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华北新华书店1945年3月初版，列入“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内收《序》1篇。1946年9月华中新华书店再版，列入“大众文库”，改收《作者的话》1篇。作品是根据抗战时期的真人真事写成的。小说描写孟祥英9岁时死了爹娘，长大嫁到牛家，忍受着婆婆和丈夫蛮横的压迫和残酷的摧残，满肚子苦水“没伸冤的机会”，曾经“两次寻死，都没得死了”。1942年，村里来了工作员组织妇救会，因她“说话把得住理”，被推选当上了主任，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获得新生。孟祥英响应政府号召，克服困难，带领妇女采野菜度荒，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劳动英雄。作者在《序》中写道，这篇作品本来准备写成“生产度荒英雄孟祥英传”，“可是得到的材料，不是孟祥英怎样生产度荒”，而是她“怎样从旧势力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就写成了“一个人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

短篇小说。赵树理著。初载《说说唱唱》1950年第6期。小说写的是农村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艾艾与小晚、燕燕与小进是两对自由恋爱的青年，他们的婚姻遭到村公所民事主任、区政府王助理员及老一辈农民的反对。他们勇敢地同自私自利的封建残余、新政权中的官僚主义及家长的包办婚姻作斗争。在新的婚姻法的支持下，这两对青年终于取得了婚姻的自由。作品通过艾艾与其母亲小飞娥的婚姻对比，鲜明地展示了两代妇女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不同命运，赞扬了新社会妇女的精神面貌。作品用讲故事的手法，以罗汉钱作为情节发展线索，环环紧扣，引人入胜，结尾富有喜剧色彩，具有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曾以《罗汉钱》为名改编成多种戏曲。

长篇小说。赵树理著。初载《人民文学》1955年1至4月号。本书有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1959年2版，1962年3版;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1963年版。1951年，太行山区三里湾村建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二年秋天，社里准备开渠、扩社，于是引起了一系列矛盾和斗争。以党支部书记王金生和王玉生、王满喜、范灵芝等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同村长范登高、富裕中农马多寿等党内外落后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且这种斗争渗透到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婚姻恋爱和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经过复杂的斗争过程，范登高、马多寿等逐渐有了转变，和广大农民一起入了社，解决了开渠问题。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反映了改造小生产者私有观念和封建意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典型。党支书王金生一家是先进农民的代表，王金生党性强，顾大局，坚持原则，办事认真，是合作社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弟弟王玉生心灵手巧，忘我无私，是技术改革的能人。妹妹王玉梅聪慧勤劳，泼辣厚道，是一个秉承着劳动农民淳朴家风的农村姑娘。马多寿外号“糊涂涂”，他和老婆“常有理”、儿子“铁算盘”、儿媳“惹不起”共同构成了自私、落后、顽固的小私有者群像。村长范登高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党内的代表，他在土改时多分了好地因而比别人“翻得高”，于是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顽强地抵制农业合作化运动。老党员袁天成听任老婆“能不够”指挥，虽然加入了合作社却一心变相地多留自留地，尽力维护个人小私有者的利益。这些不同类型的个性鲜明的人物，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艺术表现上，继承并开拓了作者早已关注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传统，注意故事的连贯性和曲折性，以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健康的情趣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

中篇小说。郭源新(郑振铎)著。初载1934年4月1日《文学》第2卷第4号。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这是一篇根据文天祥《指南录》所载史实进行铺陈演绎的历史小说。作品描写文天祥在敌兵压境，众朝臣苟且偷生的情况下毅然出使匈奴，劝敌退兵，虽身处虎穴，却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与敌人斗智斗勇。当敌兵南侵，大宋皇帝已俯首称臣时，身在敌营的文天祥，仍然不为敌人的威逼利诱所动。最后设法从敌营出走，图谋复国大业，历尽千辛万苦仍矢志不移。小说表现和歌颂了文天祥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揭露和批判了宋朝皇帝和群臣的投降主义路线。作品写于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所以作品歌颂文天祥实际上就是歌颂了当时正在人民中普遍酝酿和增长着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作品批判历史上的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批判了国民党政府里推行不抵抗主义的决策者。这篇小说在通过历史题材表现时代精神方面较为成功，为后来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黄公俊之最后》写黄公俊参加太平天国，后来为了挽救危局，两次只身前往湘营，试图说降曾国藩和曾国荃，反遭囚禁后慷慨赴难。

