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在有明初年，教育家有渑池的曹月川、河东的薛敬轩、崇仁的吴康斋及吴氏弟子陈白沙、胡敬斋、娄一斋等人。一斋门下虽出过一代思想界的雄风王阳明，他本人的事迹可记的却是很少。白沙虽同为康斋的弟子，他的思想已走到了中明的领域。除开这两人外，所以在本章我们只摘取四人，因为只有此四人的精神才是一致的，可称为程、朱的信徒。不过明初的程、朱已不是宋、元的程、朱了，例如曹、薛、吴、胡诸人，勿论他们的口里和心里表示得对于程、朱如何信仰，他们的精神却不能与程、朱完全相合。他们与程、朱相合的：一为主敬的修为，二为下学的工夫。他们所与程、朱不同的，即尊德性重于道学问，涵养重于致知。因为他们全是实践主义者，以刻苦自修、躬行实践为学问，不主张多读死书以夸博雅的一班教育家。他们的教育主张，只要用克己复礼的工夫，炼得自己成一个模型的人物——循规蹈矩、守死善道的君子，教育就算成功了。这种教育，既不主张记诵，在古籍里头讨生活；亦不主张高谈阔论，专务虚玄；是要以实际生活为环境，以己身为对象，以日积月累的精神从事于修为工夫的。这种教育，本近于“教育即生活”的主义，但除康斋一人外，其余全是文雅式的生活，绅士派的教育。康斋实行耕读主义，从劳作里面求知识、验修养，似从前代许鲁齐“学者以生活为急务”一语得来，而后来颜习斋的实习主义可从吴氏得来。总之，明初的教育家，伟大之点虽不若宋儒，但他们全是抽出朱、陆之实在点，形成躬行实践主义者，显然演为一代的风气，是无可疑的；因为此时已非程、朱之旧，所以有弘治以后的学风之大变。这四人中，除敬轩外，对于性论全不大讨论，而敬轩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此种广大而不精微的论调，在陆、王辞典中才能有过，程、朱绝不肯道的。
明成祖像
第二节 曹月川（1376—1434）
一 生活小史
宋代理学以周濂溪为开山老祖，元代理学以赵江汉为开山老祖，曹月川即明之濂溪、元之江汉，因为他是明代最早的一位理学家，他也是本期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河图》、《洛书》
曹氏名端，字正夫，是河南渑池县的人。自幼小时即喜研究天文学，如《河图》、《洛书》、《太极图》之类，尝作《月川交映图》以比太极，故学者称他为月川先生。月川生于洪武九年，三十三岁始中乡试，获得举人的资格。三十四岁赴京会试，以取得副榜之故，委派往霍州为学正，自此始从事于地方教育生活。先生从事地方教育生活，前后共计二十一年，两为霍州学正，一为蒲州学正。第一次在霍州，自己丑至丁酉，教授了九年，因两遭内难，把职辞了。第二次以服丧期满之后，改调到蒲州，由壬寅至甲辰，教授了三年。第三次以受考绩之后，又回到霍州，以至于老死，执教鞭者又九年。先生是一个谨守绳墨的教育家，是一个躬行实践的教育家，每设帐一处，莫不本其体验的工夫，教化生员以孔门之大道，所以学者翕然归服，到处受人欢迎。乙巳年受了考绩之后，霍、蒲两州学生，争先奏请政府，要求先生重来他们本州设教，卒以霍州所请在先，为霍人所得，是蒲人最丧气的。第二次回到霍州，又当了九年教官，到甲寅之年，先生遂病死于客乡之官所了，刚刚活了五十九岁。当先生死耗传出时，霍州人罢市巷哭，虽童子亦皆流涕，门人为服心丧三年，先生平日感人之深可以想见了。
二 论学大旨
曹氏为程、朱的信徒，一生学问重在克己自修，身体力行；平日教导学生，也是本着这个方法；所以于学理方面，不过蹈袭前人的糟粕，没有新的发挥。关于教育理论，我们只可以提举两点出来：修养重在“动机”，求学本着“体验”。他因为提倡动机论，所以修养之道，要从心上做工夫，即从心之萌上着力。“萌”即动机，吾人的行为所有好恶善恶皆在一萌上来分辨，关系是极危微，而工夫是极谨严的。他说：“为仁之功，用力特在勿与不勿之间而已。自是而反，则为天理；自是而流，则为人欲。自是克念，则为圣；自是罔念，则为狂。特毫忽之间，学者不可不谨。”（《月川语录》）这一段话，是他最透彻的动机论。要使动机不坏，必谨慎于一萌之顷。要使所萌皆善，无一点私欲，须于做事时件件不离一“敬”字。吾人能够敬以处事，则心地纯一明静，邪念不生，人欲自无，于是表现于外的无一非善。以此做工夫，即可以“入孔门的大路”。教育的目的，在入圣人之门，学为圣贤。