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明代帝王的专制淫威既如彼，士大夫的寡廉鲜耻又如此，在他们的政府之下所施行的教育，自然没有新的希望，除了继承前代的学说及制度外，他们所增加的只有“专制”与“机械”，其结果不过养成在朝为顺臣、在野为豪绅的一般士大夫。在半封建时代，这种现象历朝相同，我们勿庸对此特持苛论，不过此时较为显著罢了。但明代的教育制度之完备，及初年办理学校之严格，比较前朝确实进步，我们也不能一笔抹煞。
明朝开国的教育制度，多出于刘基、宋濂等文臣的谋议，计划非常详备，凡入学、升格考试、教导、管理及给假等等皆有定章。不仅学制详备超越唐、宋，即待遇学生之优厚，与管束学生之严紧，也非前代所可比拟。自隋、唐以来，学校与科举虽称并行，但两者的关系却不紧切，有时有学校而无科举，有时有科举而无学校，或轻或重，殊不一定。到了明朝，情形则与前不同。他们视学校为重，视科举亦重，两者不可偏废，虽学校有时可以直接取得出身的资格，而科举出身必要经过学校一期的培养，而始有应试的资格。此明朝教育制度与前不同的地方，亦即隋、唐以来之科举制度到明朝才有此一大进步，才与学校发生密切的关系。这种制度一直行到清朝三百余年未曾大改。
第九图 明代学制系统图
学校教育分中央与地方两等。中央教育，有国学、宗学，有武学。地方教育，有府、州、县三级所立的学校，也有宗学及武学，此外还有卫学及社学。国学名国子监，属大学性质，府、州、县立的学校似属于中学性质，社学属于小学性质：这一类的学校，统名儒学，谓之直系；其他旁支各校，性质各异，制度也不一定。唯府、县学的生员才有应科举的资格，而社学办理不久，就已停废，所有小学教育，从此则尽由民间自办了。试看右面的学制系统图，当更明了……学校之外，还有书院，不过没有宋、元两代的发达，且在嘉靖万历年间经过几次摧残，更难维持不衰。但到晚年，首善与东林二书院曾出过许多人才，在社会上很占有一部分势力，闹过一次党祸，这也是宋、元所没有的。
教育行政机关，与元代没有什么差异。关于学校方面，在中央属于国子监，长官称“祭酒”；在地方属于提举司，长官称“提学官”。提学官每省设置一员，管辖全省各级学校。此外各府、州、县设有儒学教官，管辖各学的学生，有时也担任教课。关于科举方面，在中央属于礼部，在地方属于各省地方长官，不过每逢乡试时由中央另简大臣赴各省主考，地方长官不过备位监试而已。至于书院制独立于学校与科举之外，主持的领袖称“山长”，与宋、元全同。
第二节 国子监
中央大学初名国子学，其后改名国子监。太祖建都南京，即建校址于鸡鸣山下，名曰京师国子监。迨后成祖把国都搬到北京了，即在北京建设京师国子监，将原来的改名南京国子监，于是国子监有两所，而太学生有南北监之分了。现把该监办法分述于下。
是时会试有副榜，大抵署教官，令入监者亦食其禄也。
一 入学资格及手续
凡入国子监读书的，名叫监生。监生之资格有四：一为举监，二为贡监，三为荫监，四为例监。前二种为常例，生员较多；后二种为变例，生员很少。举监是由举人充当，凡在京会试下第的举人，由翰林院择其优者送入监内读书，谓之举监。这一种监生，一面读书，一面还领教官的俸给，到下次会试仍可出监应试的。贡监是由地方学校的生员选贡到国子监来肄业的。照洪武初年的规定，凡天下府、州、县各学，每年贡举一名，到监肄业，谓之岁贡。到嘉靖以后，名额略有变更：府学每年举二人，州学每二年举三人，县学一年举一人。当初贡举时，必考其“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者”为标准，其后只以在学所食廪米年限较久者为标准。弘治以后举人多不愿入监，监生人数日少，加以岁贡生且因限于成例，大率皆颓唐老朽之徒，在监毫无成绩，于是有人提议令天下府、州、县各学于岁贡之外，另选年富力强、累试优等的生员，不拘廪膳或增广，三年或五年选贡一名入监，谓之选贡。荫监是品官子弟或勋戚子弟送入监内读书的学生。例监是较后的例子，或以监生缺额，或因国家有事，人民如有捐赀于政府者，政府特准他们的子弟送入监内读书，这种监生又谓之民生。自开了选贡之例，监内顿呈一种生气，而岁贡不免相形见绌。但自开了纳粟之例，流品遂杂，而监生在社会上的地位遂日渐轻了。
北京国子监辟雍
二 名额
