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4卷,清王有光撰。此书初刻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本书在清代的众多笔记中较为别致,专采吴中俗语谚语,逐条加以解释,亦庄亦谐,俗不伤雅。全书分为启目、正目、续目、末目4个部分,共集谚语及俗语304条。启目首列开盘笑、回味甜、十样锦、百丑图、步步高、只只好6条俗语,实际上相当于本书的凡例,作者有感于编书者“先序文,次凡例,继之以目录,正文未入,阅者色倦矣”,因此他编集谚语,使街谈巷议,多作格言,是为回味甜”;其中嘉言懿行,“拟之曰十样锦”;含讥寓讽,“拟之曰百丑图”;书中所录谚语自2字至12字,“自短而长,挨次录之,若历阶然,故曰步步高”;每条谚语,“庄者取其醇正,谐者赏其风流,各适其可,故曰只只好”。书中的许多谚语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如“势败奴欺主”,“神衰鬼弄人”,“人直不富,港直不深”,“宰相家人七品官”,“朝里无人莫做官”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清代社会的真实状况。有些谚语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如“死人臭一里,活人臭千里”,就揭示了一个真理。作者在对谚语的解释中有时还对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有所揭露,如“纱帽底下无穷汉”一条注解:“朝绅州县,多不肖人员,不特居官者簠簋不饬,一切官之父族、母族、妻族,甚至婢妾族,以亲及亲,坐幕立幕,皆在纱帽底下。粮制巨斛,饷勒浮收,词讼通关节,馈送索门包,肉食罗绮,挟妓呼卢,无所不至,故曰无穷汉。”表现了作者的正义感。此书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与李光庭《乡言解颐》合印为1册。

一卷。明张丑撰。此表是记张丑家累世所藏书画。前有自序,称其始祖号真关处士。那时便开始收藏书画,时有黄庭坚、刘松年等人真迹,后散佚无存。其高祖出于明代书家沈度、沈粲兄弟之门,其曾祖也曾与沈周游,其祖与父都与文征明父子为姻娅之好。可见张丑之家的确渊源有自,所以他特以鉴赏而闻名于世。张丑又说他作此表时,家事已中落,书画已都卖尽,故此书是追其名以记之。表中所列,以时代为经,以世系为纬。第一格为其高祖张元素所藏,第二格是其曾伯祖张维庆、曾祖张子和所藏,第三格为其祖张约之、叔祖张诚之所藏,第四格为其父张茂实所藏,第五格为其兄张以绳所藏,第六格是张丑自藏,第七格是其侄张诞嘉所藏。时代是上至晋,下至明,作者共八十一人,书画帖四十九件、图一百一十五件。其中多有名迹。此书主要版本有:知不足斋别刊本、《翠琅玕馆丛书》本、《述古丛抄》本、《藏修堂丛书》本。

礼书名。南宋朱熹撰。1卷。书成于绍熙五年(1194)。《政和五礼新仪》中本有《州县释奠文宣王仪》1卷,此书的印本也曾颁降各州。但南渡后印本亡失,遂使州县释奠无所依据。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奏请颁降《五礼新仪》中之《州县释奠仪》。及颁下,发现其中多有抵牾,如依靖康诏书王安石当降在从祀之位,而所颁之本却仍以其配享。如此之类,难于施行,因奏请修改,未果。绍熙五年,始得朝廷定议行下,但吏文重复繁冗,几不可读。朱熹乃为钩校删剔,勒成定式。此书首列有关指挥数通,示人以所有修改系断自朝廷,非逞私意。次列释奠仪,仪注虽以《政和五礼新仪》所载者为准,但其抵牾处均加以修改。最后是释奠所用礼器图,图凡19,附释文,具言其体制,一以政和中议礼局所造礼器为法式。后世释奠文宣王,虽仪注少有损益,而所据率本此书。此书原本之从祀当有王安石,而今本无之;当无程颢、朱熹等人,而今本有之。这表明后人随时损益,今书已非原本。

