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一卷，清张燕昌撰。扇之繇来见于《周礼巾车》“重翟”注：“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崔豹《古今注》谓殷高宗有雉雊之征，服章多用翟，羽扇亦始于殷宗，然于经典未闻焉。周时亦仅在仪卫，至三国诸葛忠武捉白羽扇指挥三军，晋顾荣攻陈敏麾以羽扇，于是羽扇通上下用矣。傅玄云：“摇鸢鸟翼者，吴楚也。”嵇含云：“执鹤翼，楚之士也。”

罗氏字辈就是罗姓人家的世系族谱，罗氏是中国流传久远的姓氏，家谱的修订是基于"敬宗收族"的观念与目的，以加强家族团结，巩固家族制度。罗氏族谱最早者，可能为修于宋代开宝年间的"豫章罗氏" (俗称"柏林罗氏")族谱。

宋李保撰。保生平事迹不详,其《读朱翼中〈北山酒经〉》诗末署“朝奉郎行开封府刑曹掾”,小序称与朱“同僚”。此书即为续朱书而作,共记制曲酿酒46种。然今存《说郛》本有目无文。

原書手抄本，篇末署“同治五年丙寅岁季冬月朔五日，程记录”；再抄者署“中华民国四年十一月正明”。书中“依样调鼎”是家常菜谱，主要部分“筵款丰馐”是筵席菜谱。共收菜点二千五百种，其中有作法的九百零五种。通过这本书大致可以看到晚清川菜鼎盛时期的款式全貌和烹调水平。当时川菜兼及并蓄南、北、下江烹饪之长，因此，它也是研究晚清中国烹饪的重要史料。

明代文言谐谑小说。十三卷。题墨憨斋主人冯梦龙纂集。《笑府》所收基本上都是可笑的故事，尤其集中收录民间笑话。共搜集了五百九十五条笑话，按内容分为十三部，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每部一卷，每一部的开篇都有小序，一部分笑话的篇后有批语或附录。

清代研究古代瓷器的专著。程哲撰。1卷。对历代名窑所出之瓷器进行了论述,是研究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资料。

《稽瑞》一书为唐代刘庚辑著的一本历数各个朝代有名的天降祥瑞的记载。文章多是引用一些古籍如《史记》、《山海经》、《汉书》、《瑞应图》等书中所载的各种祥瑞现象。清道光季锡畴重刊《稽瑞》序曰：子思子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之事见于上世者不一。自后世狐鸣篝火之术兴，图谶纬书往往伪托，是以圣君贤相戒在下不许言瑞。可见，自古以来大多所谓的祥瑞现象，都是为古代帝王登基上位制作的种种包装宣传而已。

叶梦得《石林燕语》所记多为北宋以来的典章制度和人物轶事，此书“纂述旧闻，皆有关当时掌故，于官制、科目，言之尤详，颇足以补史传之阙，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徐度《却扫编》可相表里”。惜该书成于动乱之时，由于图籍散失、资料匮乏等多方面原因，其中”或有记忆失真、考据未详之处”。叶氏自己也云”其言先后本无伦次，不复更整齐”，故书中存有若干讹谬之处。《石林燕语》书成之后，汪应辰就曾针对此书之讹误展开考辨，得辨文二百零二条，成《石林燕语辨》一书。汪应辰《石林燕语辨》书成之后，曾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被俞鼎孙、俞经辑于《儒学警悟》丛书中，一同收入的还有宋程大昌《演繁露》六卷、宋马永卿《懒真子录》五卷、宋程大昌《考古编》十卷、宋陈善《扪虱新话》八卷、宋俞成《莹雪丛说》二卷，计四十一卷。嘉泰二年(1202)，俞闻中将《儒学警悟》刊刻成书。此为该书最早刻本。据明嘉靖王良栋抄本，二俞在编《儒学警悟》一书时，所收《石林燕语辨》是将汪应辰之辨文附在叶梦得《石林燕语》本文之后。惜《儒学警悟》一书历来流传甚稀，“世所罕见。……是编《大典》时即未见此书”。其中《石林燕语辨》亦是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应辰之书，陈振孙已称未见，盖宋末传本即稀。”因此自宋以来，元、明两代不见刊刻，世人少见《石林燕语辨》一书。明嘉靖年间吉庵王良栋曾抄录《儒学警悟》一书，但外人也绝少知之。至清朝四库馆臣纂修《四库全书》时仍未见《石林燕语辨》一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应辰之书，……仅《儒学警悟》间引数条，与绍奕《考异》同散见《永乐大典》中，然寥寥无几，难以成编。惟绍奕之书尚可裒集，谨搜采考校，各附梦得书本条之下。”四库馆臣由于未见《石林燕语辨》及《儒学警悟》，故轻易结论云”《儒学警悟》间引数条，……然寥寥无几，难以成编”。同时，四库馆臣又将此书与《石林燕语考异》一书进行比较，认为“惟绍奕之书尚可裒集”，并”谨搜采考校，各附梦得书本条之下”。由此可见，至清朝乾隆年间，《石林燕语辨》一书亦流传甚稀。

