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中国现存最早的淡水养殖专著。又名《养鱼经》、《鱼经》。著者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南京吴县人。举嘉靖乡试。成书于1540年以前。全书凡三篇。第一篇述鱼种。记载了天然鱼苗的捕捞及养殖方法,以及青鱼、草鱼鱼秧的食性及鲢鱼鱼种养殖中要注意的事项。所记明代松江府海边的鲻鱼养殖,是中国鲻鱼养殖的最早记载。第二篇述养鱼方法。对于鱼池建造,总结出一套有成效的方法。如主张二池并养,可以蓄水,可去大存小,免除鱼类受病泛塘而受的损失等。池水不宜太深,深则缺氧,水温低不利鱼类生长。但池塘正北要挖深,以利鱼受阳光,可以避寒;池塘环境要适应鱼类生长需要,指出池中要建人造洲岛,以利鱼类回游,可以快长;环池周围可种植芭蕉、树木、芙蓉等植物。对于鱼病防除,科学地指出鱼类排泄物不可过多,否则鱼食之会发病;池中流入碱水石灰也会使鱼得病泛塘。强调饵料的投喂,要定时、定点,要根据鱼类生长阶段及食性投喂。还指出不可捞水草喂鱼,以防夹带鱼敌入池。《种鱼经》反映了明代淡水鱼类养殖技术的经验及成就。第三篇主要记载海洋鱼类的性状及异名。全书约3000余字。有《居家必备》、《明世学山》、《百陵学山》、《夷门广牍》、《小史集雅》、《文房奇书》、《广百川学海》、《丛书集成》等版本。

明代茶书,2卷,存。明代徐献忠撰。徐献忠(1483～1559),字伯臣,号长谷,松江华亭(治今上海)人。嘉靖四年(1525)举人,官奉化令,有政声。后弃官寓居吴兴(治今浙江湖州),与何良俊、董宜阳、张之象俱以文章气节名,时称四贤。及卒,门人私谥贞宪先生。有《吴兴掌故集》、《唐诗品》、《乐府原》、《金石文》、《六朝声偶》、《长谷集》等。事具《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九《徐先生墓志铭》、《明史》卷二八七等。此书前有田艺蘅序,署嘉靖甲寅(三十三年,1554),当撰于此前不久,约略与《煮泉小品》同时。书后有蒋灼跋。此书约6000字,上卷分源、清、流、甘、寒、品、杂说7目,下卷仿《煎茶水记》对东南40余处之水一一品鉴,作出评价。田艺蘅以为堪称明代泉史。此书有《茶书全集》、《夷门广牍》等本行世,《续说郛》(卷三七)为一卷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六著录于《子部·谱录类》存目,《提要》称:目仅34水(按:应作36),书中多5水,对陆羽时有批评。又云:“然时有自相矛盾者……恐亦一时兴到之言,不必尽为典要也。”

中国画论著。明代周履靖编撰。文嘉校。一卷。刊行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主要版本有万历二十六年金陵荆山书林《夷门广牍》刻本、《丛书集成》本、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影印本,《中国画论类编》辑录画论部分,《中国版画史图录》辑录图式部分。本书是一部人物画图谱。全篇图文相配。第一部分为人物画概述。分别为:论述人物画发展史,立曹仲达、吴道子两家为“学者取宗”;论人物衣纹之法,强调“用笔全类于书”;论人物必分贵贱气貌;论人物行立坐卧姿态,以“古、怪、秀、雅”喻之;述衣褶描法,列“十八描”;分述人物面像与背像的画法比例。所发之论参融古法,简明精当,比喻形像,便于后学。第二部分为人物画法的图示。分别为临流、索句、听泉、舞袖、挥扇、倚树、徜徉、濯足、凭石、趺坐、散步、醉吟、传盃、采芝、携琴、题壁、观水、回首、静憩、晤语、观泉、谈玄、浮白、观书、拂尘、望月、呼僮、酕醄、酩盯、让履、盘桓、倦绣、调莺、捣衣、题叶等,共三十六种,图画秀雅,镌刻精致,不但是习画入门者捷径,也是明代版画艺术的精美之作。卷末附载写意画法四幅,每幅所绘约有数式,均未标注题名。