明代监生名额没有明显的统计可查，但由盛而衰，由多而少，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据南京祭酒章懋在弘治中的奏章上说：“洪、永之间，国子生以数千计，今在监科贡止六百余人。”是监生名额，初年本有数千，到了中年已减至六百余人了。又据嘉靖时教育长官的话：“今国子缺人，视弘治间更甚。”又据调查：“隆、万以后，学校废弛，一切循故事而已。”则知自嘉靖以后，生员之递减较弘治间当更甚。再考明朝的《地理志》，除都督府及卫所不计外，共有府一百四十，州一百九十三，县一千二百四十六，各府、州、县学每年贡送一名，岁贡生当有一千五百八十人之谱。加上举监与恩监，约计五百名，合计有二千一百人之谱。且当时边徼如云南、四川的土官生，国外如日本、琉球、暹罗诸国的留学生，每年当不下二百人。还有四百九十三卫的学生，每年可贡三百人之谱。由此，我们得一结论，明代太学生除选贡及例贡较后不计外，当国家鼎盛时，名额至多亦不过三千人，是明代学规较前代严格，而生徒之盛反不如宋代发达之时，但较元代则增加多了。
三 课程及教法
自永乐年间，制定《四书五经大全》以后，四书五经遂为明代各学校的主要教材。国子监内除四书五经外，还加授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此外还有习字一科，字法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蓝本。但我们考查永乐年间的掌故，除颁行《四书五经大全》外，还颁行了《性理大全》一书，而明初政府方面又规定以程、朱学说思想为标准，我想《性理大全》一书也必被采入为监内的教科书，虽然史书上没有明文规定。监生除读书习字以外，每月朔望还有习射一科，等于现今的课外活动，并分别奖励。担任教课的有祭酒司业及博士助教诸人。除朔望二日例假外，每日皆有课业。课业分早午二次：第一次在晨旦举行，由祭酒司业率领属官全体出席。祭酒司业坐在堂上讲演，学生拱立静听。第二次举行于午餐后，此时则为会讲、复讲、背书、论课，大概由博士助教等担任。诸生入监肄业每月有月考。考试内容，每月试五经及四书大义。
《性理大全》书影
四 编制考课及升级
全监共分六堂，即六斋之意。六斋中以正义、崇志、广业三斋为初级，以修道、诚心二斋为中级，以率性一斋为高级。凡诸生只通四书、未通五经的，编入初级肄业。在初级肄业一年半以上，如文理条畅者则升入中级。在中级肄业一年半以上，如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则升入高级。到了高级，则有积分，积分即每次试验的成绩。每季于孟、仲、季三月考试三次，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策一道、判语二条。每次试卷分三等：文理俱优的给与一分，理优文劣的给与半分，文理俱劣的无分。在一年之内，积满八分了为及格，不满八分的为不及格。及格的人准予毕业，政府给一张出身资格——毕业证书，可派充相当的官职；不及格的仍留堂肄业。但如有天资特异、学术超群的学生，则可不拘年限，奏请皇帝破格录用。开国之初，因政府注意学校，监生在监毕业后，直接授职的很多。再传以后，社会人士倾向于科举，不仅监生多往应乡试，即入监读书者也日渐零落了。
皇史宬
五 教职员及管理
监内设有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他们分掌的职务，与前代无异。其管理规则颇为严格：凡上课、起居、饮食、衣服、澡浴及告假出入等事，皆有定规。每班设斋长一人，管理斋务事宜。斋长有集愆簿，登记学生平日不规则情事，以犯规次数的多寡而定其处分的轻重。凡省亲或完婚，可给假回籍，期限取道里远近为差，逾限者谪罚。学校管理既取严格，对于教职员人选亦很慎重，尤其对于司业一席特别重视——以大学士尚书或侍郎充当，故南北国学成材很多。[1]
养及妻子为孝慈皇后积粮以待诸生者。
六 待遇
明朝待遇监生较前代优厚：（1）膳食由国家供给；（2）衣服冠履衾被也由国家按时发给；（3）每逢令节必有节钱赏给；（4）已婚的养及其妻子，未婚的如为历事生，则赐钱婚聘；（5）凡省亲回籍，每人赐衣一件，赐钱一锭，以作川资。有时对于边远土官生及外国留学生且厚赏他们的仆从，以资劝奖。明朝学校内容勿论好坏如何，由以上种种看来，初年诸帝提倡教育的热心尚觉差强人意。
七 历事
历事即实习吏事之意。凡国子生在监肄业十余年，即分派到各机关实地练习，谓之历事生。历事三个月后，由所司考核，分列上、中、下三等：上、中二等送吏部候补，下等仍留监再习。这与古代希腊、罗马学校，凡学生满了在学期，即派入公共场所练习相当时期方准毕业，毕业后才有服务的经验，同一有价值。考当时的历事机关不同，因之名称各异，有正历、杂历及长差等名目。
第三节 郡县学校
一 学校类别