一名《琴义》。琴论专著。北宋刘籍撰。1卷。籍自称“野人”,当为隐居未仕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宋史·艺文志》皆著录。宋何薳《春渚纪闻·杂书琴事》亦言及此书。收录于南宋嘉定间田芝翁所编《太古遗音》中。书中论述音乐有“声、韵、音”三个层次:“夫和而鸣者,谓之声”;“参叙相应,谓之韵”;“韵而成文,谓之音”。又论述“志、言、文、音”的关系:“夫人志于所守,蕴积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谓之文;文又不尽,谓之音。”故音乐能超越语言文字而述志抒情,其感人尤深。此外还分析了音乐的“德、境、道”。所谓“德”是指风格技巧:“夫声意雅正,用指分明,运动闲和,取舍无迹,…参韵曲折,立声孤秀,此琴之德也。”“境”指乐曲的形象意境:“如遇物发声,想象成曲,江山隐映,衔落月于弦中;松风飕飕,贯清风于指下,此则境之深矣。”“道”则是乐曲所展现的情志品格:“又若贤人烈士,失意伤时,结恨沉忧,写于声韵,始激切以畅鬼神,终练德而合雅颂,使千载之后,同声见知,此乃琴道深矣。”三个境界渐次递进,而道则是音乐的最高境界。此书对研究宋代音乐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

宋代李浮丘撰。该经为一篇文章,运用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之术谈鹤,其中指出:“鹤之上相,瘦头朱顶,露眼,黑睛,高鼻,短啄,䯓颊,耳,长颈,竦身,鸾膺,凤翼,雀舌,龟背,鳖腹,轩前,垂后,高颈,麄节,洪髀,纤指;此相之备者也。鸣则闻于天,飞则一举千里。鹤二年,落子毛,易黑点,三年产伏,复七年羽翮具;复七年飞薄云汉;复七年舞应节;复七年,昼夜十二时鸣中律;复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洁白如雪,或纯黑,泥水不能污;复百六十年,雌雄相视而孕; 一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胎化产,鸾凤同为群;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甸。”文末有王安石熙宁十年正月一日附记:“此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晋。崔文子学道于子晋,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代。”

十卷，明李之藻撰。之藻字振之，仁和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是编首列頖宫祀典，次列仪注，次列名物器数，共成八卷。第九卷为启圣祠及名宦、乡贤祠，附以乡饮酒礼。第十卷附以乡射礼。其中如释奠仪之散斋、演乐、涤牲诸礼，及时祭仪注，皆《明会典》及《南雍志》诸书所未载。又迎神乐章，谓明制本宋旧，一成三成，相沿不易。其乐章诸谱，配以六律者，唯填工尺一字，颇能得其源流。盖乐律自宋仁宗时始省去坐、立二部，及堂上、堂下之分。南宋诸儒，又以旧乐加平减之制，无高上、高尺之律，於是所用者惟中和韶乐。明代实沿其制。之藻所谱，又注明时俗之一凡、清凡诸调，与旧调相合者，分毫不爽。又於琴瑟操缦之法，别成一谱。其琴谱不越松风阁之旧规，以数音谱出一字，少用钩剔。盖欲近於和缓，以和韶乐。瑟谱则以六律为主，行迟其声以应节，又与元熊朋来《瑟谱》之一声一字者迥殊。盖历律皆根於数。之藻娴於算法，世所行《天学初函》，即其所刻。故因数制律，足自为一家之学。其末卷载乡饮酒礼兼及乡射礼者，明初之制，犹行射礼於頖宫。迨其中叶，此礼遂废。故《明会典》及《南雍志》诸书载之不详。之藻稽古证今，考辨颇为赅悉。惟《褒崇》一门，仅采史传，不及马端临《学校考》之备。又《仪器图》内犠尊诸制，既不本於《三礼图》，又不以《考古》、《博古》诸图证其异同，仅以时俗陈设者为准，未免稍略。然礼以时王所制为定，是亦自有其义焉，未可尽非也。

