十八岁。
金履祥像
元成德七年上距蒙古围襄阳三十五年，是时金代曾进捣虚牵制之策。此时以前彼已师事王柏、何基，学业早有成就，想必年至少在六十岁以上。
金氏幼年得力于家庭教育，天资敏睿而肯于勤学，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等书，莫不研究，少年为一才气纵横之志士。在年近三十时兴趣一变，始倾向性理之学。当初师事同郡王柏，后来又从王氏直登何基之门，王氏为金氏的老师，而何基等于太老师。讲论数年，学问所造益深。当时尚有志匡复宋室，屡进奇策，卒不能用，其后遂屏居山中，不复与问世事。在仁山之下，一面著书，一面讲学，以传斯道于将来。三十年的隐居生活，即其私人教授生活。门下士很多，而以许氏为高第，学者以他尝隐居仁山之下，故称曰仁山先生。平生著作很多，而以《通鉴前编》及《论孟考证》二书为最有关系的作品。
许氏幼年境遇很苦，生数年死了父亲，不到十岁，宋室灭亡，家庭亦遭兵乱，随着破毁了。侨寓他乡，无力买书，乃借别人的书，分部昼夜勤读，虽病也不废。但初无师傅，有疑无从就正。后来知道乡先生金仁山深明道学之要，遂拜金氏为老师，委身而学。后来所学益博，品节之高与老师相等，而收获更大。三十岁以后，即开门授徒，设讲坛于八华山中，四方学子，闻风接踵而来，远自幽、冀、齐、鲁，近则荆、扬、吴、越，前后著录不下千余人。综计讲学时期三十余年，而以一身系社会的重望者垂四十年，史称“其晚节独以身任正学之重，远近学者以其身之安否为斯道之隆替”（见本传）。由此看来，许氏的思想与人格可以为当时民间的重心——其讲学方面，亦可谓元代有数的教育大家。
黄氏编《宋元学案》，将北山四先生并为一案。北山四先生即是以师弟相传的金华四先生——由何基传授于王柏，再传于金履祥，三传于许谦，每传一代而学术更昌明一代。何基为黄勉斋的弟子，黄氏又亲受业于朱子，金氏可谓朱子的四传弟子，许氏可谓五传弟子了。元代教育诸家虽多宗程、朱，若论其嫡派，须推仁山与白云二先生，白云先生即许氏的别号。
二 金氏的修养论
金氏私人讲学近三十年，平日所讲贯的多关于哲学思想，尤重“理一分殊”之说。关于教育学理的发表，只有性论及修养论两点。性论见于所编《孟子性命章讲义》，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二，与许鲁斋主张略同，但说理精深过于鲁斋。修养论见于所编《复其见天地之心讲义》，立言较性论更为透辟详明。金氏说：“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宇宙万物，生生不已，循环无穷，乃是天地之心。此心即是仁心，即是天理；有此仁心才可以见人性，推此心而扩充起来，谓之完人，谓之圣人。教育的功用，一面教者的责任，在说明此心、启发此心；一面学者的工夫，在培养此心、扩充此心。但此心如同浩气一样，与天地终古，与宇宙并存，只因吾人被物欲所惑，视听所蔽，所以不常看见。如要复见此心之明，莫如修养。如何修养，莫如以“静”，故“静”之一字即是金氏修养方法。静的工夫，要“收视反听，澄心定虑”。在此种情形之下，“玩索天理，省察初心”，必有柳暗花明之景象起来。天理复现了，即是仁心一天地之心，由此谨持不失，再加以扩充，于是天理彰而人欲泯，斯谓之完人，而教育才算成功了。所以他说：“学者须是于此下耐静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复，充此所复，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学以广之，力行以践之，古人求仁之功盖得诸此。”
金履祥眉批《礼记》
三 许氏的讲学要旨
仁山先生尝告许氏说：“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又说：“圣人之道，中而已矣。”许氏一生学问，完全遵守这两句话，身体而力行。“理”是学问的大纲，“分殊”是学问的细目，舍弃细目而高谈大纲，此象山以来许多学者所患笼统的通病，结果必落于释氏之空谈。许氏是朱学的嫡传，所以特别致力于分殊之辨，无论巨细精粗，靡不研究；不务新奇，不尚异同，每事每物只求合于中道即为可行。所以他《送古愚序》上说：“夫圣人之道，常道也，不出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应事接物之间，致其极则中庸而已耳；非有绝世离伦、幻视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之所云者。”许氏一生自修是如此，一生教人也是如此。学者求学当以圣人为准的；要学圣人必先得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全在四书，四书之义莫备于朱子，所以吾人读书必以四书——朱子集注的四书——为基本科目。概括起来，许氏讲学的大要，不外四点：一以五性人伦为本，二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三以为己为立心之要，四以分别义利为处事之制。第一点是教育宗旨，即所以求圣人之心；第二点是训练的工夫，即为善去恶之意；第三点是教人力求实际学问，不务虚名；第四点分别义利即分殊之辨，为君子、为小人皆从此分，属于人格的陶冶，尤为许氏所斤斤致意的。
第六节 吴草庐（1249—1333）