吾人要达到这个目的，既不可悠悠忽忽，亦不在多读书，死记些圣经贤传。工夫是要从实地体验，忧勤惕励向前去作。圣经不过告吾人以入门的知识，得到了知识，就要心领神会切实去做，非仅得到知识就算完事。所以他说“六经四书圣人之糟粕也，始当靠之以寻道，终当弃之以寻真”（同上）。忧勤惕励，就是无一毫懈怠。既知道体验，尤须下勤奋工夫，所谓“人要为圣贤，须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药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是这忧勤惕励之心，须臾毫忽不敢自逸”。（同上）
第三节 薛敬轩（1389—1464）
一 生活小史
薛瑄像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的人，是河东学派的领袖，也是明代北方首屈一指的教育家。薛氏生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死于英宗天顺八年，享年七十六岁，较南宋朱子多活五年。他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家庭，因他的祖父以教授为生，他的父亲也是以教育为生——前者所从事的私人教育，后者所从事的地方政府教育。薛氏初出母怀时，格外奇特，幼年又极聪明，所读书史一过目即能背诵。当十二岁时，从他的父亲薛贞到荥阳官所，受业于魏希文、范汝舟二儒，得读濂溪诸书，于是慨然有志于圣贤之道，以教育为己任，不肯从事于科举之学，其为程、朱之学，即从此时开始。后来以遵从父亲的意思，勉应乡试，中了永乐庚子第一名；明年入京会试，又得了进士第，此时薛氏年已三十三岁了。薛氏一生服官凡五次——在湖南一次，在山东一次，在南京一次，在北京两次。初次为监察御史，出监湖广银场，对于宋、元理学，攻苦研究，日夜风雪不辍。在山东任提学佥事，即管理学校事务，很合他的志愿。到任开始，即以朱子的《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每训育诸生，则先力行而后文艺，因材施教，优秀的乐其宽，低劣的惮其严。在职并不久，而诸生受其人格的感化，至呼为“薛夫子”。在京师两次，一忤宦官王振，已处死刑，因厨丁营救，遂放还乡里；一忤权奸曹石辈，乃自动请老致仕，故他的乡居生活也是二次。乡居生活，即是他的私人讲学生活，第一次居乡讲学六年，第二次居乡讲学八年。每次讲学，弟子自远方而来学的总是上百余人，洛阳的阎禹锡、咸宁的张鼎，尤为薛门中之著者。
薛氏性情刚毅，守正不阿，一生以继持世道人心为己任，与朱晦庵很相类似，所以他对于朱子极端崇拜。他说：“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张、子之道昭然明于万世，而异端邪说莫能杂者，朱子之功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读书录》）可谓推崇备至了。其实他较朱子更觉细谨，不仅视听言动不肯轻忽，即坐立的方向及器用的位置稍有不正，他的心中就感觉不安似的。[1]道学到了此时，业已模型化了，真不愧为薛夫子！薛氏常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明史·儒林列传》）所以一生没有什么著作，只有札记式的《读书录》二十卷。
《薛文清公读书录》书影
薛瑄的这部语录体著作亦称《读书录》。
二 性论
薛氏论性完全本于程伊川的“性即理也”一句话。在宋代以前，讲论“性”之一字的，异说纷然，各各不同，自程伊川提出“性即理”一句口号出来，又经朱晦庵加以切实的宣传，千载以来成了定论，即反程、朱的陆、王派也没有显然的异议，而薛敬轩拥护尤力。他说：“宋道学诸君子有功于天下万世者，不可胜言。如性之一字，自孔子以后，荀、扬以来，或以为恶，或以为善恶混，议论纷然不决，天下学者莫知所从。至于程子‘性即理也’之言出，然后知性本善而无恶；张子气质之论明，然后知性有不善者乃气质之性，非本然之性也。由是性之一字大明于世，而无复异议者，其功大矣。”（《读书录》）他不仅这样的拥护，且把性的意义极力扩充。先儒只说性具于心，薛氏则谓性在天下。