宋曾宏父撰。宏父字幼卿，自称凤墅逸客，庐陵人。是书虽远引石经及秘阁诸本，而自述其所集凤墅帖特详。凡所徵摭，皆有典则，而藏书家见者颇希。国朝初年，朱彝尊得射渎抄本，自为之跋。有珊瑚木难之喻。此本末有此跋及彝尊名字二印，盖犹其手迹。然跋中谓宏父名惇，以字行，则未免舛误。考宋有两曾宏父，其一名惇，字宏父，为曾布之孙，曾纡之子。后人避宁宗讳，多以字行，遂与此宏父混而为一。实则与作此书者各一人也。跋又谓陈思宝刻《丛编》，其援据颇广，顾不及此。考凤墅帖刻於嘉熙、淳祐间。《铺叙》诸石刻，断手於戊申仲春，亦在淳祐八年。若《丛编》则成於绍定辛卯，实理宗即位之七年，相距凡十七八年，何由预见曾刻？彝尊亦偶误记也。近厉鹗等刻《南宋杂事诗》，直题此书为曾惇撰，是承彝尊之讹矣。

全称《居家必备千金谱》，为曾流传于闽南、台湾的闽南语蒙学书籍。连雅堂在《雅言》说：“贫家子弟无力读书，为人学徒，以数钱买《千金谱》一本，就店中长辈而读之，可识千余字。是书为泉人士所撰，中有方言，又列货物之名，为将来记帐之用。若聪颖者可再读他书及简明尺牍并学珠算，不三四年可以略通文法，而书算皆能矣。”1984年。吴登神在《南瀛文献》第29期上发表〈千金谱考释〉，对全篇每字句都加以标音及注释。

琴学专著。北宋崔遵度撰。1卷。遵度字坚白。祖籍江陵(今属湖北),后徙居淄州淄川(今山东淄博南)。太平兴国进士,官至吏部郎中。通经学,喜读《周易》。尤善鼓琴,深得其趣,“尝谓颐天地之和,莫先于乐;究乐之趣,莫近于琴。”遂撰此书以见其意。是著为朱长文《琴史》收录。所论着重阐述琴面上十三个徽位的结构原理。对十二月附会十二律的说法加以否定,指出这是“数之自然”。然其皆据《周易》之理以立论,认为:“数本于一而成于三,因而重之,故《易》之画而成卦。”琴之理也相同,“一也道之所生也,在数为一,在律为黄钟,在音为宫,在木为根,在四体为心,众徽由之而生。”《易》卦的象数代表了“天地之文”,琴理也由之而生,“是则万物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极,太极之外,以至于无物。圣人本于道,道本于自然,自然之外以主于无为。乐本于琴,琴本于中徽,中徽之外以至于无声。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声也。”此种以乐理比附《周易》的说法并无科学依据,然代表了宋初的一种音乐理论,故可供研究者参考。

书法史传,一卷。清 代书学家厉鹗撰。厉鹗 (1692～1752),字太 鸿,号樊榭。浙江钱塘 (今属杭州)。康熙举 人。嗜书,工诗。此书专辑历代妇女中工书 者为一编,各具一传,并附书迹、题跋,各 注出处,征引有据。分宫闱、女仙、名媛、 姬侍、名妓、灵异、杂录七门。宫闱收49 人,女仙收7人,附尼1人,名媛收104人, 姬侍收12人,名妓收33人,灵异收2人, 杂录3人,共211人。前后无序跋,亦不分 卷,因此余绍宋 《书画书录解题》 疑为未定 稿或某长编之一部分。有 《昭代丛书》 本、 《赐砚堂丛书》本、《述古丛钞》 本、《说库》 本、《藏修堂丛书》 本等。