一 生活小史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崇仁与金溪同属于现今江西豫章道，则吴氏与南宋陆象山可谓同乡人了。吴氏生于宋理宗淳祐九年，即元朝统一中国前二十七年，死于元顺帝元统元年，即元朝灭亡前三十六年，享年八十五岁。说他是元朝初年的人物也可，说他是元朝后期的人物也可，其实在他三十岁以前还是一个宋朝人。他幼年时代，颖悟而又勤学，当三岁时他的祖父即授以古诗，能诵数百篇。年甫五岁，出就外傅，每日读书数十余言，一阅过即能成诵。到十五岁时，遂有志圣贤之学，不爱科举业。吴氏受教育较早，其省悟处也较一般人为早。二十二岁，中了乡试的选。二十四岁，开始在山中设帐，从事于教授生活，其后时局大乱，乃隐居于布水谷数年。自此以前，吴氏尚纯粹为宋朝的一个青年学者。元朝统一中原十年以后，访求江南人才，始由程文海把他荐送到燕京，而吴氏时已四十岁了。但吴氏冷于宦途，虽经元廷诸臣屡次劝驾，而终以他故辞去，综计在元只做官两次：一在江西，当儒学副提举三个月；一在京师，当国子监丞及司业约三年，而行年已为六十多岁的老人。吴氏自二十五岁起到老死为止，六十年间，除两次三年多的宦业外，全为私人讲学时期，而两次宦业亦不外教育，论终身以教育为生活者，吴氏可谓当之而无愧。元朝名儒，前有许鲁斋，后有吴草庐，可谓两个顶柱，但论功业之大，吴不如许；论教授之专，则许却不如吴。草庐即吴氏的别号。
吴澄像
总计吴氏讲学的地方，有乐安、宜黄、福州、龙兴、扬州、袁州、真州、永丰、建康及燕京，约十处。或以特被延聘，或以过从所及，或临时演讲，或居住讲学，每到一处，四方学子莫不闻风远赴，如蚁聚雨集，此史书所谓“出登朝暑，退归于家，与郡邑之所经由，士大夫皆迎请执业，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蹑履负笈、来学山中者，常不下千数百人”（见《元史》本传）。讲学之余，即执笔著书，到老不倦，所以他一生的著作也很丰富，此一点恐要算元代学者之最了。在国子司业职任内，吴氏曾参酌宋儒胡、程、朱三家的成法，定为教法四条，即将国学课程分为四系，令学生自由选入。一为经学系，包含《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春秋》二传等科目。二为行实系，包含孝、弟、睦、、任、恤六目。三为文艺系，包含古文及诗等科目。四为治事系，包含选举、食货、水利、数学、礼仪、乐律、通典、刑统等科目。但法制业已草定，因事辞归，卒未施行。
元代朱学风气极盛，我们以上所举各家，皆是崇拜朱子的，而吴氏则是会合朱、陆两家学说为一的一个学者。他在《送陈洪范序》上有一段话：“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其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固至于今学者犹惑。呜呼甚矣！道之无传，而人之易惑难晓也！”（《草庐文集》）由此一段话，可以证明他是朱、陆二家的调和派，所以他论为学的基础，绝对主张陆子“尊德性，明本心”之说；论研究的工夫即主张朱子“格物诚意”之说，至于论性则又主张程子“性即理”之说。
二 性论
吴氏论性并无创见，不过一则主张程子的“性即理”之说，一则解释张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句的意义。他说天地之大，不外阴阳二气。二气流行，变化无穷，于是有形。而二气之所以变化不乱的则有理为之秩序，而秩序即是理，故气外无理，理外亦无气。理在天地曰元、亨、利、贞，赋于人曰仁、义、礼、智，谓之性。形聚而后有人的身体。性寓于人的体中，如同理寓于天地的气中，所以说性即天理。天理没有不善，故人性亦没有不善；天理只有一个，故人性没有不同的。但吾人受气之初有清有浊，成质之后有美有恶，此等清浊美恶的程度万有不齐，所以人的气质亦万有不齐。气质至清至美的人，本性之真无所污坏，谓之上圣；气质至浊至恶的人，本性之真完全污坏，谓之下愚。除此二等以外，中间或清或浊，或美或恶，分数多少万有不齐，本性之受污坏亦参差不一，此世间人类的个性所以有千差万别。以张子的解释，前者所云“性即理”，乃天地之性，孟子常言性善，即指这个性说的；后者所云“气质万有不齐”，乃气质之性，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荀子所谓性恶，扬子所谓善恶混，及一般人所谓性缓性急，性刚性柔，种种不一，即指这个性说的。但吴氏以为气质之性，不过受生之初，所禀受的一种气质，原不得谓之性，成年以后，若此种气质固定不复变易，遂成为第二天性了。假如有良善的教育，极力涤除，勿使气质害性，使本性之真日就光明而扩充，工夫久了，气质变好，本性自恢复其初了，所谓“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佛性者焉”。
元人狩猎图（局部）
三 教育论
吴氏教育论，虽兼采朱、陆两家学说，但以陆子为基础。“圣人教人使人顺其伦理，克其气性，因其同，革其异，所以同其同也。”（送某教谕序）这几句话即吴氏的教育宗旨。“伦理”即天理、即本性，凡人皆相同的。气质是因人而异的，顺适儿童的本性，即因其同者而利导。变易儿童的气质，即革除其不同者使归于同。简单一句话：教育宗旨，一方在培养儿童相同的善良的天地之性，一方在消除他们相异的不良的气质之性。要达到这个目的，须先明其本心；因天性附着于心中，倘心为物欲所蔽，昏而不明，而本性也受其污坏。必也使心地清明，一尘不染，待根本肃清了，则已有的善良可以发育滋长，外面的事事物物可以明白认取。心为一身的主宰，教育第一步在先明本心，此吴氏之学所以又称求心之学。他说：
夫学孰为要，孰为至？心是也。天之所以与我，我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圣门之教，各因其人，各随其事，虽不言心，无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为太极”，周子曰“纯心要矣”，张子曰“心清时，视明听聪，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入身来”，此皆得孟子之正传者也。（《草庐精语》）
