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三卷。附录一卷。清陆廷灿撰。陆廷灿,字秩昭,嘉定 (今上海市嘉定县)人。生卒年不详。曾任崇安县知县,候补主事。著有《续茶经》外,还有《南村随笔》、《艺斋志》。从唐代以来,茶品首推武夷,武夷山即在崇安境内,廷灿崇安知县,悉知其情,任职期间已成草稿,归田后编撰成《续茶经》及其《附录》。是书前载陆羽《茶经》原文,并从其原目广采诸家茶说以续之。上卷续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中卷续茶之器。下卷分为六部分,下卷之一续茶之煮。下卷之二续茶之饮。下卷之三续茶之事。下卷之四续茶之出。下卷之五续茶之略。下卷之六续茶之图。书后载有《附录》,主要记述历代茶法。茶法,陆羽《茶经》本无此目,而是廷灿另补的,征引繁富,其法切实可行。现存雍正中刊本、雍正乙卯寿椿堂刊本、《四库全书》本。

柳诒徵著。南京中山书局1932年出版。该书撰于1919—1921年间,时值“五四”前后的社会大变革,作者力图宣扬“文化救国”的匡时主张,认为“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全书共三编,第一编自远古以迄两汉,这时期是中华民族本着自己的创造力,将部族建设为国家,形成一个独立文化的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这时期是印度文明传入中国,和中国本土文化抵牾而融合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这时期是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寝,西方的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率相合汇时期。由于本书能以世界文化发展演化的眼光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且又能列举大量参考书目,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故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反响。胡适称该书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本书为陈友松先生的英文博士论文，根据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注重比较教育和教育经济的研究，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赏，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誉为“在教育学与经济学之边缘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工作。”此书为我国教育财政学的第一部专书，开拓了新领域。陈友松留学美国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比较教育和教育行政。他撰写的这本博士论文，对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经费筹措、分配和使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此书的完成有赖于大量的、翔实的第一手统计资料。在广泛征集材料过程中，他曾向哥大校友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长）提出要求，希望宋提供历年财政报告。宋慨允，装了一大木箱统计报表空运到美国供他使用。陈先生用三年时间发奋工作，得以优异成绩完成论文。为此他的导师杜威（教育家、哲学家）赞他为“东亚一流学者”。

钱基博著，1937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钱基博将克氏兵法大旨概括为三点:(1)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2)战略无妨政略,外交以辅军事;(3)操纵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人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本书编译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山维兹军事思想之精粹，博引中国古代兵家典籍以印证，发其大义，明其蕴奥，乃钱氏论兵法之精者。

著名学者王治心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部学术著作,代表着当时学术界对中国宗教思想史作宏观研究的最系统的成就,以后将近50年间,在中国宗教学术的这一领域,一直没有任何新著能出其右。该书虽出于作者对宗教问题的体认和情感而反映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但却以客观冷静的学术态度,运用自远古至当代的大量丰富材料,简明扼要地梳理和评述了中国几千年间极其复杂纷乱的宗教思想。从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创世神话、巫觋卜筮说到三代的宗教思想,从 《中庸》、《楚辞》 中的宗教思想说到秦汉的谶纬迷信,从佛道的传布和争端说到唐代景教与回教的传入,从三教的关系说到明清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从太平天国的宗教说到民国以来的反宗教运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以十几万字的小篇幅叙述几千年诸多宗教的大历史的同时,作者还吸纳了当时新生不久而对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宗教学理论(如行动先于思想的宗教起源论),正视并回答了当时的许多学术和思想难题 (如中国是非宗教国还是多宗教国、宗教与科学和迷信的关系等等)。除了对中国宗教思想历史上的很多问题都有新颖独到的视野见解之外,作者在当时提出的某些观点 (如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宗教意识可归入宗教思想等等),甚至对20世纪即将结束时的中国宗教学术界来说,都是毫不陈旧而富于启发性的。

《骈文通义》分五个部分，简述中国骈文之发展、演变。《骈文通义》认为文/言、文/词、文/笔之分有其必然性，经过文饰的文言是文明演进过程中天然形成的。文语二分，文逐渐独立于经子诸史之外，都是一种自然的演进。而且，钱基博将孔子所撰的《文言》视为“千古文章之祖”，并以孔子为界划分出孔子以前的“白话文学时期”和孔子之后的“文言文学时期”。那么，从口语转为文辞，逐渐加以文饰，并独立出“文”，恰恰是文明的上升演化的过程。他认为，孔子所撰的《文言》“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因此奠定了后来的骈文作为文统正宗的依据。明代以降人们将韩愈视为古文，而韩文在唐代仅仅是“笔”而已。直到近代以来桐城派自奉为文章之正轨，失去了文章真源的理解，骈文正宗的说法才受到压抑。另外，钱基博认为，从中西对比来看，骈文这种介于散文、韵文之间的文体，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所以，“文之用偶，出于天然”，骈文文体是文统所在，非骈不成文。