明代地方行政区划别为二类：第一类分省、府、州、县四级，属于内地的；第二类分边及卫所二级，属于边疆及特殊地方的。此外更有特殊的，如宣慰司、军民府及土官司等，又可以说是第三类了。当时地方教育所到的区域，以第一类为主，第二类较少，第三类更少。第一类的行政区划虽有四级，而教育区域只有三级——府、州、县。由府设立的曰府学，由州设立的曰州学，由县设立的曰县学，由卫设立的曰卫学，通名曰“儒学”。全国有府一百四十，有州一百九十三，有县一千二百四十六，每府、州、县各设儒学一所，共有儒学一千五百七十九所。卫学的设立与前不同，它们是联立的——有四卫共设一所的，有三卫或二卫共设一所的。全国有四百九十三卫，平均以三卫一所计算，约有一百八十四所。以一二两类区域的学校相加，明代地方学校，最盛时合计有一千七百余所。各府、州、县的学校之规模虽有大小，而它们的性质并无大小，似乎皆相当于近代中等学校的性质，所以彼此不相统属，皆有升入中央国子监的资格。
二 名额及资格
学生在学分三等资格：第一等名廪膳生，第二等名增广生，第三等名附学生。廪膳生与增广生名额多寡相等，附学生无定额。凡京府学校，每校禀增生员定为各六十名；凡外府学校，廪增生员定为各四十名；凡州学各定为三十名；凡县学各定为二十名。全国一千五百七十九个府、州、县学，除附学生不计外，共有学生七万三千五百名。若每校平均有附生十名，合计有七万五千余名了。到宪宗、成化时，规定卫学条例：四卫以上军生八十名，三卫以上军生六十名，二卫或一卫军生四十名，有司儒学军生二十名。平均卫学每所六十名，以一百八十四所计算，卫学学生亦有一千一百余名。两类相加，可推知当时全国地方的生员至少有七万六千余名之谱。但这个数字当然不大真确，凡边外特府及土司等地，我们尚未统计，若要全体计算起来，总不下八万人，因明代提倡学校教育较前代为力，当时学生亦应较多于前代。我们再看《明史·选举志》上所说：“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即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可想而知了。
三 课程
洪武初年所定课程，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到二十五年重行规定颁布于天下，计分礼、射、书、数四类：（1）关于礼的课程，有经史律诰礼仪等书，凡生员皆须熟读精通；（2）关于射的课程，凡朔望日演习射法，由长官引导比赛，中的中采皆有奖赏；（3）关于书的课程，为书法，依临名人法帖，每日习五百字；（4）关于数的课程，务须精通九章之法。
明代县学图
四 考试
诸生入学以后，有月考、有岁考、有科考三种。月考每月由教官举行一次，与前代通行法没有什么差异。明代地方学校所与前代不同的为岁、科二考。此二种考试皆由提学官举行。提学官掌管一省教育行政大权，任期三年，两试诸生。第一次考试为“岁考”，别诸生成绩为六等。第一、第二两等发给奖励，第三等平常，四等惩责，第五等降级，第六等除名。凡诸生当初考取入学肄业时，谓之附学生；经过岁考后，以一等前列补廪生，其次则补增广生。若考到第五等，原是廪生的降为增生，增生的降为附生，附生的降为青衣。第二次考试为“科考”。科考提取岁考时所取一二等生员来复试，结果分为三等，考取到第一等成绩了，方有应乡试的资格，其次亦有补廪增及奖赏等办法。这两种考试，虽同属于提学官，而性质大不相同。岁考是考查学生在学的成绩的，相当于现今学年试验；科考是挑选少数俊秀生徒以应科举的，相当于现今毕业试验。前者考后，虽有奖赏与进级，但仍留原校肄业；后者考取第一等了，即直接应乡试，不必再留原校。
五 待遇及升格
明代待遇国子监生固极优厚，待遇府、州、县学的学生亦然。洪武初年，除教官按等支俸外，凡师生每名每月支廪米六斗，另外由有司供给鱼肉。到洪武十五年，规定学田之例，师生廪米较前又增加了。凡府、州、县有田租入官的，皆令拨归所属学校的基金，谓之学田。这种基金亦分三等；凡府学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应天府学一千六百石，每学设一会计专员经管收支。学校经费既然增加而且确定，所以师生的月廪由六斗也增加到一石了。明代学校的规定，使教育经费与政费划开，这一点值得注意！诸生初进校，就有廪米；到后来向学的人数日增，于是于额外加取一倍，谓之增广生，以原额名曰廪膳生；再后向学的愈多，又于额外增加，谓之附学生，此廪、增、附三等名称之由来。到后来，把增加的名额成为定例，凡初次取入的通称附生，其廪、增二等则以岁、科二考的高下逐次递补。一般生员，虽以升入国学为正当途径，但为定章所限，应科目的人数反多，升入国学的人数反少；因为每届三年，凡科考一等的皆有应科目的机会，而升入国子监的，非在学廪膳生食米年限最久的不能充选。升大学的机会既少，所以明代诸帝虽然极力提倡学校教育，而再传之后，天下士子莫不趋向于科举。
明伦堂
六 学规及惩罚