《毁灭》写明末阮大铖和马士英结党营私，弄权欺诈，最后家国俱毁的可耻悲剧。

日记。郑振铎著。1934年10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27年5月至1928年10月，作者曾赴法、英游历，进行参观访问和读书写作。从动身开始，逐日写下了“日记”，并陆续寄回上海，给高君箴阅读，使妻子了解他的游踪。这部珍贵的日记，在几次搬家中大多散失了，仅有四分之一留存下来。于是在7年之后，交给良友出版，题为《欧行日记》。出版时写了《自记》，略述缘起。《欧行日记》是部很有特色的日记，也是很优美的散文作品。作者说，这部日记保存在箧中整整七年，“不愿意，且也简直没有想到，拿去发表。为的是，多半为私生活的记载，原来只是写来寄给君箴一个人看的。” 《欧行日记》的真实，自然可知。这样的日记，才是最真切可读的日记，它与一般为了给读者阅读的“日记”是大不相同的。郑振铎是著名的散文家，文笔真切，描写细腻，以抒情见长。作者说;“这部旅行日记，便不完全是记行程、记游历的干枯之作，其中也许还杂着些具有真挚的情感的话。”(《自记》)这正是《欧行日记》的可贵处，使它与流水账式的枯燥日记不同，具有真挚感情，具有细腻描写，成为优秀的散文作品。解放后，《欧行日记》没有单独出版过，现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的《郑振铎文集》第2卷中。

本书收录短篇小说七篇：《性的屈服者》、《晒禾滩畔的月夜》、《不平衡的偶力》、《约伯之泪》、《蔻拉梭》、《末日的受审判者》、《三七晚上》。前五篇小说是恋爱小说，写知识青年男女的恋爱，后两篇是“身边小说”。

张资平著。发表于1921年《创造季刊》创刊号。写一个旅日华侨与日妇所生的混血儿秋儿的悲惨遭遇。秋儿的母亲在丈夫死后带着女儿嫁给村中的一个老牧师。因不堪后父虐待，秋儿离家出走，在东京郊外某工厂当女工时被理事奸污，后沦为妓女。不久，又受留日学生H的欺骗，同居一月即遭抛弃。那时她已被警署注意，不能再继续卖淫，只得在寂寞的渔村里时刻怅惘地思慕着她出生的祖国。秋儿心地纯正、善良，对恋人一片痴心。作者通过她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和爱国的情思。

张资平的小说《一班冗员的生活》全面细致的反映了一群留日学生精神和物质上的苦难和痛苦。C君生活困顿，整天为了节省开支费尽心思；言君是颇有民族气节，不穿日本服，不说日本话，心怀大志，希望能救国；程君却因恋爱耽误学业，被取消官费，难以忍受贫困的折磨，无奈之下回国。

本书发表于1921年。《绿霉火腿》写邬伯强到日本东京留学，因为带来的火腿长了绿霉而生出一系列事端，先是房东发难说他不应该把火腿挂在墙上，后是番头责难他没有把火腿挂到厕所里，直到朋友子琛来探望，火腿被番头等一干人吃掉，伯强才得到番头的尊重，但他还是觉得受不了民族歧视和人格侮辱而搬走了，反映了贫苦学生在经济压迫下的困顿苦闷，求学无门的艰辛无助。

《爱之焦点》写于1922年。Q先生与他表姐N早在小学时候就相爱，后来Q到外地谋生，写信给N表达自己的思念，并勉励她坚定信念，勇敢地追求爱情。然而N经不起物质欲望的诱惑，终于违心嫁给了M。此后不久，M病逝了，Q已与别人定亲，N念起往事，无限感伤。

《公债委员》属于恋爱小说，主要写的是公债委员陈仲章和阿欢的婚恋生活。小说开头描写一个已经退职的公债委员（陈仲章）伙同一个革了职的排长，携短枪到某村假托发行公债票的名义勒索乡村富绅，最终事情败露，陈仲章被捕。内层故事则写阿欢病重，陈仲章百般筹款而不得。其中夹杂着由于缺少金钱而引起的生活困窘和心理焦虑。

