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本期的政治主张，有三派：一为民主共和派，二为君主立宪派，其他则力主维持旧制——君主专制。本期的教育主张有二派：君主立宪派提倡国民教育主义，君主专制派仍持人才教育主义。至民主共和派，在政论方面虽为最急进，可是在教育方面的表现很少，所有言论亦无关于教育，所以本期只得从略。主张人才教育主义的，有张百熙、张之洞、吴汝纶一班人，我们以张之洞为代表。提倡国民教育主义的，有康有为、梁启超、汤觉顿一班人，我们以梁启超为代表。
中国历来的学者全是提倡贤人政治，把国家政权交给少数贤明的士大夫，使无知无识的愚民安居乐业，就可以致天下于太平，所以那时的教育只注意少数优秀分子。张氏虽以提倡新学自命，但以所受旧式教育过深，仍未丝毫脱离封建时代的头脑；且业已身居高位，为本身利害计，也不得不讲贤人政治，不得不力持人才教育主义。梁氏的政论虽不及民主共和派的急进，但他所受的旧教育比较尚浅；生在海滨，又尝亡命海外，受了新潮流的影响不少；且以一介书生，在现时政府之下亦没有取得相当的政治地位，自然容易接受潮流，提倡国民教育主义。张氏因主张人才教育主义，所以力主干涉，反对女学，取缔报馆。梁氏因提倡国民教育主义，可以力尚自由，力倡女学，主张广开报馆，多设学会。张氏因主张人才教育主义，所以对于高等教育的设施，特别重视。梁氏因提倡国民教育主义，所以对于初等教育的教法，特别重视。至若对于当时“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教育思潮，张、梁二氏的态度，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节 张之洞（1837—1909）
一 略传
张氏字香涛，生于清道光十七年，是直隶南皮县的人。十六岁颁乡荐，二十七岁成进士。这个时候，正当清代考证学鼎盛以后，今文学新起的时期，而张氏所学不与他们尽同。张氏富于强记能力，好为博览，喜为词章，所学兼采汉、宋，对于宋、明理学特别提倡，而所最不同意的则为公羊学。这个时候，正当清廷势力陵夷，列强相继压迫的时期，张氏为人有大略，为学以通经致用为主，对于当时政治及国际情形尤喜留心研究。在他成进士的第五年，被派充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接手授湖北学政。同治十六年，又被派充四川乡试的主考官，接手授四川学政。由光绪元年至七年，在京任司业侍讲及阁学等职务。自光绪七年以后，他的地位陡增，专任封疆大吏了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中，计任山西巡抚三年，两广总督六年，两江总督前后二年，其余皆在湖广总督任内。他调任湖广总督，始于光绪十五年、终于三十三年，除中间临时两调两江外，前后约计十七年，为清代总督中在一地方任期最久的一个人。张氏好功名，喜作为，对于提倡教育，培埴人才尤具热心。每到一处，必有所建设，所建设的关于教育事业尤多；当时居高位而讲新学者咸推张氏为第一人，而张氏亦以通新学自命。自光绪三十三年以后，被召入京，供职中枢，兼管学部，此时所谓位极人臣，而张氏年已七十一岁了。三年之后死于京师任所，享有七十三岁的高寿。晚年自号抱冰老人，湖北人士在武昌蛇山下为他筑抱冰堂一所，至今尚有纪念的。
张之洞像
二 教育生活
张氏虽不是一个纯粹教育家，而对于教育方面的建设却较多于其他事业。综计他自成了进士以后的生活，可以分着四期：第一期为学政时代，第二期为司业侍讲时代，第三期为总督时代，第四期为学部尚书时代。除了第三期，其余三期所任的全是教育职务；第三期虽非教育职务，而对于教育方面的设施，却比较其他各期的成绩为大，所以我们说他全在教育里面过生活亦不为过。
在学政时代，为三十二岁至三十八岁，共计两任。第一次任湖北学政，开经心书院于武昌；第二次任四川学政，开尊经书院于成都。是时四川的士习很坏，专尚浮谫，不知讲求实学，平日只以时文帖括猎取科名为事。张氏到任，即以教育的力量竭力矫正。他的工作除开书院以直接教育优秀人才外，还有三点：（1）建尊经阁，广置书籍；（2）开印刷局，刊行经史诸书；（3）他自己又著有《輶轩语》及《书目答问》，指示学者以读书的门径。四川的士习由他矫正了不少，颇有昔日文翁治蜀的遗风。
两湖书院旧址
在总督时代，为四十五岁至七十岁，共计三次。第一次在广东约计六年。关于文化教育，设有广雅书院；关于军事教育，创有水陆师学堂。第二次在湖北，前后约计十七年。此十七年中建设特多，也可以分着两期：自光绪十五年至二十二年为前期，自光绪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为后期。在前期所建设的，多无系统，如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及武备学堂等类。到了后期，则进步多了，所开设的各项学堂皆是有系统的：直系方面，有小学、中学及高等学堂；旁系方面，有两级师范学堂及两种实业学堂。此外对于改革教育的建议也很多，如发表教育思想的《劝学篇》，是在此时——光绪二十四年——出版的；有名的《变法三疏》，是在此时——光绪二十七年——与刘坤一会奏的；开新教育完备制度之祖师的《钦定学堂章程》，是在此时——光绪二十九年——与张百熙等人编订的；含着复古运动的存古学堂，也是在此时之末——光绪三十三年——创立的。第三次在江苏，前后约计二年，也开设有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及军医等学堂。