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又名：广东公立官话讲习所讲义。清孔赞廷撰，孔赞廷生卒年不详。生平履历不详。《广东公立官话讲习所讲义》旨在通过有效方法，系统教习操粤语者学说官话，其中四章涉及粤语。“辨似法”列同音字词以正音；“杂话名称”以义分类，学日常语句；“杂化谈法”将词汇融入语境，促理解吸纳；“分类话头”设天文、地理等31类汇编字词。四章共同展示了粤音、粤词，其粤语、官话并举列示的方式，对解释方言词汇有直接帮助，且分类详密、包含丰富，方言色彩浓重，如俗字“氹（小坑）”、俗词“尾孻（末尾）”，形象的动物词“樁米公公（嗑头虫）”，特别称谓“甴曱（蟑螂）”等。

李长之著，是书由五十年代出版社（1956年并入时代出版社，1958年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李长之先生出版并畅销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探索和研究的高校教材，其立足宏阔的世界文学视域，避免了一些文学史著作“只知中国文学，不知世界文学”的弊端，突出文学演进的脉络和线索，并依此标准权衡详略及轻重显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学术品格、较高的学术价值的文学史经典。

论述装裱技艺的著作。 明周嘉胄撰。周嘉胄,字江 左。扬州(今属江苏)人,主要生活于万历 年间。著有《香乘》一书,采摭极博。 《装潢志》论述装裱书画和碑帖的各 种技术、格式,是作者数十年实践的总结, 所论极为精审。此书虽与画论、画理、画 法无关,但诚如作者所说:“装潢非人,随 手捐弃,良可痛惋。故装潢优劣,实名迹 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 故应予重视。 《装潢志》先论审视气色,以决定书画 付装前的处理,继论洗、揭、补的方法、技 巧。再论衬边、小托、补全、瓖攒、幅式、覆 背、上下壁、安轴、上杆、上贴、贴签、囊函 等法。对于形式不同的手卷、册叶、碑帖、 墨纸,和质地不同的纸、绫、绢等的装裱技 艺,都详明授法。甚至涉及染古绢托纸、 治画粉变黑、手制装碑帖册叶之硬壳和治 糊、用糊、制轴等法,对于气候、表房、题后 亦有详细论述。作者还仿《辍耕录》所列 画之十三科,列表背十三科,皆为重要心 得。 曾收入《画论丛刊》,又有《美术丛书》 本。

“无锡船菜，最高明的吃法是不拘样式，让姑娘们每人做一两道自己的拿手菜，哪怕嫣红做的是糟鸡，姹紫做的也是糟鸡，但是吃到嘴里，可能手法差异，风味迥然不同。” 本书所选文章，前半部分是作者擅长的美食、掌故、趣闻轶事，后半部分则是作者迁居台湾后对时事的看法以及作者在美国期间的感受和见闻。本书内容恰如其名，天南地北无所不谈，逸闻杂趣包罗其中，美味珍馐，人物钩沉，风俗掌故，民间故事、技艺集于一炉。书中通过对市尘风俗、饮食风尚、民生百态的回忆与描写，向人们展示了作者眼中一段纷繁过往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瓷器专著。许之衡著。分上、下两卷,每卷各5节。上卷是:概说、说窑、胎釉、彩色、花绘。下卷是:款式、瓶罐、杯盘、杂具、疵伪。此书眉目清楚、文字简练,并对疵伪有独特主张。认为:“物有纯必有疵,有真必有伪,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惟能知其疵与伪,而不至为疵伪所欺。”

明·文震亨撰。清·伍绍棠《长物志·跋》中云:“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若启美此书,亦庶几卓卓又可传者。盖贵介风流,雅人深致,均于此见之。”文震亨是有民族气节之士,在明代也是属“贵介风流”的士大夫。 《长物志》一书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等,共十二卷。内容虽多,但主要是围绕造园和园居生活写的。书的编排,条目有序,然非系统的论述。如 《花木》多摘自《群芳谱》等书而简化之,每多不确之处,难与园艺家陈淏子的 《花镜》相比; 造园方面多文人审美经验之谈,与计成之造园学专著《园冶》,更难同日而语。由于文氏具有多方面的文化艺术修养,有很高的鉴赏力,故书中不乏诸如 “水令人远,石令人古”、“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精辟表述。为爱好造园艺术者可读之书。