中国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潘光旦研究中国传统家族的专著。1937年成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从家谱与人才之间的关系入手，即以明清两朝嘉兴地区的望族为研究对象，讨论嘉兴人才辈出与其地有名望的家族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以及望族在氏族通婚、存续时间等方面的特点。 该书的主体部分由3类图表构成，①作者从《嘉兴府志》《嘉禾征献录》以及大量嘉兴及其邻郡家谱、乡会试硃卷、年谱中钩稽出的嘉兴91个望族的血系分布图，并从4个方面叙述了这些望族的情况：氏族的由来；氏族的世数、人数等；与他族发生婚姻关系的次数；关于该族盛衰兴替的论证。②以第一类图为基础绘制的一张嘉兴望族之间血缘网络图，呈现出这些望族之间存在的婚姻关系。③这91个望族世泽流衍（世代相承的久远程度）情况的统计表。通过这些史料的整理和组织，作者认为嘉兴望族之间的血缘网是产生嘉兴人才的重要来源，这一论断的得出反映了潘光旦的优生学思想，即择优的婚姻选择有利于优良的才智、心理性情和特殊才能的遗传。 本书的研究方法在当时颇具开创性，即运用统计、图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传统望族的氏族结构、通婚状况、存续时间进行量化分析，从而直观地呈现出望族的形态和特征，是社会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典范。

戏曲论著。潘光旦著。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著者受欧美“优生学”、“人才学”影响而对中国优伶所作出的一种研究。全书分为绪论、前论、本论三章。绪论扼要介绍以伶人作为人才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前论分成两节,一是介绍近代以前中国的伶人,二是介绍西洋伶人研究之一斑。本论部分为全书主体,计分“一般概念和一般假定”、“地理的分布”、“血缘的分布”、“阶级的分布”和“结论”五节。在地理分布一节中,著者梳理和分析了前代伶人零星分布的状况、近代伶人的分布和近代伶人的移植三个问题。“血缘的分布”一节则列举近代伶人十个血缘网络的家系,并对其作出叙述和辨析。在“阶级的分布”一节中,著者认为社会态度对伶人的地位影响甚大。全书对梅兰芳、孟小冬、高盛麟、马富禄、叶盛兰等名演员的族谱、家谱进行研究分析,并对从《史记》迄清代正史、野史中的伶人材料作了综合研究。资料广博,立论新颖,研究方法也新人耳目,对中国戏曲史研究颇有启发意义。书中有附录五则:“《系年小录》中伶人的详细籍贯”、“《京剧二百年史》中伶人的详细籍贯”、“六十二个移植的例子”、“马氏恩氏合系”和“不入血缘网的各家系”。书中有大量的伶人血缘网络图和伶人地理移植图等。

钱基博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 该书是《庄子·天下篇》的专门论疏,是王云五主编的“国学小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分叙目、本文、附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旨考论三部分。疏记本文又把《天下篇》分为四部分来解释,它们分别是:总论、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疏文中广征博引,对《天下篇》的文字和义理有详细的训诂和解释。 在《叙目》中,作者提出造此疏文的四个准则:一是“以子解子”,即以《老子》书解释《天下篇》中的老子言,以《公孙龙子》书解释《天下篇》中的公孙龙子言,以此类推。以明了《天下篇》作为周末学术史的地位。二是“稽流史汉”,即以《汉书·艺文志》为考证古代书籍流派演变的根据。三是“古训是式”,即以较早的训诂为根据。四是“多闻阙疑”,即对不十分清楚的文字义理,就存而不论,而不强以为知。

清初文学家、学者余怀著。该书对妇女缠足的风俗,作了深入的研究论证。记载了妇女缠足始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详细说明其发展、传承过程。

社会学家杨开道著。1937年首印于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在书中，作者将中国农村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①周以前的传说时期；②秦汉以后的破坏时期；③北宋熙宁以后的补救时期。乡约产生于中国农村组织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通过对乡约在宋明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的流变分析，作者明确指出：赞赏吕氏乡约那种民约民治精神和朱熹对乡约的增补和完善，尤其是明代晚期通过陆世仪等人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结合，乡约为纲而虚，保甲、社仓、社学为目而实的设想；反对明清乡约由王阳明开启的那种官方主导，自上而下，强迫民众参加的做法，这种做法打掉士绅在乡约中主导地位，直接割裂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行其是，将乡约变成了宣讲圣谕的御用工具。 在《中国乡约制度》之前，杨开道发表了《中国农村组织史略》《乡约制度的研究》《吕新吾的乡甲约制度》等文，力图从对中国乡约传统的解读中，分析出民治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乡约是可以被现代农村组织借鉴的，“乡约发起的动机，完全合于现代地方共同社会的原理”，进而“由村自治而区自治，由区自治而县自治，由县自治而省自治，一步一步的上升，以完全民治的国家”。杨开道对乡约制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但之后，杨开道对乡约制度能否在中国现代农村实施有了疑问，他的农村组织和农村自治理论，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西方社会自治的特征。