性即是理，凡物有理，即凡物有性，这个性不仅具于心中，凡耳、目、口、鼻、手、足之类，皆具有此性，凡天地万事万物亦皆具有此性，譬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为物，而其人伦之理即为性。譬如耳、目、手、足之类为物，而其动静之理即为性。总括一句说：“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理是什么？他说：“只是合当如是便是理”，凡事物之当然、动静之咸宜即是理。此理原出于天，故曰“天理”。不过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所以呼天、呼命、呼理或呼性，不过是一物的异名。理无不善，故性无不善，也可以说“善即性也”。不仅性与理为一，即性与气亦不可分着两样，性与气也是一致的。他说：“盖理气虽不相杂，亦不相离。天下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气外无性，性外无气，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无气之性、无性之气矣。”（《读书录》）薛氏把性的意义扩充到这样广泛，简直跑到了自然界的形而上学里面，与人类的天性之说毫不相干了。
三 修为论
薛氏对于修为方面也提出了两个字的口号——“知止”。知止并不是止足的意思，他解释得很广泛。
知止所包者广。就身言之，知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听，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类，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类，皆是。盖止者止于事物当然之则，则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则静安虑得，相次而见矣。不能知止，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犹迷方之人，摇摇而莫知所之也。知止则动静各当乎理。（《读书录》）
止既谓止于事物当然之则，即凡吾人所应做的事情，尽心竭力去做，就谓之止。换一句话：止即注意集中于合理的事情上之义，某事为我所当做，即注全力在某事上面；此时应做什么事，即注全力在什么事上面；某一部分应当如何动作，即务必如何动作，做其所应当做的谓之“止”，做其所不应当做的就非止了。做其所应当做，且尽心竭力去做，毫不务及以外，谓之“知止”；虽做其所应当做，而杂念丛生，精神不能贯注，就非知止了。所以他所谓“知止”的意义很广泛，很活动；即随时随地注意你所应当注意的事情，毫不要务乎其外。能够做到这一地步，则中心有一定的主宰，态度自然安详，一举一动无不恰当——修养的工夫可以既是成熟了。要达到知止的地步，则要一个“敬”字。他说：“人不持敬，则心无安顿处。人不主敬，则此心一息之间，驰骛出入，莫知所止也。”又说：“只主于敬才有卓立，不然东倒西歪，卒无可立之地。”（均同上书）敬即收敛此心不使散漫，把捉此心不使驰骛，而使心有所树立，有所安顿。心有所树立与安顿，则知所止了；所以居敬又是知止的工夫。
别的儒者把居敬穷理分为二事，薛氏则认为一事。他说：“初学时，见居敬、穷理为二事。为学之久则见得居敬时敬以存此理，穷理时敬以察此理，虽若二事，而实则一也。居敬有力，则穷理愈精；穷理愈得，则居敬愈固。”（《读书录》）由此看来，居敬又是穷理的工夫，穷理借居敬而愈切实，虽有时分而为二，也须交相为用。所以他说：“程夫子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穷理交互用力，以进于道也。”（《答李贤司封事》）
四 教育论