明代政府所以待遇学生这样厚者，期以养成实学，为国家治术人才之用的。他们所谓实用人才，不仅长于学问，尤在优于品性。除月考、岁考外，平时还有稽考簿。稽考的内容分德行、经艺及治事三种：三种兼长的，列入上等簿；长于德行而短于经艺或劣于治事的，列入二等簿；如经艺与治事兼长，而德行或有缺陷的则列入三等簿。所谓德行，自然是要能孝亲敬长，谨守绳墨不敢犯上作乱的学生，才是优等学生。学生如果在学十年，学业仍无所成，或犯有大过的，则罚充为吏，且要追缴学费。明太祖犹恐日久玩生，乃颁禁例八条于全国学校，将此禁例刻卧碑，置在明伦堂上，令全国师生务必谨遵。倘有违犯的则以违制论。我们听了这一句话也觉毛骨悚然。[2]
七 教官
每府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四人。每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每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此项教官，或由下第举人充当，或由贡生充当，但以俸给微、地位轻，举人多有不愿就的，故以贡生为多。据明初统计，全国共有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当其盛时，尚有五千二百余员；至于边徼卫学及土司尚，未计算在内。
第四节 其他学校
一 宗学
宗学之设，不分中央与地方，不以普通行政区域为限，大概校址在两京所属的地方，学生以世子长子众子及将军中尉等官的子弟为合格，这一干人的子弟凡年在十岁以上俱应送入宗学读书。内中教材以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诸书为主科，以《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为辅科。教师以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中之学行优长的选充。主管宗学行政的有宗正一人，其后又增设宗副二人。这一班宗学子弟的衣冠，就提学官考试及应乡试皆与其他儒学生员差不多完全相同。后来宗室渐多，“颇有致身两榜，起家翰林者”。
《武经七书》书影
二 武学
武学创设于洪武年间，当初即于大宁等卫儒学内设置武学科目，教导武官子弟。到英宗正统中，乃正式设立两京武学，规模大备，到庄烈帝崇祯时，又命天下府、州、县皆设武学。此后武学虽然遍全国，不久而明室就亡了。入学资格，以都司卫所应袭子弟年满十岁以上者，由提学官选送入学；或都指挥等官年长失学的亦令五日来学听讲一次。内中分六斋，即居仁、由义、崇礼、宏智、敦信、劝忠。设教授、训导各一人，担任管教事宜。学科分两类：以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为一类，《五经》、《七书》、《百将传》为一类。每人于各类中任习一书，对于大义务使通晓。明代立国方针，是右文左武，所以武学课程与儒学无大差异。内中待遇及考试，与儒学生员相同。
三 社学
明代官立小学曰社学，设立于乡镇，凡民间幼童十五以下可送入读书。课程为《四子书》之类，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并讲习冠婚丧祭等礼节。教师即聘请地方儒生充当。生徒之俊秀的亦有补儒学生员的资格。这种小学始于洪武八年，到弘治十七年加以推广，令天下府、州、县治所一律设立，但行之不久，就被停废，小学教育乃由民间自办了。
第五节 科举
一 科举之手续
明人观榜图
明代科举比较以前，有一显然不同之点：从前是科举与学校“相并而行”，现在是“相辅而行”。此时的知识分子，凡是要取得科名，非进学校不可。换一句话说，非由学校出身，不能应科举，虽然间或也为童生开一条乡试的路径，究属例外。这个时期的制度，虽然较以前完备，而科目制度简单——只有进士一科。考试的手续也分做三步：第一步在各省会举行，名曰“乡试”；第二步在京师由礼部举行，名曰“会试”；第三步在殿廷举行，名曰“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谓之“大比”，乡试定于子午酉卯年的秋季，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的春季，殿试则在会试完毕后接着举行。当大比的年月，各府州县的学生，经过科考认为有应乡试的资格者，齐集省会，按期入场应试。取中以后，谓之“举人”。此中试的举人以及从前各届中试的举人，皆可预备行装，赴会京师，应会试。当会试时，凡国子监的举监生也可与地方举子一同应试。取中了以后，随时由天子复试于殿廷，复试取中了称做“进士”。这一班中试的进士，分三甲发榜：第一甲只有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第一名称曰“状元”，第二名称曰“榜眼”，第三名称曰“探花”：这三名是最荣贵的进士了。乡试派主考二人，同考四人，由教官充当。会试派主考二人，同考八人，多由翰林充当。殿试本由天子主考，但皆派翰林或优于文学的大臣充阅卷官，天子不过挂一名义为定进士前列之上下罢了。殿试对于会试所取录的姓名，或有所去留，或变更名次，但通常变更很少。
