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游学与游历
游学教育，在前期只是萌芽，到了本期，则骤然走到最高潮的阶段；所以除了“变法兴学”以外，游学一事，也是本期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封疆大吏，如张之洞、袁世凯、王之春等人，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人，部院大臣如张百熙辈，或对清廷陈上章奏，或对社会发表时论，个个莫不以留学的利益来鼓吹来号召。这些人中，尤以张之洞说得最痛快。他说：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劝学篇·游学第二》）
学堂固宜速设矣，然非多设不足济用。欲多设有二难：经费巨，一也；教员少，二也。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唯有赴外国游学之一法。（《变法自强第一疏》）
但首先提倡的还是一般新进知识分子。他们自甲午一役以后，深深感觉中国非变法不足以图强，非兴学不足以变法。但骤言兴学，完全聘用外人，既非善策，而中国怎能降下如许新知识人才，于是又感觉到非广派青年学生出洋游学不足以兴学。新进知识分子提倡于先，封疆大吏继起于后，一倡百和，风气喧腾于全国上下，于是大家都感觉游学为当今第一要政。但派遣游学有三层限制：第一，出洋游学，必先习外国语言文字为研究学问的工具，年事已长的人，口舌已强，学习极感困难，非派遣青年学生不可；第二，国家一旦变法，一切新政新教，所需人才不下数万，目前万难筹得如此巨款，培养数万游学人才；第三，即或有力能够筹出如此巨款，赀送青年学生出洋游学，也必待三年或五载方能收其成效。现在列强四面环攻，日益加紧，变法兴学迫在眉睫，怎能安然坐待三五年了再图振兴，所以于提倡游学之外更当提倡游历，而游历一事，尤为目前救济急需之图。游历与游学不同之点如下：（1）游学是长期的永久的性质，游历是短期的暂时的性质；（2）游学所派遣的概属于青年子弟或学生，游历所派遣的或为亲贵，或为职官；（3）游学以正式研究各种科学为目的，游历的目的则只在考察各国的政治法度，以便期月回国了立行新政之急需。既有此项急需，所以本期在学部成立以前提倡游历的空气非常高涨。但自学部成立以后，只有游学一事，继长增高，而游历遂不为要图了。
张謇像
本期所谓留学教育，是指着游学一事说的。游学又分着两个阶段：在学部未成立以前，公费自费，漫无限制，文科理科，毫无标准，出洋游学的人数虽多，概系省自为政，人自为法，可以说是没有系统的时代。自学部成立以后，才规定了出洋留学的资格，规定了公费的标准，颁布了管理的章程，限制了学习的范围——勿论出游东西各国，而政府才有统一的办法。兹将各种办法择要分节叙述于下。
第二节 资格与学科
一 资格
当时风气初开，锢蔽的人们仍以远涉重洋为畏途，所以政府为鼓励此项人才起见，只要有志远游，不限资格，一律可以赀送，并可鼓励有钱的人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迨后风气渐开，不仅毫无危险，并且由此可以获求荣利，找得出路，于是自备资斧出洋游学的就纷纷多起来了。这一项人在国内更没有一定的资格。且因是时国内学堂初开，尚没有正式学堂毕业的人才，严限资格，也是势所不能。出洋游学既不限资格，只要稍有知识或是举贡生员，稍经考选，便可获得公费派遣，否则只要家产充裕也可以自备资斧。此种人在国内既无普通学识，且多不习外国语言文字，出国之后，还须补习语言，先学普通知识，再进正式学堂，于国家于个人皆不经济，所以自端方、戴鸿慈等大臣游历回国以后，即有游学限制资格的建议。[1]学部根据他们的建议，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通行各省将军督抚，以后选送学生出洋游学必须限定资格。此次所定的资格，分长期、短期两项：（1）关于长期游学者，除学习浅近工艺仅须预备语言、于学科勿庸求备外，凡入高等以上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必具有中学堂以上的毕业程度，且通习所游之国的语言，方为合格；（2）关于短期者，除游历官绅，此少宽限制外，凡习速成科者，勿论政法或师范，必须中学与中文俱优，年在二十五岁以上，于学界、政界实有经验者，方为合格。除以上所规定外，一律不得以公费选派。到本年六月，学部又通行各省，将短期一项一律停派，勿论官费、自费皆不得赀送，由此以后，出洋的资格限定较严，非具有中学堂以上的毕业资格，不能随便出洋学习了。（《学部官报》第二期）