本书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全书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作者指出，王安石的理想是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的反对者并无二致 。问题在于王安石希望通过改造、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实现这一理想。由此，作者着重分析了王安石的官僚体制改革，聚焦吏役次官僚制，考察新政的政府运作，并以募役法这一新政核心制度作为个案研究，总结归纳新政的特点。本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更在于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与价值之所在。

古代笔、墨、纸、砚专著。又名《文法四宝谱》。五卷。北宋苏易简撰。苏易简,字太简。陕西武功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仕途得意,官至翰林学士。徐铉说,其“始以世家文行,贡名春官,天子临轩考第,首冠群彦,出入数载,翱翔青云,彩衣朱绂,光映里闬”(《文房四谱序》)。苏易简认为,泱泄古先之道,发扬翰墨之精”莫不由此四宝。“苟缺其一,虽敏妙之士如廉颇,不能将楚人也。尝观《茶经》、《竹谱》,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说,况世为儒者,焉能无述哉?因阅秘府,遂检寻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载者”(《文房四谱后序》)。宋雍熙三年(986)撰成此书。 《文房四谱》前二卷为笔谱,汇集了各家造笔的经验和技术。卷三为砚谱,叙述各地名砚制作工艺。卷四为纸谱,介绍各种纸的名目、加工、用途。卷五为墨谱,记载名家造墨经验。各谱体例为一、叙事,说明沿革、产地;二、叙制作,介绍研制技术;三、杂说,采纳有关典故、轶闻;四、辞赋,汇集有关赞咏诗词。苏易简在书中“讨其根源,记其故实,参以古今之变,继之赋颂之作,各从其类次而谱之,有条不紊,既精且博”(徐铉《文房四谱序》)。此书是系统研究我国古代笔、墨、纸、砚的重要资料。 通行版本有《丛书集成》本。

古代食谱。清代朱彝尊(1629—1709)撰。 朱彝尊,字锡,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博学鸿词科出身,授翰林院检讨。清代著名文学家,浙西词派创始者,著述丰富,有《曝书亭集》等。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分饮之属、饭之属、粉之属、粥之属、饵之属、酱之属、蔬之属等目;下卷分餐芳谱、鱼子属、蟹类、禽之属、卵之属、肉之属、香之属等。每属又列许多品种,共罗列400多种菜点烹制方法,内容丰富,是一部反映江苏、浙江风味的重要食谱制作。

亦名《圣宋茶论》。饮茶论著。宋徽宗赵佶撰。1卷。书成于大观初,约2,800馀字。自序称:“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自知为利害者,叙本末列于二十篇,号曰茶论。”全书分为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20目。凡地宜、采制、品味、器具等,无不备论,所述烹试之法,尤为详尽。是书对宋代斗茶之风的兴盛有颇大影响,为中国茶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有明弘治刊本和《说郛》本。