他又说：
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气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畀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郛郭也。此一心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道之为道具于心，岂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尝直言心体，盖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处各当其理，而心之体在是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谓，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见于《论语》之所记，而得于孟子之传，则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时学者未可与言，而言之有所未及耳。孟子传孔子之道，而患学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此陆子之学所从出也。（《草庐精语》）
观他这两段说法，偏于陆子明心之学极其显然。但不说承继陆子，而说直接孔孟，且谓这种学说为古代圣贤相传之大道，此吴氏掩护偏于陆子之诮，亦所以自高其价值的意思。
求本心在回复本性，本心清明以后怎样呢？第二步则在读书穷理，关于朱子的学说也必兼采。他说：“若曰‘徒求之五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此则至论，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堕其窠臼。学者来此讲问，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有数条目警省之语，又采择数件书以开学者格致之端，是盖欲先反之吾心而后求之六经也。”（《草庐精语》）此数句话，即先明本心而后读书穷理——先尊德性而后道学问的意思，朱、陆兼采，不过有先后次第。道学问而不尊德性，则属于闻见之知，记诵之学，如无源之水，无根之草，所得皆是死知识。但若只尊德性而不道问学，则又流于空虚，不免为释氏异端之学。要内外合一，本末兼顾，所知方为真知，所学才是实学。所以他说：“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固非如记诵之徒博览于外，而无得于内；亦非如释氏之徒专求于内，而无事于外也。”（《草庐精语》）
吴澄研究著作书影
吴氏虽反对记诵之知，亦反对空虚之学，他是最重实践的。在日用人伦上求知识，亦在日用人伦上实践所得的知识。换一句话，行以求知，知必本于行，不从行上求知，谓之假知识；知不本于行，谓之死知识。所以他说：“穷物理者多不切于人伦日用，析经义者说无关于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复如夫子之所以教，颜子之所以学者矣。”（《草庐精语》）他更有一段话说得最明显，我们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今不就身上实学，却就文字上钻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学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观其行程节次，即日雇船买马起程，两月之间可到燕京，则见其宫阙如何，街道如何，风沙如何，习俗如何，并自了然，不待问人。今不求到燕京，却但将曾到人所记录逐一去挨究，参互比较，见他人所记录者有不同，愈添惑乱。盖不亲到其地，而但凭人之言，则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草庐精语》）
本章参考书举要
（1）《元史》的各家本传
（2）《宋元学案》的《江汉学案》、《静修学案》、《草庐学案》、《北山学案》
（3）《理学宗传》的《元儒考》
（4）《许鲁斋集》
（5）《静修文集》
（6）《吴草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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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斋遗书·古今儒先议论》：“牧庵姚氏曰：‘先生之学，一以朱子之言为师，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其教也，入德之门，始惟由《小学》而《四书》；讲贯之精，而后进于《易》、《诗》、《书》、《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弟、忠、信为本，四方化之。’”
《欧阳元神道碑》：“其为学也，以明德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教人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当枘凿，不少变其规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