唐代女学士宋若莘撰,其妹宋若昭注释订正。古代妇女道德的通俗读物。宋若莘、宋若昭两姐妹,性素洁。仿《论语》,以韦宣母文君宋氏比孔丘,以东汉班昭等比颜渊、闵损,用问答体,四字一句,推明妇道所宜。前有自序。主要篇目为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管家等。清王相编入《女四书》,成为是闺闱中进行女子道德教育的重要典籍之一。《旧唐书》卷五十二有女学士尚宫宋氏传。版本有明末多文堂刊本、《说郛》本。注本有明王相笺注《闺阁女四书》。

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梁漱溟著。1937年山东邹平乡邨书店印行。分甲乙两部及附录“我们的两大难处”。甲部阐述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治道与在近代的崩溃、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中国政治无办法建立国家权力等问题。乙部对乡村建设即新社会组织构造的建立、组织原理、具体组织、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实现一个理想社会的出路等问题作了论述。全书走文化哲学的致思路径,即以“人生向上的心”为一切事情的“原动力”,以“理性”为中心哲学观念,来解释中国文化的特点、精神与近代中国社会。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一为伦理尚情谊,一为人生向上尚义理。指出中国文化的长处即在能发挥人类的理性,以往中国社会秩序赖以维持的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都是理,而理的代表者为士。认为中国文化中的理不是西方客观事理的理,而是主观情理,是超计算的感情力量,为有发动行为的力量,是个应当,是个可能,是生活上的一个方向,同样可称为“理性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应当是理的奔赴,而人的向上心是生命最有力量的地方,随时可以让人自觉认识这个可能。主张乡村和理性是中国社会的根。认为中国近百年史则是一部乡村破坏史,近代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没有自觉的意识,近代中国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即在对固有文化“自觉地破坏”(自力破坏)。

陈垣著，发表于1929年，在“中国史料整理的方法”一节，分“史籍的整理”和“档案的整理”二大类。其中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要给各种史料和档案编目录和索引，“把我们的史料整理起来，多做机械的工夫，笨的工夫，那就可以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了”。陈垣对目录学的重视，完全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整理的角度出发，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本书主题是“古文课”。书中收录了傅斯年、朱自清、游国恩、萧涤非、浦江清等五位先生的文章。内容按时间顺序，将中国历史上璀璨的古文瑰宝进行梳理，从《尚书》等先秦经典到两汉民间乐府，从建安文学再到话本和小说的起源，逐一展现中国文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变迁。本书秉持兼容并包的精神，通过对经典古文的讲解，来展现西南联大包容、高质量、重基础的通识教育。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著。我国首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犹太教的学术论著。写成于1919年11月。首先刊载于 《东方杂志》第17卷第5、6、7号(1920年2、3、4月)。1920年10月重新整理后出单行本。1923年12月作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文库》之第72种出版,个别地方有所增删。后收入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全书共12章,卷首全文刊载开封犹太教清真寺三件碑文并加考证,然后从犹太人始至开封的年代,与回教的比较,挑筋教之名的由起,有关人物、会堂、经卷,以及寺中的匾额和楹联,分别详加分析和考证。作者全面论述了中国古代犹太教及开封犹太人社团的历史,初次全文刊载了有关碑文和资料,并广泛搜求方志等史料,对有关人物史实作了印证,从而超越了以往西方学术著作的水平,作为中国宗教史的一部名著,至今仍为中外学者所推许。

陈垣著，1917年作，1920年排印单行本，作者在开篇讲得很清楚：“此书之目的，在专以汉文史料，证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认定《元史》之也里可温为基督教，然后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以为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作者一一介绍自清初以来，钱大昕、刘文淇、魏源等人对于也里可温的论述，从钱大昕的疑惑不解、不明何意，到尝试着解诂阐释，解为有缘的人、有福分的人、和尚道士、西洋人、景教徒、天主徒基督徒，前人的旧说虽也在一步步接近正解，但止于词语解释而缺乏资料钩沉和史实爬梳，陈垣通过自己广泛的材料搜集和精详的分析，展示了元代也里可温教之东来行迹，其戒律、人数、有名之人物，包括教徒“军籍之停止”、“徭役之蠲除”、“租税之征免”，以及也里可温教与景教之异同，及其在元代受到政府尊崇和遭遇异教摧残的史实等等，堪称一部元代基督教简史。

