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二卷，元刘瑾撰。瑾有《诗集传通释》，已著录。是书以候气为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圆周径，以考求其积分。盖瑾之学笃信宋儒，故其注《诗》守朱子之说，不逾尺寸。其论乐守蔡氏、彭氏之说，亦不逾尺寸也。瑾合二家之书，反覆推衍以成是编，较诸古人之神解，诚未必窥其精微。然宋儒论乐，所见不过如此。有元一代，着述尤稀，《律吕成书》犹不甚支离者。长短兼存，以资考订，固亦不妨姑备一说云尔。

蒋维乔著,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上海书店1989年版《民国丛书》第一辑中。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中国佛教通史,系依据日人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史一如于1923年译为《中华佛教史》,为武昌佛学院教材)编写,予以改正、补充,补续了十二、十七、十八三章。分四卷,共十八章,系统论述自汉至民国中国佛教流传的轨迹,蒋氏自撰近世佛教之二章,尤有草创之功。

中国音韵学著作。兰茂撰。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吴允中刻本、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高举刻《古今韵撮》本、清康熙二年(1663)李棠馥刻本等。兰茂(1397—1496),字廷秀,云南嵩明人。中国明代医学家、语言学家。本书分韵类为20、声类20、其划分的根据是:“凡字有宫、商、角、徵、羽五音,有平、上、去、入四声,四五相乘而为二十。牙、齿、舌、喉、唇又凡五用,每一字母子翻切,必四言而成字,四五相乘亦为二十。故此编横有二十母,纵有二十韵,其阴、阳出入亦均分而两之,皆自然而非强也。” (凡例)其20韵类为:东红、江阳、真文、山寒、端桓、先全、庚晴、侵寻、缄咸、廉纤、支辞、西微、居鱼、呼模、皆来、萧豪、戈何、家麻、遮蛇、幽楼。其中前10韵平、上、去、入四声俱全,后10韵无入声。声母20类是用《早梅诗》的形式概括的:“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每一个字代表声母相同的一类字,因此这20字的诗便代表了20类声母。本书为便于儿童识字而编,在字形、字义方面都讲求便捷,在字音方面完全以当时云南方言的实际语音为准。作为韵书,对于研究云南方音的演变以及当时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状况有很大价值,对研究《中原音韵》也有参考意义。特别是首次采用诗歌形式标举声类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具有独创意义。

现代文学论文。胡适作。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胡适自《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进而认识到不能只否定旧文学,还必须建没新文学,为此而写了本文。文章把原先的“八不主义”归纳为肯定式的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认为中国两千年来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有生命的文言文学,因为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达意达得妙便是文学。而用死文言的人,硬要把自己的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把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所以“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该文以为要创立标准的国语,先要有国语的文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将是标准的国语。提倡新文学的人可先不必问今日有无标准的国语,而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可尽量采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白话,有不合用的便不用,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充,有不得不用文言的就用文言来补助。又提出创造新文学的3个步骤:工具、方法和创造。文学的工具便是白话。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要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文学的方法首先是收集材料,要拓宽题材,要注重实地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要有周密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其次是结构。要讲究剪裁、布局和描写。而获取高明的文学方法的道路,是赶紧多多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只有工具运用纯熟自然,又熟练掌握方法,才能创造新文学。本文对新文学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画评论著作。旧称《魏晋胜流画赞》。东晋顾恺之撰。全文共二十条,第一为论画之难易,其余各条是对两晋时期卫协、戴逵等画家二十一幅画作的评论著录。即:《小列女》、《周本记》、《伏羲》、《神农》、《汉本记》、《孙武》、《醉客》、《穰苴》、《壮士》、《列士》、《三马》、《东王公》、《七佛》、《大列女》、《北风诗》、《清游池》、《七贤》、《嵇轻车诗》、《陈太丘二方》、《嵇兴》、《临深履薄》。表现内容有神话传说和历史题材,还有列女、壮士和名流高逸之士;有宗教题材,还有文学作品、山水走兽等题材。其主题在图圣贤“明鉴戒”的同时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各件作品的评论持论严谨公允,见解高妙新颖。顾恺之在继承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迁想妙得”、“置陈布势”、“巧密于情思”以及“骨法”、“神气”、“情势”、“天趣”等一系列绘画审美主张和创作技法,这些观点成为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精髓的一部分,对后来谢赫的“六法”论和中国绘画品评之风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冯梦龙撰。十三篇。马吊牌，古代博戏之一。始于明代中叶。冯梦龙著《马吊牌经》,记叙了马吊牌的玩法。马吊牌为四人同玩,通常是三人输一人赢,像马之四足吊起一足,所以称马吊牌。牌分四门,即文钱、索子、十字和万字,文钱、索子牌上画钱索图形,十字、万字牌上画《水浒》人像。玩时每人八张牌,其余放置中央,出牌以大压小。每门最大的牌叫赏肩,都是红张;最小的牌叫趣,从副肩到副趣叫做青张。因马吊牌共40叶纸牌,又被称为“叶子戏”,但与唐代的叶子戏名同实异。