二 学科
前期派遣生徒游学，所学科目，除武备——制造驾驶及军备——外，则为语言文字，这与国内的军备和方言两种教育遥相应和。到了本期，政府才注意实业的研究，乃于光绪二十五年，由总理衙门拟定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的章程。所谓“实学”，即农、工、商等科的专门学业，即讲求富强的根本学业。但事实却不然。本期游学教育，虽东西各国皆有学生，要以前往日本的居最多数。其原因有三：一、因日本路近费省，容易前往；二、因日本与中国同文，容易学习；三、因日本国内的风俗习惯与我大致相同。于生活上极感方便。有此三种原因，所以提倡者以日本为先，自动者亦以日本为多，而中土人士乃纷纷东渡了。这一班东渡的人士，志在贩取舶来品回国出售，借获大利，所以大多数是学习速成科，其次则为普通学。[2]速成科不外法政与师范两门，只要一年半毕业了，就可以回国取得差事，不仅于所谓“实业”无关，且在一年半之内除补习语言所费时间外，实在所得能有几何；所以到了学部成立以后又有学科的限制。学部于光绪三十四年所定学科的标准，以农、工、医及格致四科为限，勿论东西各国，凡出洋学生能按照此四科正式入高等以上学校者，方能给予官费。但此项标准定于光绪三十四年，不过是一个大体的规定，其实学生在各国所学科目实较此四科为多。例如在日本则以学习师范、法政及警务为多；同年在美国又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诸学，未能一律。
清代留学幼童
1872年，清政府首次选派三十名学童赴美留学。
第三节 管理与奖励
一 管理
政府对生徒有统一的管理章程，始于光绪三十二年。在这一年以前，全是省自为政，某省派了若干学生在某国游学，即派一专员前往该国照料监察，谓之“游学监督”。本期以游学日本的人数最多，程度极不整齐，而内容又甚复杂，所以对日本游学管理比较欧、美注意。在光绪二十八年，即由外务部派汪大燮为日本游学总监督，这是政府统一管理的办法，但尚没有一定的章程。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始由学部拟定管理日本游学章程，于驻日公署设游学监督处，以出使日本大臣为总监督，另派专员为副监督。到光绪三十四年，又以使臣外交烦重，乃将前项章程修改。修改的章程，乃取消总副监督的名目，减轻出使大臣的责任，其监督处仍设于公署内，另派专员为游学生监督，全权办理游学事宜，不过受使臣的节制罢了。关于欧洲方面，在光绪三十三年，曾由学部派蒯光典为游学监督，全权办理全欧游学事宜，不受使臣的节制。到了宣统二年，蒯氏辞职回国，学部遂仿照游学日本的成例，拟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一份，其内容与光绪三十四年修改的章程大致相同。至于美国，因本期游学的人数不多，没有如日本、欧洲那种详细的管理章程，只令出使大臣照料而已。管理的内容，大概分学生成绩的高下、功课的勤惰、品行的优劣三项。关于学生之入学毕业或转学、退学皆有考察的责任；住居、饮食或疾病、死亡皆有照料的责任。至于学费的数目及给领或补剥，也有详细的规定。（均见《学部官报》）
二 奖励
游学生在外国学校毕业了也有科名的奖励，与在国内学堂毕业者意义相同。此种奖励章程，颁布于光绪三十二年，由学部拟定。同年，鄂督张之洞也拟了一份鼓励游学生毕业章程，曾经政府颁布施行，但只限于游日本一国。两项章程的内容，不大相同，依学部的规定，凡在东西各国正式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回国后须受政府的一番考试。考试列入最优等的给予进士出身，列入优等及中等者给与举人出身。凡给予出身者，并加上某科字样，如文科毕业者则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如法科毕业者则称法科进士、法科举人；其余依此类推。当时社会所呼“洋进士”、“洋举人”就是从此来的，现今外交界的名流如王宠惠、颜惠庆一干人等，在当时都戴过了洋进士的冠带的。
大清外务部电报封
第四节 结论
镑，英国、埃及、爱尔兰等国的本位货币。
佛郎，即法郎。
