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宗旨与思潮之关系
在本期七八年内，教育总长的人物更换五六次，而对于教育抱有主张的，只有三人：一为蔡元培，二为汤化龙，三为范源濂。蔡氏是浙江人，为一位教育哲学家，在他初次就职时所发表他的教育主张，内中包括五种教育主义：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及世界观教育。前三种是当时教育界上一般人所要求的，后二种才是他本人的主张。[1]汤氏是湖北人，为一位政治家，可是对于教育有极坚实的主张，在民国三、四年间，上对大总统，下对各省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校，屡次表示他的“国民教育”意见。范氏是湖南人，为一位教育实行家，干练有才略，历任教育总长，极力提倡“军国民教育”主义。
蔡元培像
本期教育思想有三个潮流：一为军国民教育，二为国民教育，三为实用主义教育。由第一种教育，派生而为勤劳主义；由第二种教育，派生而为公民教育；由第三种教育，派生而为职业教育：凡此三种，皆可称为本期的三大思潮。这三大教育思潮，虽起伏前后不一，但每一主义之发生，全国上下莫不群相注意，发而为议论，施之于运动。范源濂氏可为军国民教育思潮的代表，汤化龙氏可为国民教育思潮的代表；各有时代为之背景。至于蔡元培氏，他的思想超出时代以上，在当时虽提倡美感与世界观的教育，而附和者无人，所以这两种主义不能认为当时的教育思潮。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庆祝券
本期教育宗旨规定了二次：第一次在民国元年九月，第二次在民国四年二月。民国元年所定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二十九个字。这二十九个字的宗旨，是教育部采纳中央教育会议的议决案，由部令颁布的，内中包含蔡氏初次发表五种教育意见中的四种。此四种教育主义：所谓“道德教育”，即后来公民教育所由产生；所谓“实利教育”，即后实用主义所由产生；所谓“军国民教育”，正是当时的思潮。迨后来，袁世凯征服民党以后，乃于民国四年，自定一种宗旨，以大总统的命令颁布下来。这一次的教育宗旨，共有“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条一十八个字。这个宗旨，第一条与当时的国民教育思潮相应和，第二条与当时的军国民教育思潮相应和，第四条是他的复古主义之表现，第六、第七两条是他对反对党有所为而发表的，只有第五条自治稍含有几分法治的意思。但这一次所颁布的教育宗旨，到民国五年，随袁氏一齐送终了，于是元年的宗旨自五年以后依然恢复。教育宗旨，多半为官定的，有一部分代表时代的思潮，有一部分简直不合于时代，论其效力远不及教育思潮，我们在下面所以只就本期的三大思潮说说。
二 军国民教育
此项教育思潮共有两起：第一起在宣统末年民国初年之间，第二起在民国四、五年之间。在前期的后半期，军国民教育的呼声极高，一直到本期初年势犹未衰，故本期第一起的教育思潮是赓续着前期的，却不是创始的。代表这一起思想的为各省教育总会，蔡氏以潮流所趋，难于抹煞，故于发表意见时承认此种主张，于规定教育宗旨时采纳此种主张。到民国四年，欧战激烈的炮火之声兴奋了国人的血液，“二十一条”之骤然提出惊醒了国人的睡梦，大家皆觉得非尚武不足以立国，非图强不足以雪耻。于是在政府方面袁氏颁下尚武的教育宗旨；在社会方面，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军国教育实施方案，而第二起的思潮发生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决方案共分两项：第一项关于教授者有九条，第二项关于训练者有十二条，我们写在下面供作参考。
辛亥革命中的学生军
（一）关于教授者：（1）小学校学生宜注重作战之游戏。（2）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3）各学校教科书宜揭举古今尚武之人物及关于国耻之事项，特别指示提醒之。（4）各学校乐歌宜选雄武之词曲，以激励其志气。（5）师范学校及各中等学校之体操学科时间内，宜于最后学年加授军事学大要。（6）中等学校以上之兵式枪操最后学年，宜实行射击。（7）中等以上学校体操应取严格锻炼主义。（8）各科教授材料与军国民主义有关者，应随时联络，以输入勇武之精神。（9）遇有特别材料与本主义有重大之关系者，得特设时间讲授之。
