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后之新统治者更专制化
三关口明长城
从一千二百七十七年以来，汉族在蒙古帝国政府的压迫之下，任其蹂躏与宰割者，差不多有百年之久。蒙古政府之对于汉民族，在政治方面施行高压手段，在教育方面施行柔化政策，所以百年之间汉民族只有屈伏，只有呻吟，没有抬头欢呼的日子。到了元朝后纪，一班贫污权奸，无知番僧，扰乱社会的秩序，破坏民众的经济，更无所不用其极。压迫到了极点，自然发生革命运动，况当时尚有民族主义为推动主力，号召尤属容易，所以十余年间就把旷代无比的蒙古帝国政府打倒了。当时革命军虽然蜂起云涌，但最后完全统一于朱元璋的旗帜之下，组织了朱明政府来统治中华民族。久受异族压迫的民众，现在革命已成功了，国家主权已夺回来了，应当过着一点自由的生活，得着一点解放的教育，哪知道朱明政府之专制更严刻于蒙古政府。中国自秦始皇帝开了官僚政治新纪元以后，千余年来，帝王权力日增一日，到了明朝可算登峰造极。我们民众所受的政治与教育，不见有丝毫的进步，只见去掉一个压迫者，又来了一个压迫者，民族革命不过为一二野心家作工具罢了。从前帝王虽专制，而国家大政尚由宰相主持；到了明朝，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宰相仅备顾问而已。从前君臣会见，莫不对坐；至宋朝群臣朝见皇帝，尚有站立之权；到了明朝，立也不敢立了，非跪不可。帝王高坐在上，群臣匍匐于下，说话且须小心谨慎，倘不幸于一言半语，冒犯了皇帝的虎威，就立刻有在殿廷之上被打的危险。这一班朝臣莫非厕身士大夫阶级，而被君王视之如犬马，明朝帝王的淫威可以想见。士大夫既被视如犬马，至被压迫于士大夫之下的民众真蝼蚁之不若了。
二 专制淫威下之士大夫的习气
朱元璋
在农业经济的社会没有崩溃以前，士大夫阶级的势力绝无动摇的日子，且随着历史的推进而势力愈见巩固。这一阶级，在政府就是官僚，在乡村便成豪绅，而豪绅之欺压民众、作威作福，不亚于政府中的官僚。明政府的开国者朱元璋大帝本由流氓阶级出身，以流氓崛起而为帝王，统治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其政治之专制独断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无足怪了。我们推究这个趋势的原因有二：一因士大夫阶级同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上及政治方面的势力具有很长的历史，他们喜标榜，又好议论，且具有一种夸大的气习，对于下层的民众及流氓阶级素来是压迫的，是看不起的。朱氏自己出身本来微贱，今一旦以武力起为帝王，反来统治他们，要使他们不敢轻视，不敢夸大，非用极端的严厉的手段不能有效，不能巩固其帝王之业。二因朱氏以贫寒出身，知道民间的疾苦，深知土豪劣绅在地方之权威，民众时时受其欺压的。今日虽然做了皇帝，对于其自己所从出之被压迫的小民阶级不无几分同情，非用极端的严厉手段，不足慑服这一班土豪劣绅使不为恶。所以明朝帝王虽然专制，直接受其压迫的不过是一班士大夫阶级，而下层民众有时还有叫苦申冤的机会。士大夫阶级既然受着极大的压迫，他们又不得不做官，不得不寄食于政治图生存，所以他们只有屈伏，只有献媚，只有忍气吞声受帝王之驾驭与鞭笞。因此明代士子的气习，是卑躬屈节的，是寡廉鲜耻的，是忍气吞声的。帝王之积威既已养成，依附于帝王肘腋下的一班群小，也仗着帝王的积威，对待士大夫亦如帝王。这一班士大夫反守着“君要臣死，不敢不死”的信条，勿论如何受辱，反以为应分，反以为荣誉，真堪笑了！但他们在政府里面对着帝王，虽极尽卑躬屈节的能事，一旦到了地方，不是贪官污吏，就是土豪劣绅，于下级民众则又作威作福起来了。下级民众纵有叫苦申冤的机会，无如“天高皇帝远”，从何处申诉起！所以在明代是很显然的形成三个阶级：上为帝王，中为士大夫，下为庶民，一层压迫一层，构成当时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