二 考试之内容
明代科举考试的范围，较前更狭。内中可分为三类：一为经义，二为当代的诏诰、律令，三为史事及时务策。经义中只限于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开国之初，四书以朱子集注为主，《易经》以程传朱子本义为主，《书经》以蔡氏传及古注疏为主，《诗经》也是以朱子集注为主，《春秋》以左氏、公羊、穀梁及胡安国、张洽五人所传为主，《礼记》以古注疏为主。到永乐年间，颁布《四书五经大全》，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教本，废除注疏不用，此后于是纯粹以宋儒程、朱学说为中心了。乡试举行于八月，会试举行于二月，皆分三场考试，每场所试内容及分量完全相同。第一场考试四书义三道，每道限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场考试策论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考试经史时务策五道，俱限三百字以上，但力有未足的可许减少二道。试卷的文体略仿宋代的经义，语气摩仿古人，体格多用排偶。这种场屋的文体，通谓之“制义”，流俗名曰“八股”。据顾炎武所考，八股文的形式始于成化以后，在此以前，场屋文字不过类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形。自成化以后以至满清末年，数百年间皆为八股所支配，而天下聪明才智之士，莫不消磨在这里面。
第六节 结论
明太祖虽以游僧出身，不大了解字义，但取得帝位以后，对于学校教育则非常注重。国子学的设立在统一天下以前三年；及统一天下后二年，又命全国府、州、县皆设置儒学；所以朱明政府成立不到十年，全国学校业已林立。他有鉴元代学校的废弛，很想从严整顿，在洪武二年曾对中书省下了一道指令，虽系命令天下地方一律设学，也含了整顿学风的意思。他说：“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知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明史·选举志》）洪武十五年颁的卧碑禁令八条，整顿学风尤为严厉。从表面上看，好似洪武大帝非常提倡学校教育，其实他的目的在网罗天下优秀分子于学校，以消灭他们的暴戾恣睢之气，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庶能长保。所以他以训练“忠顺臣仆”为其教育宗旨，试看他对待士大夫阶级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明解增和千家诗注》
这是明代皇太子用的教科书。
当时规定各人于五经中任习一经，视投考时填写某一经，即于该经内出题。各人所习经不同，皆只习一经，其余四经可以不读。
专制帝王开办学校固有其特殊用意，但明初以办理的认真，尚能表现一点成绩，不过再传以后，社会人士多趋于科举，学校也走到元代的“名存实亡”之旧路了。科举发达以后，虚荣牢笼之术，较前代更盛，而缺点亦最多。我们只举摘其重要的三点：（一）考试的范围太狭；（二）试文的格式太呆；（三）政府的任用太促。明代乡、会两试，虽明定三场之制，实际只能算得一场。因为当时的习惯，只重头场，如头场的卷子做得很好，能中主试者的意旨，就有被取的希望，其余二、三两场的卷子视为不足重轻。头场考试的范围，虽然限于四书、五经，其实只有《四书》一经。此四书一经中可以出题的不过一二百道，只要将这一二百道题平日完全作好了，或熟记前人所作的文章，到入场时，十分之九可以猜中；若是猜中了，只要抄誊一番，十分之八九便可以侥幸获取。所以地方的富家巨族，平日常延请经师到家设馆，其目的不在教他们的子弟如何读书，是要教师替他们的子弟做夹带。教师入馆以后，即选择《四书》中可以出题之处各拟一篇，令生徒熟读牢记，到入场时，考题相同，即可全为抄去，一旦侥幸获取了，便是贵人。这一种贵人，对于本经原文，全然不晓；即或能读一经，其他四经亦属茫然莫晓；即或四书五经都能背诵，亦不知其全经大义之所在；况能背诵全经者百不得一，而一经不知者比比皆是。