饮食论著。南宋林洪撰。2卷。洪字龙发,号可山,泉州(今属福建)人,肄业杭州。是书记述各色粥、饭、酒、菜肴、点心等凡百余品,皆以山林野味、蔬果、中草药等制作。每品均介绍其原料和制作方法,并多引证前人有关诗词、故事,时寓讽谏之意。其中颇多药膳,如青精饭、百合面、黄精果、真君粥、萝菔面、麦门冬煎等,均涉及疗效。末又附《茶供》、《新丰酒法》2篇,论述茶叶的煎法、功用,及新丰酒的酿制技术。是书反映出宋代文人清静养生、讲究美食的风气,所述颇为详明,为饮食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此外,还可视为中国较早的药膳食谱,对古代医药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夷门广牍》、《说郛》、《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郭绍虞著,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有前驱先路之功。193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解放后多次重印,并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全书分4章82节。一绪论;二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三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四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在论述内容上,作者将中国文学批评分为3个时期,1.从周秦到南北朝,文学观演进期;2.从隋唐到北宋,文学观念复古期;3.从南宋到清代,文学批评完成期。本书编例与他书不同,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但全书篇目章节甚详,读来了然。在上古期中,作者首先从孔墨不同的“尚文”、“尚用”的文学观讲起,论述了最早的文学含义,内容及演变;论证了荀子的“文道合一”观点,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文学观。在中古期里,作者阐述了由于两汉辞赋发展,侈丽闳衍,文学批评相应发展,魏晋始有专门论文的作品,产生了自觉的文学批评;论述评价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学批评专著;论及对各种文体的辨析,文笔的区分,声律音韵的发展变化,文章的风格神气;古文运动以及韩愈、柳宗元。在近古期中,文学批评史实最多,作者论述评骘更加细致详明。北宋的三苏,南宋的朱熹、陆游、严羽,金代王若虚的文论,元代元好问的诗论,明代的茶陵诗派、唐宋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顾炎武、尤侗、叶燮、王夫之、袁枚、翁方纲、章学诚及至桐城派的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等,均有涉及,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全方位、多层次地予以分析评点,多有真知灼见抒发。

全书主体部分共五卷十六篇，另有补编十三篇、附录三篇。此次译注，以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吕葆中主持刊刻的明农草堂印本《晚村先生家训真迹》为底本，以中华书局2015年版《吕留良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吕留良诗文集》为参校本，并从《吕晚村先生文集》等中补入若干与家训密切相关的篇目，以体现吕留良家训教导的完整性。按照丛书体例，在家训原文之后，相继予以今译、简注，并进行实践要点的提示，以充分发挥传统家训的当代价值。 吕留良家训包括四大总纲和两大要点。四大总纲为：一、敬顺，用以伸张儒家孝悌之道；二、无私，促进家族成员和睦相处；三、勤俭，确保家族长治久安；四、去邪，去除邪说妄言，避免搬弄是非。两大要点为：其一，关于读书治学，倡导节义之道，以“勤”“严”为治学法门，将读书视为明理、知性的重要手段，认为治学高于治生；其二，关于为人处世，以敬爱、严慈为原则。

《琴声十六法》琴论专著。作者冷谦，字起敬，号龙阳子。著《太古正音》，其十六法为：轻、松、脆、滑、高、洁、清、虚、幽、奇、古、淡、中、和、疾、徐，这些美学要求对后世很有影响。

中国琴论中最杰出的一部著作。作者明代徐上瀛,是明末虞山派的著名琴家。此书作于1641年以前。古琴演奏美学的论述,渊源长久,徐上瀛根据《琴声十六法》等著述,进一步研讨、阐发,结合演奏实践,概括出弹琴的“二十四况”,即二十四项准则:“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逐条对弹琴的格调、风格、取音、运指及音乐处理作了详尽阐述。在论述上不仅糅合了儒道两家的精神,而且发展了唐宋以来在琴的美学意义上的“意境论”。其主要论点:①重视“意”的统率作用。认为意境中不仅有情、有景,而且亦涵理、涵神,因而“意境”可以是“意”统率下的情、理、形、神的统一。②意境的特征是“无限”(琴中有无限滋味)、“深微”(意存幽邃之中)和在“弦外”(得之弦外则有余),意境是音乐形象的深层结构。③意境的获取需要运用想象(即“神游”),离开想象便不会有意境。《溪山琴况》中继北宋琴家成玉磵《琴论》之后的一部集琴美学之大成的著作,它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的有关琴的审美理论的一切成就。以这部著作为代表的明、清时期的琴论,和这个时期大量的曲论、唱论,皆偏重于艺术创作和表演的实际,探求和总结音乐的具体实践,而不象早期音乐理论那样偏重于哲理的、或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论述,因而对音乐艺术的实践起着实际的指导或解释作用。