（二）关于训练者：（1）小学校学生宜养成军国民之性资，及军人之志趣。（2）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宜具有充当兵役之能力。（3）各学校须注意学生体格检查。（4）高等小学以上学生应一律穿制服。（5）中等以上各学校管理参用军用规则。（6）各学校应养成勤劳之习惯。（7）各学校应规定礼仪作法之形式，以严正为准，教员学生一律遵守，养成雄健齐整之校风。（8）各学校应养成粗衣淡食之习惯，施行忍耐寒暑之操作，并奖励海水浴或冷水浴。（9）各学校宜特设体育会。（10）各学校宜由教职员率同学生励行各种运动游技。（11）各学校应搜集或制作国耻纪念物特表示之，以促警醒。（12）各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功绩。
这一起由四年到五年，全国人民均有这种呼声。范氏再登上教育总长交椅上，更极力提倡。他的办法，与全国教育联合会所议决的大致相同。在这个时候，有提倡勤劳主义的，有提倡少年义勇团的，名目不一，都是应运这种潮流而起的种种运动。但自六年以后，此种思潮渐渐向下低落；到了民国七年，欧战告终，大家都自欺欺人地说：“公理战胜了强权！”于是军国民主义，就用不着了。
三 国民教育
在民国三、四年之间，又起了一种教育思潮，叫做“国民教育”主义。这个时候，大总统是袁世凯，教育总长是汤化龙，他们二人对于此主义均极力提倡，民众方面在《教育杂志》上也常常发表国民教育的意见，但三方面的意见各不相同。在民众方面，我们援引贾丰臻的一段话作为代表。他说：
国民教育者，十九世纪以来最流行之名词也，有国家必有国民，有国民必有教育，国民既尽人皆受教育。则断不能举国皆为官吏、皆为圣贤、皆为英雄，故断之曰国民教育。盖国民教育者，如饥之于菽粟，寒之于布帛，而不可一日离，故其间有至不可少之条件焉：（1）国民教育乃义务教育，谓国民之受教育如纳税、当兵之不得免除者也。（2）国民教育为儿童将来生活计，而授以必需之知识技能也。（3）国民教育乃国家教育人民，与家庭教育子女无异：家庭纵贫苦，子弟不可不读书；国家虽困穷，人民岂可不入学乎。（《教育杂志》第七卷第四号）
护国战争中的反袁漫画
我们如果以贾君这篇文章可以代表民众方面的意见时，则民众所谓“国民教育”，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给一般儿童以生活上必需之知识技能——即给他们以最低的相当的生活权能——的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凡属国民，皆有享受的权利，故谓之国民教育。自家庭方面看，父母必须令他们的儿童往受这种教育，故又谓之“强迫教育”。自国家方面看，政府必须给所有国民的儿童以充分受这种教育的机会，故又谓之“义务教育”。但袁氏的意见却与这不大相同。他说：
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必注重于国民教育。本大总统既以兴学为立国要图。今兵氛渐消，邦基粗定，提倡斯旨，岂容踌躇。矩矱本诸先民，智慧求诸世界，使中国民族为大仁、大智、大勇之国民；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于智慧技能求其阙；尚武以备军人资格；务实以儆末俗虚浮；矢其忠诚，以爱国为前提；苦其心志，以猎官为大戒；厚于责己，耻不若人；严则如将领之部其弁兵，亲则如父兄之爱其子弟，此本大总统对于学校之精神教育，——尤竞竞于变化气质，而后种种学业乃有所施也。（《教育公报》第八册《大总统申令》）
立定一个模型以陶铸全国之民，使全国人民陶铸得如此模型一般样，此即袁氏所谓国民教育。这种模型要具有大仁、大智、大勇的资格；这种资格以“忠孝节义”四字为基础，即以此四字为模型的特性。[2]又须有智慧以谋生，能忠心以爱国，能实事求是而不虚浮，其纪律严明身体强勇之处，如同军人一般。以具备这种资格之民才是理想的国民，施行这种教育时谓之国民教育。至于汤氏所谓国民教育则又不相同。他说：
新式中学堂的军训
凡一国之成立，能维持永久而无失者，必其国民有特殊之风俗、历史、地理为造成其特性之主因。涵孕濡育，笃生圣哲，发挥此特性以立人伦之极者，是谓国民模范人物。被之谓道德，施之于庠序，保存光大此特性，并不戾乎世界人类之公性者，是谓国民教育。国民教育以国民道德为本根；国民道德之渊源肇于国民特性，而集其成于出类拔萃之模范人物也。……我国立国数千年，其间几经动摇簸荡，而此泱泱雄大之国民性卒能卓然不可磨灭，历史已有明证。惟求之历史人物，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足以赅我国民性之全表示于世界各国，而为我国教育上之模范者，莫大于孔子。……本总长深维国民教育与国民特性之关系，不能不以数千年所奉为人伦师表者，鸩道德之准绳。（《教育公报》第一册《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文》）