当是时，虽变法兴学的空气腾播于朝野上下，但各省多未举行，所举行的也不完备。张氏在湖北十余年，不惜财力，竭力经营，所有教育设施皆开各省风气之先，各省讲求新教育的莫不来湖北取法。湖北不仅省内教育较各省为发达，即留学教育也超过各省数倍。当时留洋学生以往日本为最多，据光绪三十二年的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五千四百余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一千三百六十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张氏不仅举办教育事业，且能亲身讲学，对于培埴人才、奖掖后进，尤具热忱，以硕学而居高位，在职又久，所以当时湖北知识分子莫不受着他的熏陶。湖北新教育较各省发达之早，由于张氏；湖北人士存古思想之深，亦由于张氏，张氏在湖北近代教育史上总算是最有关系的一个人物。
张之洞书法斗方
在司业侍讲时代，为三十九岁至四十五岁，以无实权，故对于教育没有成绩。在学部尚书时代，为七十岁以后。此时总揽中央教育大权，除颁发命令督责各省推行新教育外，关于教育官制，所制定的也很多。最有关系的，如颁布教育宗旨，及正式规定女子教育的地位，也是这个时代的美举。但张氏此时以年老气衰，遇事多有敷衍，其积极的精神已大不如前了。
三 教育思想
张氏虽以提倡新学自命，我们解剖他的头脑，却是旧时代的人物。此处所谓旧时代即指封建时代说的。封建时代的特点在有很深的阶级思想；此项思想所包含的，不外三纲五常之说。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可以归纳为君权、男权两类。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在人类社会中相处的一般道德。合三纲五常之说叫做“礼教”——即儒家的伦理主义。张氏既是旧时代的人物，所以对于礼教绝对拥护。在拥护礼教的原则之下，于是有三种主张：提高君权，而抑制民权；重视男权，而轻视女权；特尊儒经，而攻击异说。
张氏提高君权、重视男权，在《劝学篇》里有一段话：
《劝学篇》书影
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乃贵洋贱华之徒，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犹援其稗政弊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饮食、服玩、闺门、习尚，无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讥笑之。甚至中土文学聚会之事，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目。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内篇·明纲第三》）
张氏特尊儒经，也在《劝学篇》里有一段话：
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效，实见施行者。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故学老子者病痿痹，学余子者病发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若不折中于圣经，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坠入于泥，亦必死矣。（《内篇·宗经第五》）
因为要提高君权，自然抑制民权，于是在教育方面演成专制主义。所以当他编定学堂章程时，一方规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学务纲要》），及“教习学生一律遵奉《圣谕广训》”（《各学堂管理通则》）。一方又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妄上条陈”（《各学堂管理通则》），及“私设学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学务纲要》）。因为要重视男权，自然要轻视女权，于是在教育方面演成偏重主义。所以当他编定学堂章程时，不规定女子有教育的地位。并且说：“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学务纲要》）到后来，虽勉应社会的需要，设立女子小学及女子师范学堂，而对于女子的行动却严定种种限制——不准男女同校，不准女子排队游行及登台演说，不准男教员充当女学堂教习。因为特尊儒教，所以在学堂章程里特别规定各级学堂以很多读经的钟点。并且说：
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为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学务纲要》）
张之洞故居