中国画史著作。清代汤漱玉著。重要版本有《振绮堂遗书》本、《翠琅玕馆丛书》本、《美术丛书》本、《画史丛书》本。本书正编五卷,别录一卷。该书成编于道光四年(1824)。仿厉鹗《玉台书史》体例,选历代能画妇女辑录成编。起于虞代舜妹嫘,到清代丰质止。全书分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四门。其中卷一为宫掖,自虞至明,二十人,末附一人为卢昭容,实为灵异事,卷二为名媛(上),自晋至元;卷三为名媛(下),自明至清;以上两卷,共一百二十五人。卷四为姬侍,所记为宋、明、清三代人,共十六人。卷五为名妓,所记为唐、宋、明、清四代人,共四十人。其征引书近百种。书后附《别录》一卷,汪远孙阅其妻著录后,感未详尽,为之补述,凡十五则,有宋柔刚、金士珊等十七人。其所著录都为清代名媛,大多为其交游者之妻或妹或女,或者据人见告,或者录自画跋。

中国明代焦玉(生卒年不详)著。明代关于火药、火器技术的专著。1350年左右,各种火器已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制作工艺水平极低。焦玉鉴于此,收集整理了各种制药配方,研究了各种火器的使用原则,撰写成书,于永乐十年(1412)发表。作者当时曾按书中制法制造了40余条火龙枪,促成了明朝军队在战争中的获胜,因而朝廷封他为大元帅,授东宁伯爵位。该书详细记述了火药配制、火器种类、性能及使用方法。按照作者的介绍,明代以后的火药成份由复杂到简单,配制更趋合理,提高了速燃性,增大了威力。火器也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引信发火枪、火药发射枪、水雷、旋转发射炮等先进火器。在使用方法上,形成了火器、兵力、阵法三者紧密结合,与气象、地形相适应的战术,充分发挥了火器的攻击能力。该书反映了明清军事技术的发展概况,发展了宋代火药制作和使用的理论,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战术运用开拓了路子,对后来火器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各种火器技术书籍的出版,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存有明刻本《火龙神书》,清抄本《火龙神器阵法》。

梁漱溟著。全书通过三个辑子，各有侧重的向人们阐释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引外国的长处”等三部分，探讨学术特性、国人品格、文化通病与奇迹、道德与宗教、民族精神、人权自由、社会构造与制度、人生态度等等精彩内容。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读者，内容主要是议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过今人的庸论。本书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最有价值的读本。梁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诸多问题的思考，可启发我们去积极思索：在未来30年，中国文化到底将走向何方。

一卷。书论。唐代张怀瓘撰。为作者《书断》写成后,与寅吏部侍郎苏晋、兵部员外王翰二人,欲作《书断》后序,相与讨论的记录。首论“文”、“字”、“书”三者的特点及其功用;次论书之鉴赏;又次为自评,谓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独步于数百年间;终乃怀瓘作书赋成,遇褚思光、万希庄、包融等共读书赋,相与激赏之情状。其价值在于: (1) 提出“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这在书法美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是作者论书的纲领,所谓“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 “先其天性,后其习学”;“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猛兽鸷鸟,神彩各异,书道法此”等说法以及书论中的“写意说”、“神、妙、能”的品评说等均是这一纲领的逻辑展开。另一方面,它是前代神采论的提升。从王僧虔“色彩”“形质”相兼到虞世南的“假笔转心,妙在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再到“惟观神彩,不见字形”,其传承递升之迹昭然可见。它不仅蕴含着书艺本质乃是同形向神的升进,而且也预示着一个古典书风转向写意书风的时代的来临。(2) 谓“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这和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有相通之处,它表明在当时传统派的书法理论中,虽尚有属守以二王为典范的观念,但同时也出现了主张不师古人之法,要创造性地表现自我,和造化融为一体的倾向。这种观念对后世书论、山水画理论颇有影响。(3) 提出“书之深意”,也是书学史上第一次从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把书法和其他艺术进行区分的重要尝试。文载《法书要录》、《书苑菁华》本、《美术丛书》本、《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笔记，二十八卷，清袁枚撰，读书笔记的考据，卷一　诸经类 卷二　诸史类上 卷三　诸史类中 卷四　诸史类下 卷五　金石类 卷六　天时地志类 卷七　官职类上 卷八　官职类中 卷九　官职类下 卷十　科第类 卷十一　各解类 卷十二　典礼类上 卷十三　典礼类中 卷十四　典礼类下 卷十五　政条类 卷十六　称谓类 卷十七　辨讹类上 卷十八　辨讹类下 卷十九　存疑类等等。