窃谓今后生存之计，惟有以全国一致之决心，养成全体国民之品性，与其生活能力，以从事于世界之竞争，庶几国民得以保持其生存，而国家有巩固健全之望，——此其事必自国民教育始。国民教育者，对于全体国民为之修养其品性，发展其生活能力，以适应夫世界竞争之趋势者也。（《教育公报》第二年第四期《呈拟订国民学校令呈请核定公布文》）
汤氏的意见：一方面发扬国民固有的特性，光大起来，以夸耀于世界；一方面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强固起来，使能适应于世界竞争之趋势，以巩固其国家，施行这种教育才是国民教育。中国的国民性“泱泱雄大”，以道德为本根，以孔子为模范。不以道德为本根，则国民无特性之价值；不以孔子为模范，则国民无中心之信仰。所以国民教育，必以道德为训练、以孔子为标准，然后国民才有根基，才有表率，才能团结成为一特殊的国民，以与世界各民族共存共荣。
与汤氏主张相同的，在民国四年还有一位署名凤兮者，他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国民教育的意见：
汤化龙像
苟欲救亡，舍养成立国之实力无他道；而欲养成立国之实力，更非施行国民教育不为功。
夫战争制胜之国，莫不具有下列二因：（1）国民有伟大之人才，（2）国民公共之爱国心发达。斯二者又莫不与国民教育有密切之关系。盖无善良之社会则不能陶铸伟大之人才，而造成善良社会者，国民教育也。无常识之人民，断不能发生爱国之思想，而养成人民之常识者，国民教育也。（第一卷第七期《今后国民教育之研究》）
此位极力鼓吹其主张以后，并提出两项办法：第一，在消极方面要力求排除关于国民教育之障碍物；第二，在积极方面要力谋国民教育之实行。关于第一项者：一、要国民教育不可视为官吏之预备，二、要不可以文学为唯一目的，三、要不可取放任主义，四、要于国民学校外不可特设预备学校，五、要小学校取消读经。关于第二项者：一、要恢复地方自治机关以利进行，二、要设立地方独立教育行政专官以专责成。这与汤氏的主张，不谋而合。
我们由上种种看来，民众方面所谓国民教育，只是义务教育、人生教育；袁、汤二氏的主张皆有训练主义，而袁氏的尤为严格。以袁氏的主张，一变就是军国民主义，所以他提倡尚武。以汤氏的主张，一变就是国家主义，所以他又说：
征之者何？国民之爱国心是也。赴之者何？国民之自觉力是也。所以征之赴之者何？国民适用此爱国心自觉力，而淬其品性，砥其才智能力，尽瘁于社会事业，以祈贯达夫吾人所信仰之国家主义，而为多数学福之先券者是也。（《教育公报》第二册《为欧洲战事训饬各学校文》）
梁启勋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一文时，更把国民教育渗入到国家主义的神髓里面了，他说：
保护税则与生计独立，乃国家主义之政策也。此外，有一从精神以启发国家主义者，则国民教育是也。……国民教育直接所发生之结果，即全国人民皆有服兵役之义务是也。……推国家主义之精神，则父母不得有其子，妻妾不得有其夫。国家之特设教育，所以造就国民也；父兄之所诏勉，勉其为国民也。盖国家既为世界之个人，则个人自为国家之骨骸矣。（《大中华》第一卷第三期）
到民国五年，“公民教育”一名词，声浪极高，差不多成了一时的教育思潮。这种教育，就是汤氏国民教育主义的派生，我们引当时教育言论者朱元善的一段话为代表，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
所谓公民教育者非他，乃确认个人为组织国家之分子，而借教育训练之力以完成其堪任公民之资格而已。换言之，即在唤起国家观念，以矫正其淡冷国事之弊，使之对于国家有献身奉公之精神，对于一己有自营自主之能力，此公民教育之义务也。……如何而拥护此国体？如何而完成此政体？使之名符其实且避免一切险象，以奠国基于磐石之安，实不能不惟公民是赖，然则公民教育之尤切于我国，益可知矣。（《教育杂志》第八卷第四号《今后之教育方针》）
黄炎培像
自公民教育思潮喧腾以后，把从前各学校的修身科目逐渐打倒，一律代之以“公民学”的科目。自八九年以后，全国各学校的功课表上简直寻不出“修身”二字的影儿，也可以想见这个思潮的力量之不弱了。
四 实用主义的教育