古代文学研究著述。龙榆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该书是作者生前在大学任教时的讲稿,原为油印本,正式出版时,经富寿荪整理校勘,对篇章的划分和某些文字作了必要的改动。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渊源》,包括《词曲的特性和两者的差别》、《唐代民间词和诗人的尝试写作》、《令词在五代北宋间的发展》、《论唐宋大曲和转踏》、《慢曲盛行和柳永在歌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宋词的两股潮流》、《论诸宫调》、《论元人散曲》、《论元杂剧》、《论明清传奇》等10章,主要探讨词曲的起源,论述词曲的发展和演变,介绍唐宋词、元曲、明清传奇重要作家的艺术成就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并评价这些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下编《论法式》,包括《论平仄四声在词曲结构上的安排和作用》、《阴阳上去在北曲南曲中的搭配》、《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韵位的平仄转换与表情的关系》、《宋词长调的结构和声韵安排》、《论适用入声韵和上去声韵的长调》等6篇,着重探讨声韵对词曲的作用。作者根据同声相应、异音相从和奇偶相生、轻重相权诸法则,以丰富翔实的例证,阐述了词曲中平仄四声的安排、韵位的疏密和平仄转换对表达思想感情的关系。书中对许多问题的阐发,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对于研究词曲史、声律学和词曲写作技巧均具有参考价值。

韵文史。龙沐勋(榆生)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1935年再版。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诗歌”,历述《诗经》、《楚辞》、《乐府诗》、五七言诗、唐宋诗、金元明清诗之发展过程,于唐宋尤为翔实。下编为“词曲”,分论词曲与音乐之关系;燕乐杂曲词之兴起与发展;令词在唐代之初步尝试及其在西蜀、南唐之发展,至北宋则趋于鼎盛;慢词之形成与词体之解放;正宗词派之建立;南宋词人之典雅化与咏物词之特盛;豪放词派在金朝之发展。继而则转入对元曲之论述,以后旁及昆曲,而杂剧、传奇非全部乐歌者则不予厘入。其论元明词,则以为日渐衰微,至清而复兴,于浙西、常州二派论述尤详。书附录中国韵文简要书目,足资参考。此书着重阐发“一种体制之初起与音乐发生之密切关系”,以及各种体制之流变。继1927年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之后,该书为最早的韵文史之一,在学术界影响甚大,后之作者如梁启勋《中国韵文概论》、吴烈《中国韵文演变史》,鲜有出其右者。

共十四章，条理分明，内容详尽，说理透彻，践行亲切，广泛涉及良知、日用、学乐、格物、安身、造命、进退、出处等诸多层面，可以说囊括了一个人在世生活的全体。心斋家学具有简易直截、庸言庸行、归根立本、门风严谨的特色，把高妙的形上理论与具体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让人能在实际上予以体认，令学说能真正转化自己的生活。心斋不但长于说理，根植于儒学传统，对习见命题层层剖析，新意叠出，又因为早年历经世事，对世道人心有深切的体会，所以谈话能深入人心，直透根本。本书译注者于心斋学上积学有年，在实践要点中又注意扣紧人们的普遍问题和日常关切，真正做到了学问和生活的合一。 每篇均分为“原文”“今译”“简注”“实践要点”四部分。注释会标明心斋所引古籍的原文，可以看出心斋与儒学大传统的关联。译文尽量以平易语出之，又对原来语意不明的地方予以澄清和补充。实践要点则着重于个人的践履，让阅读此书的人能依之而起行，体味心斋学说乃至儒学的真意。