本书主题是“文化课”。书中收录了冯友兰、张荫麟、汤用彤、罗庸、雷海宗、吴晗、闻一多等七位先生的文章。本书从中西文化的比较入手，渐及中国历史文化、人文文化，最后通过对哲学与人生的讲解，形成了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文化的完整概述，展现了西南联大通识教育“以民族文化为主体，融汇古今、中西文化而重建现代中国文化”的特色和各位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

画学论著。清王原祁撰。一卷。题画凡五十三首。所画皆仿古人之作,其中,仿黄公望作品多至三十五幅,又有仿倪云林、黄公望合作的作品。提出学古人应以“神遇”,“不以迹求。”(《仿黄子久》)的观点。指出“画法莫备于宋,至元人搜抉其义蕴,洗发其精神,实处转松,奇中有淡,而真趣乃出,四家各有真髓,其中逸致横生,天机透露,大痴尤精进头陀也。”(《仿黄大痴长卷》)反映其倾倒于黄公望而追求其神韵的美学思想。有《昭代丛书》本、《美术丛书》及《画论丛刊》据其收录。《历代论画名著汇编》题为《麓台画跋》。

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一代学者，为他们所创造的成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本套图书力图通过在西南联大担任过教授的15位大师的优质文章，从多个角度呈现西南联大通识课的面貌，并展现西南联大的学术风采，以及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等诸位大师的教学风格和人格修养。这些文章都是大师们在各自擅长领域所写下的，从中不但能看到大师们对于学问的认真，对于教育的坚持，还可以在这些文字后面看到大师们在时代剧变中始终屹立不倒的身影。 本书主题是“诗词课”。书中收录了游国恩、浦江清、闻一多、朱自清、萧涤非、罗庸等六位先生的文章，涵盖中国古代重要的诗人、词人和作品，并按照时间顺序将诗词产生的根由和发展的脉络梳理清楚。本书通过对诗词的形成、发展以及诗词内容的讲解来展现西南联大包容、高质量、重基础的通识教育，进而展现西南联大卓越的学术风采，以及各位先生新颖、全面、前沿性十足的学术成果。

清康乾年间新绛人李毓秀作。初版时称《训蒙文》，浮山贾木斋修订为《弟子规》。辗转翻印，流传甚广，以其便于诵读和切于实行，成为清代与民国年间通用的儿童启蒙读物。共360句，1440字。以浅近的文字、三字经的形式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处世做人的道理和待人接物的礼貌常识。前8句为总叙；第9句至108句主要讲“入则孝，出则悌”；第109句至312句主要讲“泛爱众，而亲仁”；313句至结束主要讲“读书法”。通篇文风质朴，言简意赅，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一定影响，对社会文化规范的建树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如“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晨必，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人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刻薄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惟德学，惟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等等，都可谓至理名言，至今仍在民间流传。

我国古代的启蒙教育课本。南朝周兴嗣编。拓取王羲之遗书中1000个不同的字,编成表达一定意义的四言韵语,叙述了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押韵自然,结构简单,便于诵读。以识字为主,兼及思想和知识教育。自隋代至清 末广为流行,对后代编写蒙学课本有很大影响。历代有多种续编和改编本,如宋代胡寅《叙古千文》,元代许衡《稽古千文》,明代周履靖《广易千文》,清代何桂珍《训蒙千文》,龚聪《续千字文》等。东传日本后,成为日本初学汉文者的课本。