实用主义的教育，倡导于黄炎培，附和于庄俞，在民国二三年间已演为思潮，至六年以后此项思潮业已成熟，遂将实用主义一变而为职业教育。中国自甲午战败，倡兴学堂以来，到民国初年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在满清君主时代，所有学堂教育，固然未能脱离科举习气，就是辛亥革命以后，表面上虽号称民国，改建共和，而一般人们犹保留着半封建的头脑，所以他们仍是以学校为士大夫阶级的养成所。学校既未脱离旧日的习气，所有教授、管理、训练，只是态度的、身份的、文雅的、虚夸的，无一事切于实际生活。但由学校出身的数目比较由科举出身的数目，其倍数逐年加多，国家哪能容纳如此巨大数量的士族阶级皆给以官做。且社会的经济力量，商业资本已压倒了一切，由学校出身的士族阶级，纵还有“士为四民之首”的一个观念，可是再不能拿他作口号施行从前身份的权威。社会一天一天的演进，而学校教育犹是因袭不变，于是学校与社会相隔日远，学校教育尽归无用，一般由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不仅没有谋生的技能，且反失了谋生的能力。其结果皆变成新式流氓。这种教育越发达，势必致使国家愈穷，社会愈乱，推究其毛病，只是“虚而不实”四字的教育误尽了一切。这种毛病，在黄氏以前已有人看到了，在民国元年蔡元培发表教育意见时，有这样一段话：
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于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洲。我国地实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为急者也。（《教育杂志》第三年第十一期《新教育意见》）
蔡氏感觉“人民失业至多而国甚贫”，所以把实利主义定在教育宗旨里面。但蔡氏只看见“人民失业至多而国甚贫”，所以须要开发实业以图救济，却未曾看到一般教育的根本毛病，亦未曾说出实用主义，当时亦未能演为思潮。到民国二年，黄氏的眼力却进了一步。他说：
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析言之，即所谓德育者宜归于实践；所谓体育者求便于运用，而所谓智育者，其初步一遵小学校令之规定，授以生活上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乃观今之学子，往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扦格之情状亦愈著。而其在家庭社会间，所谓道德、身体、技能、知识，所得于学校教育堪以实地运用处，亦殊碌碌无以自见。即以知识论，惯作论说文字，而于通常之存问书函意或弗能达也；能举拿破仑、华盛顿之名，而亲友间之互相称谓弗能笔诸书也；习算术及诸等矣，权度在前弗能用也，习理科略知植物科名矣，而庭除之草不辨其为何草也，家具之材不辨其为何木也：此共著之现状，固职教育者所莫能为讳者。然则所学果何所用？而所谓生活必需者，或在彼不在此耶。（《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权》）
《教育杂志》书影
黄氏认从前的教育为“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平面的教育”，所以提倡实用主义，一反从前不切实用的毛病，此种教育，在使学校的教材、训练及一切教育皆切于实际生活，使学生出了学校能够直接谋生活。自黄、庄二氏大声一提倡，全国教育界观念为之一变，大家也摇声应和，而“实用主义”四字遂成为最时髦的名词了。勿论各学校办理的实际情形如何，而对外必标榜实用主义；勿论各书店所编的教科书内容如何，而题端必曰实用主义；所以袁世凯在民国三年特定教育纲要时，也说“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实用”。此项思潮到民国六年以后，愈唱愈高，黄氏等更进一步改“实用主义”的口号为“职业教育”的口号，由“理论”的变为“实行”的了。
本章参考书举要
（1）《大中华》
（2）《教育杂志》
（3）《教育公报》
（4）《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舒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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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杂志》第三年第十一期：“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即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证明之，以质于当代教育家。”
[2] 《教育公报》第七册《大总统申令》：“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立国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