《小兄妹》 以悲苦、凄凉的笔墨叙述了一个穷教授的日常琐事：拮据度日、借债典当、感情麻木……这正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写照。主人公的孤独无助和悲切辛酸能唤起许多读者的共鸣，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寂寞的寒夜，J一个人低着头在黑暗的街路上急急的走。路上不见一个行人，只有一名巡警站靠在一家的墙面打盹，听见他的足音忙睁开眼睛来。他一面走一面听见那位巡警在他后面打呵欠。铜圆局的汽笛在暗空里悲鸣，他知道夜已深了——中夜的十二点钟了……

短篇小说。张资平著。淡黄色的阳光由面西的窗口射进来了，时间大约是四点钟前后。阳光晒得到的部分，毡子也染成淡黄色了。两小时以前V就睡下去的，像死尸般的身体一点不动地睡着。他像熟睡着，但他觉得到晒在他的肩背上的阳光。他也听见妻在床首的一把矮竹椅上坐着叹息的声音。“爸爸！”V又听见小女儿呼他的声音。V忙翻转身，微睁开眼睛。他看见了攀附在床沿上的一双白嫩的小手了。他又看见了她的一对流动的黑水晶般的瞳子，最后看清楚了她的花蕾初开般的笑颜了。他的朦胧的意识也清楚了。V忙坐起，伸手去把站在床沿边的小女儿抱上床来。

因为生活问题，近一星期来V不能不加紧他的翻译工作，再次失业的V的一家生活唯有指望此项工作的报酬费了。
此项工作是一位同学介绍给他的，因为是属自己的专门学科，并且其中材料多半是从前引用过来教授学生的，所以翻译时倒不觉十分困难。

短篇小说。张资平著。年关逼近，债主临门，儿子重病。

长篇小说。张资平著。列入“创作丛书”。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29年11月初版。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描写了北洋政府某高级官员家庭中的种种奇闻丑事，诸如姐姐与妹夫通奸，妹妹与家丁同居，姐夫高升后提携妹夫当公使等等。这在客观上具有社会批判意义，但作品主要篇幅是对男女性生活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具有不健康的消极作用。

在岭南的重山叠嶂中，有一农村，叫做归来乡。在村的南端雁飞峰下，有一列人家。其中外观上比较宏大的，要算是涂震南的一家了。快近正午时分，村中家家屋屋都起了炊烟，只有涂家还是冷森森的。进了初夏了，太阳烈烈地把这山中的一块洼地晒得十分郁热。只有涂家给山麓的参天的松杉拥抱着，虽在太阳晒得最烈的时分，住在这屋里的人穿着夹衫也不觉热。一个少女，约莫有十六七岁，系着围裙，穿着木屐由屋里走出来。她手中捧着一个黑色的瓦钵，里面盛的是糠粉和稀饭混成的喂鸡的食料。一群鸡儿叽叽格格地跟着她由里面出来。她把瓦钵搁在门首的一株大树脚下，群鸡便围着黑瓦钵抢啄糠饭。

本书是将他创造社时代的自述文字及回忆创造社时代生活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也可以说本书是一本自传。内容有：《写给谁的信》、《白滨的灯塔》、《澄清村》、《通信一则》、《我的创作经过》、《曙新期的创造社》、《新经A字自序》。除了创造社活动，张资平再也没有可圈可点的事业可供他作堂而皇之的自传文章了。