本期的留学教育，以日本为最盛，据学部于光绪三十二年的概算，留日学生计有一万二三千人。但在同年，根据各校的统计，约有六千余名；又据《日本学制五十年史》上所述，游日学生亦以本年为最多，其数实超过七千人，则学部所述不免有些夸张。其次则为欧洲，以英、德、法、比、俄五国较多；再次为美国，但皆没有确实的统计。关于留学经费，各国殊不一致。在日本留学的经费分三等：以在官立大学校肄业者为第一等，每人每年学费日金五百元；以在官立高等专门学校肄业或在官立大学只习选科者为第二等，每人每年日金四百五十元；以在私立高等以上学校或习普通学科者为第三等，每人每年日金四百元。在欧洲游学的，经费分五国：一、英国，每人每年一百九十二镑；二、法国，每人每年四千八百佛郎；三、德国，每人每年三千八百四十马克；四、俄国，每人每年一千六百二十卢布；五、比国其数与法国同。在美国游学，每人每年规定学费美金九百六十元。但欧、美六国所定数目，系按照在专门以上学校做标准，若尚在学习预备科而未入正式班者，则以此数的五分之四发给。我们对于游学的人数没有确实的统计，对于当时各国的币制没有精确的比较，姑且一律以概数平均作一假定如下：在日本留学的，每年平均五千人，共需学费日金二十三万五千元，合华币亦二十三万五千元；在欧洲留学的每年平均五百人，共需学费九十六万佛郎、三十八万四千马克、十一万二千卢布、一万九千二百镑，合华币一百零七万五千余元；在美国留学，每年平均三百人，共需美金二十八万八千元，合华币五十七万六千元。东西共计，每年平均需用学费一百八十八万六千余元，加上日本游学监督处经费每年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元，欧洲游学监督处经费每年五万二千八百元，总计每年共耗国库一百九十六万三千余元，其余川资及临时费用尚不在内。再以十倍之，则本期十年之内，所耗国帑共有一千九百六十三万余元。以此巨大款项，应当培养出整千整万的有用人才，回国了把中国改造一番。但我们略一考查其实际情形，则知事实与期望往往相反。学部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拟定管理日本游学章程有这样一段话：
戴鸿慈、端方1906年在美国考察宪政
游学日本各生以无人稽查之故，所入之校视如传舍；认定学科，意为迁移；甚或但往应考，而平日潜行回国，借抄讲义，而本人并不上堂。（《学部官报》第八期）
端方、戴鸿慈在同年十二月更有一段痛心话：
我国游学之弊害，盖不胜言矣！普通之未解，国文之未谙，外国语言文字之不习；官费者既以请托得资，自费者遑复检查合格，既无矜慎选材之意矣。游而不学，辍业而嬉者姑具勿论。其或心艳虚名，身循故事，喜民校之规则纵弛，阅数月而辄得证书，借以标榜为名，侈谈学务；陋者不察，辄相引重。又或去来飘忽，作辍靡常，毕业者仅计年期，后至者又循故辙。其最高者，稍涉语文，躐跻大学。选科虽复无定，得证仍自有期。夫以卒业得证之要事，而仅凭外交手段之抑扬。监督既拥虚名，而不能实施其干涉；学部又未定规则，而无由实验其课程。进其人而试之，既无当其所学；循旧例而用之，亦不见其所长，将以兴实学、得真才必无幸矣。宜其流弊日深，不得其益，徒得其害也。（《条陈学务折》）
平日在学的情形既不良如此，自然难得有好的成绩。低者意在取得洋进士举人，可以高其门第；高则或剽窃西学一二皮毛，以夸示于国人；再较优一点的，则将资本主义的制度或教育，整个搬来硬用于社会的组织不同的中国，此端、戴二氏所以有“不得其益，徒得其害”之叹。
本章参考书举要
（1）《道咸同光奏议》
（2）《光绪政要》
（3）《学部官报》
（4）《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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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咸同光奏议·端方戴鸿慈条陈学务折》：“拟请饬下学部，严定章程。以后各省选派学生，以普通卒业、国文完美、兼通外国语文者为主，不及格者勿得滥派，以杜情面请求之事。其自费者亦一律考验合格方予给咨。其无咨者虽毕业不得有录用任事之权利。”
[2] 《大清宣统法令》第十五册补遗《白本官立高等学堂收容中国学生名额及各省按年份认经费章程》：“比年以来，臣等详查在日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科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科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