是我国明代的一部重要农书,作者徐光启。全书共60卷,约70万字,是经过陈子龙修改加工过的。主要版本有平露堂本、《四库全书》本、万有文库本等。此书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等12个门类,每个门类又分若干子目,全书内容包括了农学的各个方面。《农本》三卷,包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和冯应京的《国朝重农考》一文。作者征引诸子百家的言论,阐述农业是立国之本的道理。并借明朝历代皇帝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告诫当政的皇帝和官吏要进一步重视农业。《田制》2卷,考查了井田制和历代田制的状况。《农事》6卷,叙述了农田的开垦、经营管理和农时等问题。《水利》九卷,重点阐述了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把水利看作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并提出了兴修水利的具体办法和措施,突出反映了徐光启重视水利的思想。《农器》四卷,绘制了各种农器的图谱。《树艺》6卷,叙述了各种谷物、瓜果、蔬菜的种植技术。《蚕桑》4卷,叙述了当时蚕桑业的发展状况,并绘制了蚕事、桑事、织紝图谱。《蚕桑广类》2卷,叙述了木棉、麻的生产情况。《种植》4卷,叙述了各种树木、花卉的种植技术。《牧养》1卷,叙述了各种家畜、家禽及鱼、蜜蜂的饲养技术。《制造》1卷,叙述了各种食物、酒类的加工和制作技术。《荒政》18卷,内容约占全书三分之一,说明徐光启特别重视灾荒的出现,体现了“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救灾思想。此书虽然在每章中摘引了不少前人著作,但都经过作者经心剪裁,并在许多地方加了注文和评语,反映了作者新的见解。此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学术地位。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了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邹树文的校点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石声汉的《农政全书校注》,都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农学史的重要参考书。此本为标点本，本站也有四库本，可以搜索查找！

明汤显祖作。论述了戏剧的产生与发展、戏剧的力量和作用、演员的修养和表演诸问题。认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因此,戏剧起源于“情”。指出戏剧的力量和作用,在于表现人生、表现历史的极大可能性,能够“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万物之途,攒古今之千变”,从而说明戏剧可以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突破现实时空的限制,在舞台上创立一个意象中的世界;还指出戏剧具有感发人情、陶冶性灵、启迪良知的伟力。总结了表演艺术的规律性,即要求演员全身心献于艺术,“一汝神,端而虚”,“绝父母骨肉之累,忘寝与食”;注重平时的生活积累与艺术修养,“动则观天地人鬼世器之变,静则思之”,“少者守精魂以修容,长者食恬淡以修声”;有求真而传神的艺术表演,“微妙之极,乃至有闻而无声,目击而道存”;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引起联想,进入完全忘我的境界,“舞蹈者不知情之所自来,赏叹者不知神之所自止”。载于《汤显祖诗文集·玉茗堂文之七: 记》。

一卷,旧题汉司马迁撰。《隋书·经籍志》子部“五行”类称“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论》二卷,亡”;据《史记·殷本纪》“伊尹……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隐》曰:“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此即司马迁所谓“素王”之义。《史记·越世家》裴骃《集解》有“太史公曰:《素王妙论》曰”之语,则《妙论》或亦非司马迁之自撰。是书早已亡佚,清马国翰自王充《论衡》中采得一节、自《太平御览》中采得三节,录为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阴阳”类。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则补入“道家”类。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严可均《全汉文》本。