长篇小说。张资平著。1931年现代书局出版。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我”的家乡在岭南，高祖父在前清开绸缎庄发了财，但到祖父、父亲这两代家道中落。父亲为谋生曾到过南洋，但回家为祖父奔丧连丧葬费都不够匆中一贫如洗，父亲只得开一蒙塾，“我”也跟在父亲身边读书。17岁时，父亲打听到省城官费的测绘学堂开始招考，于是东筹西借了二十块大洋，送“我”去省城考试，“我”为能在省城学校念书兴奋异常。但在复试时，“我”被一篇史论难倒，名落孙山，怀着沮丧的心情回乡，在一个初级师范学校混了两个多月。后来又去参加清华学校的考试，并取得了复试的资格，但因家中久不寄钱，只得替人代考，最后决定安心在高等巡警学堂学习。当时许多有为青年积极献身革命，而“我”则为保持世家的门面，仍醉心于科举考试。自从顶替别人考试之后，便知道人立足于世应准备几个假面，从此“我”的精神开始向病态方向发展，不仅对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漠不关心，还仍在自己个人的小天地里怨天尤人，真象一颗没有轨道的暗星，完全无目的地在天空中乱碰乱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部自传体小说塑造了一个在大革命动荡年月里，仍一心只求自身荣华而远离时代的青年形象，然而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他的理想又不可能实现，因而成为社会的多余人，整天愁眉苦脸，找不到出路，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小说采用第一称手法，富有抒情性，写得情真意切，很有感染力。

《红雾》是张资平的长篇小说，1930年11月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张资平的作品反映“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热烈追求，以及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和金钱势力对他们的束缚。他以客观平实的写作态度，清新流畅的笔调，再加上甜熟柔婉的情致，使张资平的作品很快一纸风行，同时也以众多的女性形象完善了新文学人物画廊的谱系，在文学史占有一席之位。

长篇小说。张资平著。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7月初版。写于1926年11月1日至12月6日。作品描写了女主人公美瑛先不愿嫁人，年纪大后想嫁农民阿松又嫌对方穷，想嫁小商人松卿又觉得他丑陋，最终与表兄成亲仍后悔，遂与妹夫勾搭同居。去南洋寻夫时，她与松卿发生了不正当关系，染上梅毒流产将死。

现代长篇小说。张资平著。初载1926年7月1日《创造月刊》第5至6期，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3月1日出版单行本，列入“创造社丛书”。作品描写“五四”时期一对青年男女由于性的困惑而堕落、毁灭的故事。青年女性苔莉发现丈夫白国淳对己不忠，为了报复，她爱上了丈夫的表弟谢克欧。谢克欧一方面为苔莉的美貌、多情所倾倒，另一方面却碍于表兄的情面，同时也不愿牺牲自己的声誉，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使他患得患失。不久，白国淳去乡下处理家产事务，苔莉和谢克欧终于在性的寂寞和困扰中堕落了。然而，他们之间的恋爱完全“是由两方的相互的同情和肉感构成的”，并没有真正的爱情。特别是谢克欧对苔莉并非处女耿耿于怀，并且产生了对她的厌恶和憎恨。苔莉也明白这一点，但她为了维系和谢克欧的关系，敦促他与自己正式结婚，只好对此保持沉默。长期的、无节制的性生活毁坏了他们的健康，他俩分别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和血斯得利病。同时，他们的关系也终于被白国淳发现，并且受到白家和社会的指责。谢克欧企图另行择偶结婚来摆脱困境，但遭到苔莉的坚决反对，绝望之中与苔莉双双投海自尽。作品具有反映“五四”青年冲破旧道德、旧礼教的束缚，追求真正的爱情和个性解放的一面，也有简单地描写男女性爱，渲染性苦闷、性冲动的倾向。

现代短篇小说集。张资平著。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6月初版，列入“创造社丛书”。收《梅岭之春》、《Curacoa》、《末日的受审判者》、《圣诞节前夜》、《密约》、《双曲线与渐近线》和《爱之焦点》等短篇小说7篇。本集作品主要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婚姻、家庭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梅岭之春》是张资平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24年8月，描写村姑娘保瑛从小就做童养媳，15岁进教会女中，一边读书，一边为亲戚吉叔父看小孩。不久，保瑛受吉叔父引诱而怀孕，只得回去与那目不识丁的做牧童的小丈夫作伴。她心里却痛恨这“社会习惯的束缚和礼教的制限”。吉叔父也因此迁往别处任教。《双曲线与渐近线》写于1922年11月。郑均松是某县女师的教员，与女学生梅茵相恋，而梅早已订婚。梅离校后5年已有子女，偶遇郑，仍情不能已。别后又来信，缠绵动人。郑为此毅然结婚，梅的旧物都被妻儿毁去。多年后梅忽来信，说已皈依上帝，前罪尽蒙赦免。郑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