光绪时代，是旧思想将见崩溃，新思想已经萌芽的一个时代。在这种潮流之下，若是对于旧思想仍然绝对的拥护，而对于新思想一概置之不理，必不适合于潮流；于是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流行的口号——“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氏本以维新人物自命，虽头脑顽固，也不能不迎合潮流。他说：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变；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愦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狠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帝佗其冠，神禫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言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劝学外篇·会通》）
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义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学务纲要》）
大指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奏议》四十七《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
以上三段话，皆是张氏“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主张。所谓中学，包含三纲五常之说；所谓西学，指着法制技艺而言。以中学治身心，而以西学应世变，谓之中西会通；虽中西会通，仍以中学为教民化俗的主体，为吾人思想的中心，是有轻重先后的。若中西平列，或西重于中，则失了“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意义，也是张氏所反对的。所以他又说：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利而无其害。（《劝学篇·循序》）
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重订学堂章程折》）
时代的思潮是一天一天的向前进，而张氏的头脑早已固定。到了光绪末年，张氏年纪已老，已有不克与时代相追逐的气力了，于是昔日迎合潮流者此时渐与潮流发生冲突；武昌蛇山下之存古学堂，就是张氏与时代潮流翻脸的确实表现。在他创立存古学堂的奏折上有一段表示其愤忾的话：
伏读历年屡次兴学谕旨，惟以端正趋向为教育之源。一则曰敦崇正学，造就通才；再则曰庠序学校，皆以明伦。圣训煌煌，无非以崇正黜邪为宗，以喜新忘本为戒。夫明伦以忠孝为归，正学以圣经贤传为本，崇正学，明人伦，舍此奚由。乃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谋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俗，令人不忍睹闻。至有议请废罢四书、五经者，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人心如是，习尚如是，循是以往，各项学堂经学一科虽列其目，亦止视为具文，有名无实。至于论说文章，寻常简牍，类皆捐弃雅致，专用新词。驯致宋、明以来之传记词章皆不能解，何论三代。此如籍谈自忘其祖，司城自贱其宗。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此微臣区区保存国粹之苦心，或于世教不无裨益。
张氏的思想既是这样，他的教育主张自然是“人才主义”的教育，与旧时代无异，所以在《学务纲要》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规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所谓“通才”有二种意义：一是培养经国济民的人才；二是培养中西兼通的人才。此项人才平日应受的教育有二：一要新旧兼学，二要政艺兼学。如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之类，谓之旧学；西政、西艺、西史谓之新学。如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谓之西政；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谓之西艺。新旧各学不可偏废，政艺两途随个性而为区别。学成之后，为国家的领袖人才，足以经国济民，方为有用的教育。这就是张氏的教育宗旨。
第三节 梁启超（1873—1928）
一 略传
梁启超像