清蒲松龄作，文中主要考证了煎饼的历史演变，义记述了三百年前鲁中地区制作食用煎饼的状况，对研究淄博饮食具有重要意义。

一篇。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此篇以假托翰林善书大夫和同寮故友无名公子对话形式,在语言往来中立论。所托的翰林善书大夫所谓用笔的立说,虽为真知灼见,但比较抽象,不易理解,更不易见诸笔端,故假以无名公子文赋一篇展而化之,并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通幽洞微地道出欧阳询的用笔之法。《用笔论》首先论述各种书体产生以来,仅王羲之一人书法“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又论及用笔之道为:“夫用笔之法,急促短搦,迅牵痴掣,悬针垂露,蠖屈蛇伸,洒落萧条,点缀闲雅,行行眩目,字字惊心,若上苑之春花,无处不发,抑亦可观,是予用笔之妙也。”又云:“夫用笔之体会,须钩粘才把,缓绁徐收,梯不虚发,斫必有由。徘徊俯仰,容与风流。刚则铁画,媚若银钩……观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愈好。用笔之趣,信然可珍,窃谓合乎古道。”对后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今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佩文斋书画谱》本、《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山水小品。唐代陆羽作一卷。有今人张宏庸辑校本,载1986年《陆羽研究集刊》。全文共五节,第三节“绿蛇”、第四节“报春鸟”虽为顾渚山事,却仅有“采茶人呼为报春鸟”一句似与茶有关。而第一节《获神茗》,则载录晋代王浮所撰《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获大茗。第二节《飨茗获报》,收录南朝宋刘敬叔《异苑》的剡县陈务妻与二子以茶祀古冢而得钱十万。第五节《昙济茶》,则为《宋录》载豫章王子尚访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饮茗而称之为“甘露”。此三节均与顾渚山无关,陆羽撰《茶经》均又收入《七之事》。通考全文,《顾渚山记》似为未完之作,或虽以《顾渚山记》题名,却仅为游顾渚山时所辑撰,并非专为顾渚山茶事而作。

现代文学评论文。刘半农作。发表于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文章反对文以载道,因为道是道,文是文,两者绝不能合为一谈。也反对只讲究字句声韵。主张文章应有作者的性灵和意识。文学家必须运用其精神,使自己的意识、情感和怀抱能蕴含于作品中,作品才有永恒的真正价值。就文体说,有永久的文学资格和价值的,只有诗歌、小说、戏曲和杂文。文学语言应漂亮雅洁,不宜夹杂累赘费解的外来新名词。但是新名词如果意义通顺,又不妨碍文笔的漂亮雅洁,也非绝对不可用。又提出改革散文的三条意见。一、破除迷信。创作时应处处有个“我”。如不顾自己,只是模仿古人,便只能是古人的子孙。如果学当代其他人,便是他人的奴隶。赞同胡适的“不模仿他人”说,进而主张不仅不模仿古人,而且应该推翻古人作文的死格式。二、文言白话可暂时共存。两者各有长短,不能偏废。要等白话全部吸收了文言的优点后,文言才能淘汰。三、不用不通的字。同时提出改革韵文的三条意见。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因旧韵已不合现时的语音。二、增多诗体。诗体越多,越能发挥诗的精神。三、提高戏曲在文学上的位置,戏曲应用当代语言写作。文章赞成以小说作为文学的最主要体裁,但不认为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文学作品。主张文学作品应分段,应有标点符号。旧式的圈点宜适当采用。陈独秀在编者按中指出:“刘君此文,最是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两事,一曰改造新韵,二曰以今语作曲。”

林觉民撰。亦称《寄妻绝笔书》、《与妻书》、《绝笔书》等。载《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前三天,即1911年4月24日写给妻了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信中委婉曲折地倾诉了自己对妻子的厚意深情,请她理解自己勇于赴死的原因,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满腔仇恨,反复阐明了个人和家庭与祖国前途和革命事业的关系,并鼓励妻子要“为天下人谋永福”,不要为他悲伤。此信表现了作者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高尚品质和为拯救祖国危亡,使亿万苦难同胞从帝国主义魔爪和封建统治桎梏下解放出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全信笔调委婉曲折,不仅辞意恳切,中心明确,条理清晰,而且语言简明流畅,情真意切,直抒胸臆;并将叙事、说理和抒情有机融合在一起,把爱妻子的感情寓于爱祖国的感情之中,读来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