中国画论著。元代王冕撰。一卷。约作于至正八年(1348)之际。刊行版本有日本广岛市图书馆出版的岛田修二郎校注本、《中国书画全书》本。本书的内容包含了采集宋元画梅名家的论述和自己画梅艺术实践的经验体会,共十三则,分别为:原始、总题、总论、述梅妙理、指法、论枝、论花、难画、论梅、口诀、论梅之病、续论梅之病、墨梅指论、扫梅十要。在论述中作者主张梅花画作是画家情感的表现,是心与物的相通。原文为吴太素《松斋梅谱》辑录。

明代抗倭名将、武术家俞大猷的武术专著,书名为《剑经》,实则主要论述棍法理论和技术。俞大猷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嘉靖时中武举,历任参将、总兵等职。在平定倭寇方面多立战功,与抗倭名将戚继光齐名。他素好武术,尤擅棍法,时称“俞家棍”。明嘉靖四十年(1561),他路过河南少林寺时,曾收少林寺僧宝擎和普从二人为徒,尽传其棍法,故少林棍法后来也名闻遐迩。棍法击技性和实用性强,俗称“棍打一大片”,故戚继光在他编的《纪效新书》中全部收录了《剑经》,并给予高度评价。《剑经》是俞大猷在个人练武经验基础上吸收各家武术理论和技术而编写成的,因此其理论不仅适用于棍法,而且是各家武术经常吸收引用的共同理论,一直被武术界公认为杰出的武术经典著作之一。

古代射箭术专著。唐王琚著。王琚(约685—746年),有才情,博通经史,曾助唐玄宗李隆基平太平公主之乱,因此升为户部尚书,很得玄宗赏识,但因性格豪侈,又不肯阿附权贵,屡屡遭贬,后受李林甫诬陷,于天宝五年贬死于江华郡。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射书,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中有收录,《新唐书·艺文志》录为一卷,《宋史·艺文志》录为二卷。流传下来的为一卷上下篇,共十二节,分步射总法:持弓审固、举搂弦、抹羽取箭、 当心入筈、铺膊牵弦、敛身开弓、极力遗箭、卷弦入弰、修后手法、步射病色和马射总法、弓有六善等。

二卷。清李塨撰。此书卷一为《射法》。首有一段文字述撰作之缘由,大略言射为六艺之一,昔郭子坚任桐乡,曾开雕《射法》一帙,其为序之,而辞义未尽善。某日忽有一叟至,自言学道深山,技击皆精。夜半解衣击剑,因传射法,天明而去,不知所之。录而为之注,遂有此书云云,与圯上老人授张子房兵法同出一辙,不足凭信,似为李氏杜撰。所谓“射法”,惟二条总纲,一曰“身端体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从容,前推后走,弓满式成。”二曰:“神矢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气敛,内运外坚,前固后撒,收弓舒闲。”李氏引经据典,长篇大言为之详说,演成一卷。卷二为《射经》,引《礼记·射义》“射者,进退周旋必中礼”(案今本《礼记》“周旋”作“周还”)一段文字冠首,云“此三代射艺之遗文也。”次引《孟子》、《周礼·保氏》、《周礼·考工记·弓人》等为纲,下引诸家说,为之引伸发挥而已。二卷体例大略相近。此书《畿辅丛书》、《颜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均有收录。

蔡元培著。是作者1917年4月在北京神州学会上的演说词,先后载于《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及《学艺》杂志第一年第二号(1917年9月)。后修订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这是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史的重要材料。作者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人们精神作用而构成。人们精神上之作用通常可分为知识、意志、感情等三种。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种作用而有之。但随着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知识与意志作用离开宗教而独立,于是和宗教有最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但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此两派相较,依附于宗教的美育,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有鉴于此,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于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也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因为美是超绝实际的。蔡元培的美学观,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一家之言。