观薛氏教子一书，则知他是以“伦理”二字为教育宗旨。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谓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圣贤忧人之陷于禽兽也，如此；其得位者，则修道立教，使天下后世之人，皆尽此伦理；其不得位者，则著书垂训，亦欲天下后世之人皆尽此伦理。”（《薛敬轩集·戒子书》）这种常谈之常谈，本无叙述的价值，不过中国学者的教育主张，自周代以至明朝，二千年来，毫无改变，可以推知中国历史之不进步。但他的教育宗旨虽然陈腐，而他的求学方法却极切实。他是一个实践主义者，所以不尚空虚，力求实学。所谓实学，不是谓能多记些知识，多读些圣贤经传，是要能够本着圣贤所垂训的道理切实去行的。这些道理虽然载在圣贤经传上，但所载的不过一种名，而道理之实则具于天地万物之中。所以要求实学，必从日常生活上切实体验出来，时时体验即时时实行，处处体验即处处实行。他说：“工夫切要在夙夜饮食、男女衣服、动静语默、应事接物之间，于此事皆合于天则，则道不外是矣。”又说：“为学时时处处是做工夫处，虽至陋至鄙处，皆当存谨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时，手足不敢妄动，心不敢乱想，这便是睡时做工夫，以至无时无事不然。工夫紧贴在身心做，不可斯须外离。”（俱见《读书录》）我们由这两段话看来，可以想见薛氏做工夫的切实。如果以此为教育，则教育即生活，是很有价值；不过他的生活，全为文雅的生活，又近于修道式的生活。他最反对以书本为知识，以作文为学问，而全无修养的科举之士。“学举业者读诸般经书，只安排作时文材料用，于己全无干涉。故其一时所资以进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终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来之气习，诚所谓书自书，我自我，与不学者何以异。”（《读书录》）这一段痛切语却可以发人深省。
本节参考书举要
（1）《明儒学案》的《河东学案》
（2）《理学宗传》的《薛子》
（3）《明史》的《儒林列传》
（4）《读书录》
（5）《薛敬轩集》
第四节 吴康斋（1391—1469）
一 生活小史
康斋名与弼，字子傅，江西崇仁县的人，是国子司业康溥的儿子。他生于洪武二十四年，八九岁为儿童时，在乡塾读书，已经表现不凡。年近十九岁，承父命来京师，从学于文定杨溥。杨氏授以《伊洛渊源录》，遂慨然有志于圣贤之道；及读到程伯淳“见猎心喜”一句，而志气益壮。他以为圣贤也是一个人，只要立志，哪有学不到的，乃废弃举子业，专门从事于圣贤的工夫。这个时候，谢绝一切人事，独居小楼上，日夜展开四书五经及诸儒语录，玩索而善读，体贴于身心，足不下楼达二年之久，可谓专一而勤了。当二十一岁时，还家结婚，往来都是粗衣敝履，没有一点骄泰气，别人也不认识他是司业的儿子。
《伊洛渊源录》书影
吴氏自结婚以后，学业稍有成就，乃从事于教育生活。他的教育生活是从田园中过来的，即一边耕田，一边教书。他不肯徒托空言，亦不肯寄食他人，所以一生与学生躬耕于农亩，以自食其力。勿论饮食的粗细，衣服的好坏，莫不与弟子相共。耕田就是读书，读书就是耕田，教育简直是与生活一致的。有时天气不好，他披着簑衣，戴着斗笠，负着耒耜，与诸生在雨中并耕，畅谈乾坤，并谓乾坤八卦等象，即可于所耕的末耜上看出。耕罢以后，即解犁归来，又与诸生饭粝共食。当这个时候，贫贱也忘了，劳苦也忘了。甚至一切世事都忘了，不仅教育生活化，且有孔门风雩咏归的气象，吴氏可谓写实的教育家了。但吴氏的教育并非艺术化的，乃是刻苦化的，他之躬耕及与弟子并耕，正所以表示他们刻苦自励的精神。陈白沙是他的出色弟子。当陈氏在他门下读书时，康斋必教他早起，必教他做些家庭琐事。[2]有一天早晨，刚能辨日光，康斋即手自簸谷，而陈氏尚未起床。康斋乃大声诃斥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康斋为学的精神，及对于弟子训练之严谨，由此可以推见一般。不仅教陈氏如此，凡在吴氏门下的人们，必要躬亲细事，从工作里头求知识，非在书本上求知识的。[3]
吴氏过这种的教育生活——田园的教育生活，将近五十年。在他六十八岁时，年纪老了，朝中有一班当道交相推荐，皇帝也想请他辅教太子，他以时机不宜，入京不久，仍然款段回乡，从事于旧日生活。不过从前很贫，长年典借度日，自此稍受国家的廪禄，较以前稍稍宽裕一点。到宪宗成化五年，以寿终，一共活了七十九岁。
二 修为论