梁氏字卓如，自号任公，学者称任公先生。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死于民国十七年，只活了五十六岁。他是广东新会人，十余岁游康有为之门，曾与康氏作今文学运动。是时康氏以公羊学号召生徒，提倡所谓孔子的大同主义，对于伦理思想及政治制度，很想别有所创造，门人受他这种学说的鼓动不在少数。他的高足弟子，则梁启超与陈千秋齐名，陈氏所学尤精，可惜不幸早死，后来帮助康氏维新运动的，所以独有梁氏了。在戊戌政变之前，梁氏曾与康氏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开办《时务报》。这个时候，梁氏年仅二十三岁，善于文词。其所作文，另出一种体式，浅近流畅，气充辞沛，而议论又极新颖，具有煽动人心之极大魔力，凡当时青年思想莫不受其影响，论文字鼓吹之力，当时要以梁氏为首功。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梁氏出亡日本，益作文字的宣传，先创办《清议报》及《新民丛报》，唤醒民众发表政见较前尤力。直到辛亥革命，梁氏方始回国，袁世凯往北京组织政府时，他曾做了一任财政总长。民国五年参与过讨袁之役，在政治方面颇具功绩。民国八年，出游欧洲，参观战迹及大战后世界之趋势。返国以后，思想又为之一变。自此以后，梁氏乃抛开政治生活，专门从事于著述与讲学者七八年。长期讲授的地方，为南开与清华两大学，其余则为公开讲演，无有定期。每到一处，听众满座至不能容，可以想见其魔力。梁氏的学问博而杂，不限一家，凡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无不窥阅，晚年尤喜研究历史与佛学。平日尝以提倡东方文化自任，晚年此志益坚，钻研益力，仅活了五十六岁而死，是他所未及料的。他的思想随时变迁，故没有一贯的主张，但无论如何变迁，其为旧时代的学者，是无法否认的。他的思想在民国以前与在民国时代歧异很大，本期是在民国以前的一期，故本章只叙他在民国以前的思想；他之对于教育的贡献，其影响于教育思想的亦以本期为最大。
《新民丛报》书影
二 国民教育主义
本期是科举与学校两种制度的交替时期，梁氏在上海开办《时务报》时，极力反对科举制度，提倡学校教育。在他所作《变法通议》一文里，对于整个教育，并提出一个很有系统的意见。内中分政、教、艺三纲，分学堂、科举、师范、专门、幼学、女学、藏书、纂书、译书、文字、藏器、报馆、学会、教会、游历、义塾、训废疾、训罪人十八目。教育业务虽分有十八目，而一切皆归本于学校教育，所谓“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此梁氏提倡学校教育之理由。他的学校教育主张，除女学外，大致与张氏所论相同，但他的教育主义则与张氏完全两样。张氏是提倡人才教育主义的，梁氏则为国民教育主义者；中国人之注意到国民教育，且极力提倡者，要以梁氏为最早的一人。
梁氏的国民教育之意义有二：一是要使全国之民皆受教育，二是训练全国之民皆有国家思想。中国历来多是贤人政治，在此种政治之下的教育。全是人才主义的教育。只要造就些优秀人才帮助皇帝以抚治人民，就行了，至于一般民众有知识与否可以不必过问。梁氏以为现在世界进步，与昔日绝对不同，列强已发达到了民族帝国主义的阶段，着着向我进逼。非全国上下群策群力不足以谋抵抗。要使全国上下共谋抵抗，须人人有抵抗的知识与技能方能办到，所以现在教育方针应当改变，改昔日人才主义的教育为国民教育主义，由国家力量使教育普及到所有民众。
中国现在之所以积弱屡受列强压迫的，不仅教育之不普及，更由于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中国人所以没有国家思想，一方由于地理环境之养成，一方也由于历来教育之错误。他说：
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饮冰室文集·新民说》）
数千年来的教育，只是遗传的、文雅的、利禄的，不仅没有国家思想，且没有确定的宗旨。即近今创办新教育已三十年，其课程虽政艺兼设，而思想之不进步如故，问办教育者以宗旨，亦不过人云亦云而已。教育宗旨既未改变，纵使教育普及，所授与的智能仍是升官发财的智能，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仍是部民的人才，这种教育再办三五十年亦无救于今日之中国。要救今日之中国，务须改变教育宗旨，培养一班新国民——所谓“新民”。新民是对旧式时代的人民而言，他们的精神是进取的，他们的思想是自由的，他们的行动是独立的，他们的团体生活是有组织的，他们的道德是公德重于私德的，他们是极富于国家观念，爱国家重于爱家族的，且对于世界民族而能表现一种特别性质的。以此标准规定国家教育宗旨，以此宗旨对于全国人民施行一致的教育，使全国之民成一特色而富有国家观念的民族，此梁氏之所谓新民，此梁氏之所谓国民教育。[1]施行国民教育的模范国家，在古代有雅典与斯巴达，在近代有英吉利。梁氏以为中国今日之教育宜采取英国式的，因为英国是兼雅典、斯巴达两国的优点而全有的。[2]
三 儿童教育
梁氏在光绪二十二三年之间，所发表关于儿童教育的意见，在当时可算很有价值的文字。内中首先举出西人教儿童方法的良善，以反证中国学究误人子弟的罪恶。他说：
西人之为教也，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理浅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法，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且养其廉耻也。（《时务报·论学校五》）
这种适合儿童心理的教法，何等活泼，所以造就的国民，皆为活泼进取的国民。我们反观中国蒙童教师——学究——所施行的教法怎样？
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觵挞，或破头颅，或溃血流，饥不得食，寒不得息。国家立法，七年曰悼，罪且减等。何物小子，受此苦刑！是故中国之人，有二大危：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缠足，毁其肢体；男者扑头，伤其脑气。导之不以道，抚之不以术。地非理室，日闻榜掠。教匪宗风，但凭棒喝。遂使视黉舍如豚笠之苦，对师长若狱吏之尊。