《诗的作法》初版于1931年，原由世界书局出版，以后又多次重版。该书共四章，兼论古今各体诗的作法，分别讲了其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具体写法及诗歌赏读与戒忌等，最后附录有其所见历代诗话的目录。与传统诗话不同，胡怀琛适逢新旧思想、东西学术交融时代，他游走于新旧诗之间，既吸收了传统诗学的一些观点，又放眼世界诗歌文化，在此著作中展现了其通融新旧诗的学力。第一章为“作诗的基本知识”，第二章“如何作诗”第三章是“杂论”。实际上他此章只阐述了关于诗的赏鉴、读法和戒忌几点。第四章“旧诗话的目录”

胡怀琛著，主要介绍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王士祯这八位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创作艺术。胡怀琛先生对八位诗人的诗歌特点及其发生与源流进行了精到的论述，使读者在很短时间内得以了解中国古代杰出诗人与优秀诗歌的成就，可称是一部简明的中国古代诗史。本书通过对中国古代八位伟大诗人的介绍，梳理出了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和艺术走向，可称是一部简明的中国古代诗史。胡怀琛先生从个人的赏鉴喜好出发，对八位诗人的诗歌特点及其宗源进行了精到的论述，使读者在很短时间内得以了解中国古代诗人与诗歌的成就。

我国古代简明姓氏手册。北宋时编,作者佚名。因北宋皇帝姓赵,是当朝国姓,故赵姓列于百家姓之首。钱是五代十国时吴越小朝廷皇帝的姓,故次之,孙是吴越王钱俶之正妃之姓,李是后唐李后主之姓,故“赵钱孙李”便为百家姓第一句。“百家”是一个习惯用语,本义是指士族,泛指天下诸姓。百家姓共收录约500个常见姓氏。由于只列姓氏,以四字为句,按韵排列,虽无文理,但读来琅琅上口,易记便诵,故一问世,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姓氏普及读物,也是古时流行的儿童启蒙课本。《百家姓》流传后,明吴沈又编有《皇明千家姓》,改以朱姓居首。清康熙时以康熙本人名义,由臣僚编有《御制百家姓》,又以“孔”姓居首。但流行的仍然是《百家姓》。

汤用彤著。原为作者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在中央大学及北京大学授课讲义,后由汤一介整理校定,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全书五章,分别为“隋唐佛教势力之消长”、“隋唐传译之情形”,“隋唐佛教撰述”、“隋唐之宗派”、“隋唐佛教之传布”。书末附有隋唐佛教大事年表和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书中叙述了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注意佛教的发展与社会政治之关系。并详细叙述了隋唐时期佛经的翻译、中国僧人的著述以及各宗派的发展情况。还将隋唐佛教与魏晋佛教作了比较研究,归纳出隋唐佛教具有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系统性四个特点。收入《汤用彤论著集》之二。

中国旧时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麟编著(一说为宋末区适子著)。今本经章太炎修订。都是三字一句,便于诵读和背诵。内容包罗甚广,其中也涉及伦理道德方面。如“人之初,性本善”,但不教育就会背离善性——“苟不教,性乃迁”,故父母师长要尽教育之责,把三纲五常作为立身的准则,把扬名显身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以古人刻苦求学、追求功名,终于有成的事例,勉励少年勤学上进、跻身仕途、荣宗耀祖等等。其在民间流传甚广。

《陶行知教育箴言》从陶行知先生诸多著作中精选出最经典的内容，将其平生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精髓汇集成册，以箴言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全书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处处蕴涵哲学的思辨、教育的智慧。这些经典内容历经数十年的考验，仍保持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并对今天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朱光潜著。写于1932年。同年11月作为作者《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后的“第十三封信”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作者自称该书是《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朱自清作序说:“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没有的。”作者谓本书意图是从人对现实的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三种态度谈起,讨论美感经验中诸问题及美感与联想、文艺与道德、美与丑和艺术的起源、创造、艺术美等问题,以达到“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的目的。与《文艺心理学》所不同的是,本书采用书信体的方式,文笔浅近,情文并茂。其最后一章谈到“人生艺术化”问题更具特色。收入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