教育家蔡元培著。是作者在辛亥革命后,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所作。发表于1912年2月11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此文系统全面地阐明了作者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他对清末制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评。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和谐发展的方针。认为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乎政治者两大类。前者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此二者反映了富国强兵的要求,还有公民道德教育,其内容是法国革命新提倡的“自由、平等、亲爱”。后者包括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在教学实施中,五育所占比例不同,军国民教育占10%,实利主义教育占40%,德育占20%,美育占25%,世界观占5%。所设修身、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图画、唱歌、手工、游戏等课程,在“五育”教育中分别具有不同意义。1912年9月北京教育部,根据此文精神,颁布《教育宗旨令》,明确规定国家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文编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

《三字经》世传为宋代著名学者王应麟所著,千百年来,相沿作为启蒙教材之一.明清两代续有增补.降及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以此书"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1928年季春重为增订,"其所增者三分之一,更定者亦百分之三四",章太炎先生重订三字经,对原三字经可以说是动了一次大手术.1932年《重订三字经》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排印问世.嗣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此书由该会重印五百册行世,时章太炎先生与他的门弟子讲述读史日程,由诸祖耿,王乘六笔录整理成文,附录于该书之后.由于两次印本均系小开本,所用纸张极为单薄,不易保存,故今日已不易见到.

一卷，收录章太炎校核古算法的著作，1933年被收入《章氏丛书续编》。

章太炎著。章太炎对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进行的辑佚，并附有考证，借此可窥见刘向父子之作的原貌及先秦学术的流变情形。

一卷。清杨守敬撰,近人王重民辑。杨氏出访日本期间,广收秘籍古本,编纂了《日本访书志》,但由于年老体弱,一些善本尚未整理、收录其中。王重民等人参考大量杨氏遗书、题跋,用数年时间,汇编成《日本访书志补》一卷,体例大致与《日本访书志》相同,收录图书四十一种,明刊本居多。现存民国十九年 (1930)中华图书馆协会铅印本。

《昭惠周后诔》全文上千余字，是李煜传世作品中最长的一篇；此文作于大周后辞世之后，是为悼念她而作，文章情感真挚、感人肺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煜对于周后的感情之深、之真。文中共用了十四个“呜乎哀哉”，22个“哀”字。 四字一句，仅有几句是六字、七字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抆血抚榇,邀子何所？”“吊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无极”等句极言作者心中的酸楚悲痛。读至最后，一句“呜乎哀哉”收束全文，使人也不觉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读罢此文，我们还可看出李煜文笔的老练——行文极其流畅，引用典故、借用诗句似乎是“信手拈来”，并无晦涩、牵强之感；可见，多年的诗词创作与艺术熏陶对他的文章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袁枚撰。这是一篇享誉甚高的祭文,历代评论家常以之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相提并论。作者三妹素文与其夫系指腹为婚,十几岁时夫家父母因儿子不肖曾建议解约,然素文坚持从一而终的礼教,成婚后丈夫果然嫖赌成性,常毒打勒索嫁妆嫖妓,委屈忍受,直至要将她卖掉抵赌债,方逃回娘家告官判离,已受尽折磨。作者在文中痛言此为读书识礼之过,“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如是”,对封建礼教表示了怀疑,也道出了悲剧的真正原因。文中一字一哭地回忆了兄妹从幼至长相亲相爱的历历旧事,声泪俱下地向九泉苦魂诉说着为兄未及诀别的深深遗憾,从儿时同玩蟋蟀岁寒虫僵共埋之到兄为妹料理殓葬,从葬妹祭妹哭妹想到自己“在人间尚复几日”,作者在琐琐碎碎的细节常情的倾诉中,把怀念亲人的感情逐渐推向高潮,使文章笼罩在深沉的感伤气氛里,令人读之下泪。

晚唐陆龟蒙撰。讽谕散文,收入《甫里先生文集》。文章寓讽刺于议论之中,运用映衬类比的手法,借题发挥,别开生面。文中先是叙述“碑”的由来以及为野庙作碑文的缘起,接着具体描述迷信的农民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土木偶像,农民供奉它,害怕它,杀猪宰牛祭祀它,纯是自己愚弄自己。而后笔锋一转,以反语讥刺贪官酷吏有甚于土木偶像,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剥削人民,残害百姓,是有血有肉的偶象,其危害超过土木偶像。文章针对唐末即将分崩离折的危机和乌七八糟的社会风气,无情地剥下了自称贤良的官僚的画皮,形象地点明了害民官吏的本质。作者长于驾驭语言,语言辛辣犀利,形象逼真,痛快淋漓。