提傅勤家著。傅勤家生卒年不详。生平履历不详。 “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上海书店影印。全书共二十章,依次为:绪言、外人对于道教史之分期、诸书所述道教之起源、道之名义与其演变、道教以前之信仰、道教之形成、道教之神、道教之方术、道教之修养、道教之规律、道佛二教之互相利用、道佛二教之相排、唐宋两朝之道教、道教之流传海外、道教经典之编纂与焚毁、道教之分派、明清时代之道教、现在之道藏与辑要、宫观及道徒、结论。

《中国文学史讲义》是游国恩1929—1933年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时撰写的讲义，内容是先秦两汉至南朝宋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义》首先探讨文学的疆界和起源。游先生对文学史范围的界定在不同的时期有些不同，对文学起源的看法则比后来通行的看法更为通达。《讲义》以“传信”为原则。由于中国文学历史很长，很多材料真假难辨，没有定论，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可靠，游先生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时代真伪均一一考证，梳理旧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老一代学人的优良学风和开拓精神，对文学史的创建功不可没。具体来说，如关于《诗经》，对其时代，“二南”“风雅颂”名称的释义，及地域、内容等均有精辟的论述；论证了自《史记》以来因袭的“孔子删诗”的错误；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详尽的分析：这些都是游先生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再如，《悲愤诗》是否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及《孔雀东南飞》的时代和作者，游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后多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定论。也有些问题，游先生的看法随着时间有些变化，如五言诗起源的时代，苏李诗、《柏梁台诗》的真伪等。

以明嘉靖本、乾隆辛亥金溪王氏重刊《汉魏丛书》本、乾隆五十六年长洲张松孙校注本与乾隆三年黄叔琳校纪昀评本《文心雕龙》互校，每篇下皆分"发指"、"校勘"二部，"发指"阐述《文心》各篇宗旨，"校勘"分录各本异同。书虽篇幅不巨，然皆有益于学者。

一卷，成书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俞樾闻知浙江布政使刘树堂藩署中有琼花，作绝句乞赠；收到所赠琼花，以为聚八仙，口占一绝；其实琼花与聚八仙实一物而异种，因而为刘树堂赋长歌；俞樾给诂经精舍诸生出考题“杭州琼花歌”，见到丁丙送来明人杨端《琼花谱》，于是作《杭州琼花歌》；且为辨别古今琼花差异而绘《琼花图》，又成二绝句，以写未尽之意。其中《闻浙藩署有琼花，戏作小诗，乞刘景韩方伯翦赠一枝》《越日琼花至，实即聚八仙也，口占一绝句》《景韩方伯索作琼花诗，为赋长歌》《杭州琼花歌》等四首又见于《春在堂诗编》十四《壬癸编》。

游国恩著，本书列为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之一,1968年初版,1972年二版。全书十八章,首章总论文学之范围及文学史,以后各章从中国文学起源的探讨开始,全面论述了未有文字时之初民文学、唐虞时代之文学、夏代文学、商代文学、周代文学等先秦文学,而对上古谣谚、《诗经》、楚辞的论述是本书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在各体文学的起源中诗歌最早,而且先秦时代朝廷设采诗之官,掌采民间歌谣,藉以观风俗、知得失,“诗三百篇”即由此而来。著者紧扣先秦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详细阐述了《诗》之来源及《南》《风》《雅》《颂》,《诗》之时代背景及其艺术特征。著者特别专章论述了较少为文学史家注意的春秋战国时的杂歌诗,这些杂歌诗流行于鲁、齐、晋、楚、宋、吴诸侯各国之间,十九皆民歌,含有丰富的社会、政治、风俗、人情等内容,是《诗经》之外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著者还详细论述了楚辞兴盛的原因和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概括地总结了楚辞的文学渊源和现存作品所蕴含的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历史观念。全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是一本关于先秦文学的普及读物。

《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和《西北史地论丛》两部底本，从黄文弼先生的全部历史研究和考古著作中选择重要的论述部分，摒除图版、说明以及一些次要繁琐的部分，编选而成。作者在进行历史论述时往往包含着他所亲身考察的地理、考古内容，而在他的考古著作中又往往包含着他的历史、地理研究心得。本书将史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融通为一，以体现作者研究的主要特色。