吴氏是张横渠、李延平一流的人，少时性情刚忿，气象豪迈，到中年以后则恍然一团和气，如光风云月了。他的性格所以有这样剧变的原因，全靠他自己修为的工夫。他一生在修为方面用过很大的苦功，差不多一生就在修为方面苦做工夫。黄宗羲说：“先生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及夫得之而有以自乐，则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盖七十年如一日，愤乐相生，可谓独得圣贤之心精者。”（《明儒学案·师说》）我们再看他所作的日记，真可以想见他的修为工夫之苦了。他的修为工夫，即颜渊的克己复礼工夫。他说：“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圣贤所行亦然。学圣贤者，舍是何以哉？”则知他的克己复礼工夫，即以“存天理，去人欲”为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刻苦奋励不能有成；非一心于道，勿动于外物，随时随地痛下工夫，不许有毫厘间断，不能有成；非经过几次困难，受过几次挫折，使志气益加磨炼，不能有成。所以他的修为工夫，要专一，要诚笃，要安贫吃苦，要心平气和，且要不使有毫厘的间断，且要从困苦忧患中益发养成。这简直带了一种苦行味。“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务使此心湛然虚明，则应事可以无失，静时存养，动时省察，不可须臾忽也。苟本心为事物所挠，无澄清之功，则心愈乱，气愈浊，梏之反复，失愈远矣。”他一段日记，已把他自己的修为工夫，完全写出。简单些说，即是静时存养，动时省察，不可须臾忽的工夫。吴氏思想一禀宋人成说，绝无新的表现，厌恶笺注浩繁，有害无益，所以不轻于著述，即著述也不过敷衍陈说而已。所以他是一个实行的教育家，更可以说是一个苦行的教育家。想到哪里即做到哪里，做到哪里即教到哪里，他平日所做的即其所教的。作为圣贤即教以圣贤，这个圣贤是从身体力验、刻苦奋励得来，不是凭口说凭书本得来。这个圣贤是要做一辈子，毫无间断地得来，不是一曝十寒或始勤终怠得来。所谓“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则又是朱子的下学工夫。
本节参考书举要
（1）《明史》的《儒林列传》
（2）《明儒学案》的《崇仁学案》
（3）《理学宗传》的《吴康斋》
第五节 胡敬斋（1434—1486）
一 生活小史
吴康斋讲学崇仁，弟子很多，而以陈白沙、胡敬斋、娄一斋三人最著。白沙多带禅门语气，已另成一派；一斋亦稍近于陆子；至善体康斋学说而得其真传的，只有敬斋一人。敬斋名居仁，字叔心，是江西余干县的人，因他平日讲学的工夫以居敬为主，所以学者称他为“敬斋先生”。他是生长于农业家庭，家计贫寒较康斋更甚，所以他的严毅清苦的性格，安贫乐道的精神，较康斋尤为自然。他每日必立课程，详书一日生活之得失；行动必中绳矩，虽器物之微亦必区别精审——他是这样谨严的一个学者。在他弱冠的时候，即厌弃科举，有志于圣贤之学，闻康斋讲学于崇仁，所以住游其门。学业稍有成就，乃回乡在梅溪山中盖一所房子，自己也讲学起来。他在山中除讲学事亲之外，不干外事，四方学子闻其名来从他学的也多了。他的讲友，有娄谅、罗伦、张元祯等辈，常与他们以研究的精神，相会于弋阳的龟峰，余干的应天寺。当时提学李龄、钟域相继请他主讲白鹿书院，诸生又请他到贵溪讲学桐源书院。淮王欣慕他的名声，特别馆他到府中请讲《易经》；他皆谢绝。所以他一生教育事业，完全在私人讲学中过去，暗修自守以布衣终其身，绝不涉及官厅的意味，这与他的老师康斋“以学名于世，受知朝廷”者又有不同。胡氏生于宣宗宣德九年，卒于宪宗成化二十年，享年仅五十一岁。著有《居业录》一书，议论纯正，设使天假以长寿，其造诣当更未可量。
胡居仁像
二 修为论