既不科以真实的学问，哪能取得有用的人才？以这种侥幸进速成之士，而委以政权，怎得不偾事？此顾先生所谓“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3]考试的范围限制这样的狭隘，既率全国士子不肯读书；而试文的格式又规定非常呆板，士子虽肯读书，所读亦属流俗肤浅之书，所习尽是机械无用之文，则更坏了。所谓机械无用之文，即当时场屋所通行的八股。八股是怎样一种形式？我们只看顾先生《日知录》所举弘治九年会试进士所出“责难于君谓之恭”，便可以知道一个大概。[4]这种文字，只重形式，不取实质，专意摩仿古人的语气，毫无创作的精神，汩没个性，柔化民族，其贻害更甚于唐之诗赋，宋之策论；此顾先生所谓“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见《日知录·科举》）这一班读书分子既无实学，可反骄贵。他们一旦取得科名以后，便自以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特殊阶级，可以享受一切特权，可以骄傲天下民众了。这一个毛病，由于政府任用太促、宠遇太过的原故。士子在殿试取得进士以后，天子即授状元以修撰，授榜眼、探花以编修，二、三甲即可考选庶吉士。考选了庶吉士以后，即可进入翰林院，或拔入馆选，或命其观政，俨然将来的宰辅，为满朝之所推许，而自己亦以此自期待。此《明史》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可以想见当时进士之地位了。不仅进士有这样的骄贵，就是乡试取中以后，凡举人在地方已属威风不小。他们已取得了士大夫的资格，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可以欺压民众、颐指气使了。说到这里，我们又要引出顾先生的话来：“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明史》书影
本节参考书举要
（1）《明史》的《选举志》
（2）《五礼通考》的《学礼》
（3）《续通典》的《选举三》
（4）《续文献通考》的《学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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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续文献通考·学校考》：“国学之政，莫备于明。初，其诸生则取之公卿之子，拔之郡国之秀，广为号舍以居之，厚其衣食以养之，在学十余年始拨历出身，往往仕至显宦。而所重尤在司业一席，特简大学士尚书、侍郎为之。及至中叶，名儒辈出，如李时勉、陈敬业、罗钦、吕柟分教南北，昼则会日馔同堂，夜则灯火彻旦，如家塾之教其子弟，故成材之士多出其门。”
[2] 《续文献通考·学校考》：“洪武十五年颁禁例于天下学校，镌勒卧碑置明伦堂，不遵者以违制论。卧碑禁例：（一）府、州、县生员有大事干己者许父母兄弟陈诉，非大事毋亲至公门。（二）生员父母欲行非为，必再三恳告，不陷父母于危亡。（三）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不许建言。（四）生员学优才赡，年及三十愿出仕者，提调正官奏闻考试录用。（五）生员听师讲说，毋恃己长，妄行辩难，或置之不问。（六）师长当竭诚训导愚蒙，毋致懈惰。（七）提调正官务常加考校，敦厚勤敏者进之，懈顽诈怠者斥之。（八）在野贤人有练达治体敷陈王道者，许所在有司给引赴京陈奏，不许在家实封入递。”
[3] 《日知录·科举》：“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又：“今日科举之病，莫甚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试场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仆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
[4] 《日知录·科举》：“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多。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诸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