中国明代含有农业内容的科学技术专著。宋应星撰。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万历举人。崇祯七年(1634)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后又任福建汀州府(今福建省长汀县)推官、毫州(今安徽省亳县)知州等。明亡后弃官回乡终生不仕。《天工开物》是作者任分宜教谕时所著,初刻于1637年,但此后几乎失传,直到1929年才出现据日本所藏翻刻本的影印本,后又出了日本营生堂本的影印本及万有文库等本。60年代初中国发现原刻本后,又出了原刻本的影印本。全书共三卷,有18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在农业方面,“乃粒”讲耕作栽培,“乃服”讲蚕桑,“粹精”讲米粮,“甘嗜”讲种蔗、制糖和养蜂。此外“彰施”记制植物质颜料,“膏液”记榨油,“蘖”记酿酒,也与农业有关。本书在每篇后均有多幅附图,表达具体操作情状。书中绝不引经据典,全是经作者直接观察、访问和研究所得,内容丰富充实,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老乡亲》所收录的唐鲁孙杂文，以讲述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为主，作者以细腻的文笔娓娓道来，既是好的文学作品，也是难得的历史资料。无论是谈吃、谈古，还是谈闲情，都隐约可见作者对旧情旧景的感怀。只言片语之间，流露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消失殆尽的担心。

郭化若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书原名《孙子今译》(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对原书作了全面修订以后再版。校勘上,以宋十一家注本为底本,参照《武经七书》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本。对三种版本中有重大出入之处的,加以注明。在注释上,将从前以“字”注为主,改为以“句”注为主,并添加篇名注释和内容提要。对句中某些重要的命题则加试笺,即从战略理论上给以详细的解释。本书除正文以外,前言和再版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前言最早是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一家注孙子》的代序,后来用作前言。前言对《孙子兵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孙子的战争思想、治军原则、知己知彼的作战指导方针以及《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哲学思想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再版的话”有作者对《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的重新认识。作者指出:“《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属于孙武无疑,而其成书时间大概是春秋末或战国初。”“当阖闾去世,伍子胥被伯嚭排斥时,孙武见机引退,总结过去的和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整理成较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从事讲学,经由许多门徒、学生和专门前来请教者们的口传笔录,代代相传,从春秋末到战国初,逐渐形成一部丰富而比较完整的兵法。”“《汉志》所说的八十二篇,可能就是许多口传笔录的门徒们,各自把自己大同小异的记录辗转抄录于简上,以后综合起来,才有八十二篇之多。”作者还指出:“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的出土,对我们研究《孙子兵法》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宜过于夸张,以为《孙子兵法》成书问题等疑问都已解决了。”

俞平伯著，《红楼梦辨》全书分上中下三卷， 上卷集中讨论后四十回的问题，中卷主要剖析前八十回的文体，下卷则侧重佚稿与脂评研究。该书是新红学史上的第一部专著，篇幅虽不大，却涉及了红学的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具有开创价值，学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愈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在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风格多元，文字犀利，一针见血，可谓当时的学术生态实景，有助于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文学界的风气。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享誉学界数十年,然其背后的通史方法论尚少全面而深切的探讨。《通史原理》是张氏晚年集编、著、译于一的重要著述,其中提出的通史选材的六种标准、综合史材的五种“秩序”以及与唯物史观的微妙联系等重要主张,体现出以哲学思维部勒通史写法的特点.惟张氏始终谨守史家的经验主义立场,于哲学取其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忽略恢弘抽象的历史哲学,反映其倾向于追求一种客观、科学、严密的通史之学。

现代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7年出版。自述编撰原则在“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历史事实和思想资料进行辨析、研讨”(《后记》),力求“以理学发展的角度对宋明时期的哲学和思想史进行总结”(《绪论》)。认为宋明理学是“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序》)。从分析社会经济、政治、阶级关系的演变入手,把握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转化的特点,又通过考察北宋时期“经学笺注的没落”、“佛学与道教思想的互相渗透”、“科学技术的发展”等,揭示了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以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为线索,详细考察了理学的主要代表、思想流派及其相互关系。又认为理学家一般都据《易》探讨“性与天道”问题,由此构成了理学的中心。肯定理学“达到了理论思维的很高水平”,但就政治作用来说,“是思想史上的浊流”。系统地阐述了宋至明时期理学的产生、发展和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对了解宋明时期逻辑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