康斋一生学问在“涵养省察”四个字，敬斋一生学问在“居敬穷理”四个字。居敬属于修为方面的工夫，穷理属于研究方面的工夫。胡氏把敬的工夫看得极重要，所以对于敬字一义讲得很清楚。吾人所以修养，其目的在存天理于此心之中，使心与理合而为一。能够使心与理一，则动静语默自然恰当。要使心与理一，必要收敛此心使在腔子内，则精神才专一，态度才安详，而无昏乱狂荡之病。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居敬的工夫。敬即“主一无适”的意思，即约束此心，收敛此心，使内中有一个主宰的意思。内中有主宰，则不致于虚寂；主一无适，则外物不得动摇。这种工夫，是与生命同流的，不能有一时一刻间断的，所以他说“敬为存养之道，贯彻始终”。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须存养此心，方能致知。又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则致知之后又要存养，方能不失。“盖致知之功有时，存养之功不息”。（《居业录》）因敬与生命同流，所以他是该动静、兼内外的。静时须敬，动时也须敬；在内要敬，在外也要敬。所谓“敬该动静：静坐端肃，敬也；随事检点致谨，亦敬也。敬兼内外：容貌庄正，敬也；心地湛然纯一，亦敬也。”（同上）至于“端庄整肃，严威严恪，是敬之入头处；提撕唤醒，是敬之接续处；主一无适，湛然纯一，是敬之无间断处；惺惺不昧，精明不乱，是敬之效验处。”一段话，则又形容敬之步骤。
《居业录》书影
胡氏于主敬之外，兼反对佛、老之说，尤其于儒、释之辨再三致意。他说，“学一差便入异教”，即把存心的工夫讲错了。释氏讲存心要使此心空无一物，以至于绝思绝虑。这种状态如同死物，不是儒家的气象。儒家之所谓存心，既不是放荡于外，又不要空寂于内。中有主宰而非空寂，行为一循天理而不放荡，这才是儒家的气象。这种气象完全由主敬得来，胡氏本人确也达到了这一地步。他对于儒、释之辨再三致意，颇含有一番卫道的精神，他是一个热心的卫道主义者。他说：“高者入于空虚，卑者流于功利，此二句说尽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两般人，正学不明，名教无主，学者才要心上用功便入空虚，才有志事业便流入功利，盖见道不明，以近似者为真故也。”（同上）这该是多么沉痛的刺人语，由此可以推知其他的教育主张了。
三 求学方法
胡氏虽为康斋学说的真传，但他的性格颇近于程伊川，他的修为工夫，亦本于伊川的“涵养须用敬”一句得来，不过他最钦佩的还是程明道。至于他的求学方法，则又本着朱晦庵的“穷理以致其知”的工夫。他说：“凡事必有理，初则一事一理，穷理多则会于一。一则所操愈约，制事之时必能挈其总领，而理其条目，中其机会而无悔吝。”（《居业录》）求学在穷理，须从万事万物一件一件地去穷究，待穷得多了，自然能够融会贯通，登现一个共通的道理出来。穷理是下学工夫，必要下学才能上达。穷理又是归纳的研究法，必要从万殊上一一去研究，才能会而为一本。若不用此笨拙的方法，谬想一步登天，非学问难成，便要流入异端，所以他说：“学者须从万殊上一一穷究，然后会于一本。若不于万殊上体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异端者。”（同上）穷理既是从万殊上一一去研究。所谓万殊，当是指着生活的环境中各种实在事物，从这事物方面实地去研究一般的道理，并非在悬空寻得一个道理来。所以读书是穷理，讲论也是穷理，思虑是穷理，得事也是穷理，不过各自所得的程度不同罢了。
①《居业录》：“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精，行事得之最实。”
本节参考书举要
（1）《明史》的《儒林列传》
（2）《明儒学案》的《崇仁学案二》
（3）《居业录》
（4）《理学宗传》的《胡敬斋》
* * *
[1] 《读书录》：“言要缓行，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节，皆不暴其气之事。怒至于过，喜至于流，皆暴其气也。余于坐立方向、器用安顿之类，稍有不正即不乐，必正而后已，非作意为之，亦其性然。”
[2] 《理学宗传·吴康斋》：“白沙来受学，公绝无讲说，使白沙斲地、植蔬、编篱，公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则令接茶。如是者数月而归。”
[3] 《明儒学案·娄一斋》：“一斋闻康斋在临川，乃往从之。康齐一见寿喜，云老夫聪明性紧。一日康斋治地，召先生往视，云学者须亲细务。先生素豪迈，由此折节，虽扫除之事必躬自为之，不责僮仆，遂为康斋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