徐复观著。1966年台湾学生书局初版,1984年增订八版。1987年沈阳文艺出版社出大陆版。全一册。此书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为姊妹篇。作者以中国训诂学、考据学与西方康德哲学、胡塞尔现象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比较间融的方法,审察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经籍、艺术文论与画史,讼冤辨伪,疏源扶正,诠述中国的艺术精神及艺术根源、艺术发生、艺术本质,以及以绘画为主的艺术发展史。展现了以中国哲学的心性论为基础的、有现代释义学特征的美学理论建构。旨在显发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的道德、艺术、科学三大支柱中实有的艺术支柱。指出中国文化至孔子始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也只有孔、庄两个典型。孔子所开出与奠定的是儒家系统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精神,是仁乐(道德与艺术)合一的典型,此为万古标程。庄子所开出与奠定的道家系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是彻底的纯艺术精神。老庄的道落实于人生为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此至庄子始显著。庄学心斋与坐忘工夫所把握的虚静的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此艺术精神所成就的是“至乐天府”即艺术的人生与人格的彻底艺术化,其真实内容乃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此一思想系统开导出中国艺术发展的坦途,此后中国的艺术活动尤其是绘画的主流始终在庄学精神中发展,并认为庄子对艺术精神主体的把握及其成就乃直接从其人格中流出,而吸收此一精神的大画家大文学家的作品也直接从其人格中流出并即以之陶冶其人生,故庄学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是中国艺术的主流。此书概念明确,思路清晰,分析透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汉语语源学的第一部著作。东汉刘熙撰。《释名》 之“名”,指事物名称之名,即现代所谓 “概念”。刘熙在 《释名》 中试图将各种事物得名的来历作一探求,以作出语源上的解释,使人明其 “所以然”。这在古今,都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题目。全书分二十七篇,共一千五百零二个词条,大部分是 “百姓日称” 即日常词语,体例仿照 《尔雅》,有《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形体》、《释姿容》、《释饮食》、《释衣服》、《释宫室》等。《释名》的释义方法非常特别,主要是利用同音或近音的字,以及双声叠韵,即所谓 “声训”。如:“皮,被也,被复其体也。”又如:“兄,荒也; 荒,大也。” 再如:“胎,始也。” 汉代语言学,《尔雅》 为训诂之始,《方言》从比较方言角度研究词汇,《说文解字》从文字角度研究语言学,《释名》则从声音来释义,在汉代语言学中别开一番天地。

修辞著作。陈望道著,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新1版。全书共分12篇。第一篇概述修辞现象和修辞学全貌,指出修辞有积极修辞、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第二篇讲述修辞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第三篇分析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的区别和联系。第四篇“消极修辞”,从明确、通顺、平匀、稳密四个方面论述。第五篇至第九篇“积极修辞”,分辞格和辞趣两大部分。辞格部分重点论述了材料上的、意境上的、词语上的、章句上的4大类38种辞格,辞趣部分论述了辞的意味、音调和形貌。第十篇阐述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第十一篇介绍各种文体风格。第十二篇为修辞学小史及结语。该书不仅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方法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归纳分析,而且从理论上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方法等作了科学说明,从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新体系。该书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学论著。郭沫若著。1930年出版。1947年上海群众出版社修订出版。自序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它为响导”。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本书系统地研究了先秦历史,从渔猎、畜牧、耕种、工艺、贸易等社会生产活动中,找出了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法律、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从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的产生与对立中,说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透过三皇五帝、唐虞禅让,大同之世等神话传说、结合考古资料,揭示了中国远古社会的风貌,从而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史学家描绘的古史系统。根据先秦社会的演进,推断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指出中国也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阶段。本书是第一本运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阐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史学著作,第一次提出中国经过奴隶制的论断,从而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本书存在着用恩格斯分析过的西方情况硬往中国古代资料上套的痕迹。在一些问题的论证上存在着严重偏差。如认定殷代为原始社会末期和金石并用时代;把《周易》当作殷末周初的作品,据以研究其时的社会状况;将《尚书·洪范》认成箕子所作,据以分析周初的思想;误信罗振玉的《殷文存》和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否定中国井田制度的存在,以及忽视两周社会的不平衡性,等。其中一些缺点已在其《古代社会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得到纠正。有些观点作者后来也有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