《神学四讲》为赵紫宸最晚出版的神学思想论著，于1948年5月完成。该书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神学上创造论，道成肉身，救赎论及道德神学这四个基督教神学的重要话题。全书四章四万余字，分别论述创造，道成肉身，救赎及道德神学，被作者自喻为其系统神学著作之肇始，但其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再有著述问世，故成为研究作者后期较成熟之神学思想的重要作品。与作者前期的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相比较，该书在基督论和救赎论两章中的观点已有显著的转变，作者不再关注于耶稣的人格性和上帝的道德性拯救，而是肯定了耶稣首先作为一位先存永恒的神的道成肉身，并且极富创见地阐释了基督在世为人的神人两性，以及上帝透过其旨在对人实施救赎所必须的神与人两方面的同一，强调在得救问题上双方的价值与共同努力。而在道德论一章中，作者通过对基督之权能与人之归宿的诠释，系统地阐发了建立在上帝启示之上的基督教的道德神学。

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作者钱基博，1935年版，书中考镜源流、缕述变迁、介绍版本，尤其可贵的是指出书的具体读法，对于传统文化爱好者阅读经典，具有实实在在的指导意义。

作者钱基博。本书收录钱基博先生国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文章和著作，也有先生治学的心得和体会，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敝。其取之它国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发荣滋长之自有具，安见不求自得而外铄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扬国华也耶！是故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

《经学通志》是钱基博的代表作，此书的特点：其一：体例上有独到之处，不是按朝代写经学史，而是按经书写。其二，在构架上有独到之处，不是写十三经，而是只选择了几部真正的儒家经典。钱基博认为十三经中，有的是子书，如《孟子》;有的是“经之贰”,如《论语》、《孝经》;有的是解经之书，如《尔雅》,所以在《经学通志》不写这些书。其三，在风格上有独到之处。其书的语言简洁，提供的信息量大。钱基博在经学的版本、目录、源流方面是下过大功夫的，渊博得令人叹为观止。钱基博的《经学通志》独树一帜，承前启后。

钱基博著，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古文辞类篹》 清姚鼐选编。共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六百多篇,以《战国策》、《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明归有光、清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为多。全书按文章体裁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类前有小序,介绍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义、例,书中有评点,反映了桐城派坚持儒家传统、强调文章规范的文学主张。通行本有清康绍镛刊本、清吴启昌刊本、清李氏“求要堂”刊本,以及《四部备要》校刊本。这个小册子关于读这部古文选集的“分类读”、“分代分人读”、“分学读”的三种读法，特别值得参考。

清代后期的著名蚕书。沈練撰,成书于道光二十年(1840)。沈練字清渠,江苏溧阳人。曾任安徽绩溪县教官 他在绩溪提倡蚕桑,除家中栽桑养蚕为绩溪农民示范外,并以其家人栽桑养蚕方法写成《蚕桑说》一书,在绩溪散发。后又参考其他蚕书加以增订,并改名为“广蚕桑说”。1875年和1907年先后由仲昴庭和章震福用按语的形式,逐段作了补充校订。此书自沈練初刊后,数十年间,一再增补传刻,是清代后期蚕书中流传最广的一种。《广蚕桑说》叙述简练,处处以实用为务。说桑19条,自桑地说起; 说蚕60条,自留种说起,次序一丝不乱,按照蚕桑生产的过程,使读者能依次作业,是此书的一大特色。光绪初年,浙江严州府知府宗源翰设立蚕局,推广蚕桑,请淳安县的学博仲昂庭对沈练的《广蚕桑说》加以疏通证明,又增补了一些内容,题名为《广蚕桑说辑补》,重新付刻。《广蚕桑说》不完备的地方,仲氏都加了按语,作了补充,内容更加完善了,被推为蚕桑善本。

清朱从延纂辑、乾隆四十一年林德垓、庄乐耕重订。蚟孙即蟋蟀。古南方方言。《方言》第十一:“蜻蛚,楚谓之蟋蟀,或谓之蛬。南楚之间谓之蚟孙。”《蚟孙鉴》显然沿袭了明谱的内容，又杂以他谱，兼及旧谱所无的新内容，以为增广。就篇幅而言，此谱为明清两代虫谱之冠。内容驳杂，有关色品类，虽照抄明谱居多，但亦有所发展。此谱也强调定色的基本原则，其《前鉴》中《辨蛩五色》继承并发展了《秋虫谱》的有关论述：“大都青蛩要白线金翅，黄蛩要黄线乌牙，遍体如金；紫蛩要头浓红线，腿斑肉蜜；白蛩如冰；黑蛩如墨……”但由于此谱内容来源不一，又受此前数谱的干扰，故实际定名时，则既有合于分类原则者，亦有不合原则者。当是著者心中并无定见所致。

清代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