这种教法，再不彻的改革，不仅足以亡国，且足以亡种族。若要救亡，若要保国强种，“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于是梁氏提出一个意见：一、为规定儿童应读的书籍，二、为规定教授儿童应取的方法。关于儿童应读的书籍凡分七类：（1）识字书，（2）文法书，（3）歌诀书，（4）问答书，（5）说部书，（6）门径书，（7）名物书。每类皆附论以各种教法，而以一二两类所论为最善。例如教授儿童识字，先调查社会所通行的文字，约计二千多字；然后分为形、声、意三类，以此为标准分别授与初识字的儿童。如第一类字以声为主者，必先令学字母而后拼音；第二类字以形为主者，必先令学独体而后合体。以此施教，不出一月，凡应用的二千多字皆能使他们认识。例如教授缀法，由教者先口授俚语，令儿童以文言答出，有辞不达意的，即为削改。所授的内容，先取粗切的事物，渐进于浅近的议论。所授的字数，初授一句，渐至三四句以至十句；两月之后乃至三十句以上，即可成为小篇文章了。梁氏并拟了一张教学功课表，凡儿童初入学时，即教以识字，俟中西有用之字皆认识了，然后按照此表施行。此表专为八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读书用的，若能照此教学，到了十二岁以上，则可升中学、大学了。这张功课表我们不妨抄录于下，也可以知道他所论教法的一个大概。
梁启超书法对联
（1）每日八下钟上学，师徒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然后肄业。
（2）八下钟受歌诀书，日尽一课，每课以诵二十遍为率。
（3）九下钟受问答书，日尽一课，不必成诵，师为解其义，明日按所问而使学童答之，答竟则授以下课。
（4）十下钟，刚日受算学，柔日受图学。
（5）十一下钟受文法，师以俚语述意，令学童以文言答之，每日五句渐加至十句。
（6）十二下钟散学。
（7）一下钟复集，习体操，略依幼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两月尽一课，由师指导，操毕听其玩耍不禁。
（8）二下钟受西文，依西人教学童之书，日尽一课。
（9）三下钟受书法，中文、西文各半下钟，每日各二十字，渐加至各百字。
（10）四下钟受说部书，师为解说，不限多少。
（11）五下钟散学，师徒合诵爱国歌一遍，然后各归。
（12）每十一休沐。
四 女子教育
《饮冰室全集》书影
在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改定学堂章程，谓中西礼俗不同，未便设立女学以前，梁氏在上海早已鼓吹女子应受教育。他所持的理由有四：（1）中国四万万人，女子居其半。女子没有知识，不能自立，全须待养于男子，男子终岁勤劳，所有收入尚不足以赡养他的妻子，以致男女皆困。人人因累于妻子而受困苦，此中国所以无人不忧贫。此就生产方面说，女子应受教育。（2）中国之大，人数万万，户数千万，寻求良好和睦的家庭，万不得一，其不和不睦的原因，多起于姑嫜姒娣之间。这一班女子，并非生性低劣，实由她们尽日牢守在极小的家庭圈限中，既不受教育，而耳目从未与社会接触，所以养成一种狭隘的器度。此就改良家庭方面说，女子应受教育。（3）女子性情温柔，与儿童相近，且善体儿童的心理，善会他们的意趣，而儿童之爱母亦较甚于爱父，故西人小学教育多由女子担任。中国儿童，在家庭既无母教，入学校又无女教师，所以多不如西方儿童的幸福。此就家庭教育与儿童幸福方面说，女子应受教育。（4）女子受了教育，不仅使她们善教儿童，并要使她们善育儿童——育养健强的儿童。西人讲求种族学者必以胎教为第一义，中国古人也有主张胎教的。现今前识之士，莫不以“保国保种保教”三者相呼号，求达此目的，非提倡女学、讲求胎教不可。此就强国保种方面说，女子也应受教育。且女子智力并不劣于男子，假能使她们从事于学，必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我们要提倡女子教育，务必广兴女学；要广兴女学，务必破除“女子不出外”的信条。倘此信条不破除，则女学必不发达，纵令给女子以相当的教育，其见闻仍不出闺阁之外，虽有异质，亦属无用。但同时他所草拟女学堂章程，对于男女的界限、内外的分别，限制极严，虽适应环境，亦可以推见梁氏当时的思想之程度了。
本章参考书举要
（1）《张文襄公全集》
（2）《饮冰室文集》
（3）《劝学篇》
（4）《时务报》
（5）《新民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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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饮冰室文集·学术类下·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云也。”
[2] 同上书：“盎格鲁撒逊种者，今日地球上最荣誉之民族也。其教育之宗旨在养成活泼进步之国民，故贵自由，重独立，熏陶高尚之德性，锻炼强武之体魄，盖兼雅典、斯巴达之长而有之焉。”
第六编 初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教育 第三期 自民国建元至欧战告终（1912—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