一卷。清顾炎武撰。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称石经有七种:“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頠,唐开成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中兴高庙御书。”其实,石经只有六种。关于晋石经,《晋书·裴頠传》虽有“奏修国学刻石写经”之语,但议而未行。对石经的考证工作,是从顾氏此书开始的。其后杭世骏作《石经考异》,认为顾氏述矣而不详,详矣而不辨;瞿中溶作《汉石经考异补正》,则认为顾氏沿《隋书·经籍志》之误,对于汉石经是一体还是三体,不能确定。但今考顾氏此书,在“《隋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下顾氏注云:“按晋魏二书,皆云立三字石经,此独以为一字,则所谓 ‘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者安在邪?”这说明顾氏并非不辨,并且确知三体者为魏石经。如此,则一体者为汉石经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又顾氏《日知录》卷二十一“五经文字”条引《晋书·卫恒传》下,顾氏注云:“《后汉书·儒林传》误三体书法为熹平所刻。”此亦一证。杭世骏又谓胡三省注《通鉴》凿指三字为魏所立似亦有理,而顾氏独不之采。但杭氏不知顾氏此考中固已明言三字石经为魏所立,并据卫恒《四体书势》,断三字石经非邯郸淳书。较杭氏之游移无定,顾氏的识见确实高出许多。杭、瞿二氏对顾氏的批评,似误于失察。

《甸雅》原书分上、中、下三卷，现仅存上、中两卷。作者居京二卡余年，热衷此道，见多识广，发为述论，一物一条，皆阅历有得之言。虽前后有个别重复，眉目也略欠清爽，翻检有所不便，但此书整体，看似杂陈无序，实则仍有部分，有层次，有分寸。更加以文字简练，偶涉世故，时复生动，宜于品赏阅览，揣摩把玩。故其为用，也自然方便。

二十卷,明朱睦㮮著。《崇文总目》有《授经图》三卷,叙《易》、《诗》、《书》、《礼》、《春秋》三传之学,但其书不传。宋章俊卿尚溯其宗派,各为之图,然不完备,且多舛讹。此书即因章氏旧图而增益之。首为授经世系,次诸儒列传,次诸儒著述、历代经解名目卷数。每经四卷,五经二十卷。其义例称周、汉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明代三十九人;经解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千一百七十一人。清虞稷与龚翔麟校刻时,又新增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经解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书以汉代经学年久失传,因溯其专门授受,对西汉经学传授考辨最详。是一部研究五经自汉迄明传授流演的参考书。今存《四库全书》。

二卷。清叶封撰。叶封，字井叔,黄州 (今属湖北省) 人。顺治十六年(1659) 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本书乃康熙十二年 (1673) 官登封知县时所编撰。登封 (今属河南省)在嵩山之南。嵩山名胜古迹甚多,有阳城遗址、中岳庙、汉嵩山“三阙”等等。故其所录碑刻,以“嵩阳”为名。此书皆录碑刻全文。有些碑刻,如汉嵩山 “太室神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神道石阙铭”以及唐武则天“封圯坛碑”等,欧、赵、洪诸书均失载,而此书却收录了。洪书只载汉魏,欧,赵二录仅止于五代,而此书所录金石有宋、金、元明等朝之碑刻,辨证精博。传本为 “四库全书”本。

(清)于敏中等奉敕编。10卷。本书是为清宫中“天禄琳琅”所藏珍本编制的书目,今称《前编》。以版本时代编排,同时代版本则按经、史、子、集列序,共收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印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各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时代姓名,考订版本及其源流,并摹入藏书家印记,附收原有题跋。嘉庆二年(1797)天禄琳琅连同藏书毁于火灾,重建后又将一些善本书补藏其中,大学士彭元瑞奉敕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卷。仿《前编》体例,收宋、辽金、元、明各代刻抄本663部,但后来藏书散失过半。后有施廷镛《天禄琳琅查存书目》和张允亮《天禄琳琅现存书目》可见一斑。有乾隆间《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先谦刻《前编》、《后编》(10册)本。

三国蜀诸葛亮作。据记载,诸葛亮著有《兵法》等军事著作,但大都已失传。此《兵要十则》,是流传下来的一些片断、载于《诸葛亮集·文集》。它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诸葛亮以法治军的思想以及战法中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