十卷，一百篇(条)，三万馀字。亦称《百战奇法》、《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决胜纲目》等。原作者不详。北宋专论战法的兵书。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始著录。茅元仪曰北宋人所撰，“宋有《百战奇法》，继有《百将传》”(《武备志·战略考》)。估计此书又于南宋末整理过一次，明《韬略世法》收入此书，题“宋谢枋得编辑”。清人翻刻时伪托曰明刘基撰。该书以兵学理论与历代战例相互印证的形式编撰。其首列作战之名称为目，如“计战、谋战、间战……忘战”，共一百目。每目之下则先作理论阐释，并从《武经七书》中引一句作结。之后便选一战例详加解说，以与理论部分相发明。全书所论较为广泛，涉及到古代兵学中提出的主要用兵原则和作战方法，加之在体例上理事结合，条贯清楚，简明易懂，颇具特色，故明以来多为世人所欢迎。现存有明李贽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明二卷单行本、明《韬略世法》刊本、清《帷幄全书十四种》抄本、清《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刊本等。

简称《说文》。文字学著作。汉许慎撰。15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部次分明、推本求源的文字学巨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文14篇,叙目1篇,后人以其篇帙繁重,每篇厘为上下,成30卷,今通行大徐本即如此。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解说133441字。字头和重文用古籀篆,解说用隶书。设540部首,始一终亥,据字形的相近排次;每部所收字,据字义的关联引申排次。每部终了,合计文数、重文数;每篇完了,总计全篇部首、文、重文、解说数,加以标明。解说,先释义,次释形,后释音;于形音义不明瞭者,则标以“阙”字待考。此书首创部首统字法,至今编纂字典还在承用;保留了1万多古字,可资研究汉字历史以及考求甲骨金文;首次为六书发凡起例,开形音义互求先河;保留大量古音、古训,古制材料,于训诂学、音韵学、考古学必不可少。不足之处:说解形义均有失误,有时带有封建色彩,编排体制和部首设立不够严密。《说文》书成后,即为著名学者郑玄、应劭等称引,历代研习不断,至清达到全盛,专家数十人,专书数百种,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称为“《说文》四大家”。近人丁福保辑录研究著作二百余种,成《说文解字诂林》,有此一编,诸家之说皆得披览。近世研究《说文》,多以甲骨金文互证,取得新的进展。许书原本久佚,今日得见最早之本为唐写残本,通行完本为二徐本。小徐本以道光间祁㝦藻刻本为精,大徐本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为好。孙刻保留宋本旧式,但眉目不清,讹误仍旧。清同治间陈昌治据孙刻改为一篆一行本,又加校录,才使全书眉目清晰,开卷了然。1963年中华书局据此缩印,并于篆首填加楷体,卷末附新编检字,方便读者,流布颇广。

二卷。清王坦(生卒年不详)撰。王坦字吉途,南通(今属江苏)人。王坦作此书,本照《律吕正义》的宗旨,而加以推究阐明。其五声数论琴之说,认为丝乐弦音,应当以五声之数定其丝纶多寡之数为体,徽分疏密之数为用,不可以用黄钟九寸、太蔟八寸之说为准。其解黄钟均以仲吕为角之疑说、三弦独下一徽说、五弦独上半徽说,泛音四准说、调宫转调说都言之成理,颇有见地。王坦在清代论琴诸家中可谓有创见者。是书有《四库全书》本。

二卷，元刘瑾撰。瑾有《诗集传通释》，已著录。是书以候气为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圆周径，以考求其积分。盖瑾之学笃信宋儒，故其注《诗》守朱子之说，不逾尺寸。其论乐守蔡氏、彭氏之说，亦不逾尺寸也。瑾合二家之书，反覆推衍以成是编，较诸古人之神解，诚未必窥其精微。然宋儒论乐，所见不过如此。有元一代，着述尤稀，《律吕成书》犹不甚支离者。长短兼存，以资考订，固亦不妨姑备一说云尔。

蒋维乔著,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上海书店1989年版《民国丛书》第一辑中。为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中国佛教通史,系依据日人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史一如于1923年译为《中华佛教史》,为武昌佛学院教材)编写,予以改正、补充,补续了十二、十七、十八三章。分四卷,共十八章,系统论述自汉至民国中国佛教流传的轨迹,蒋氏自撰近世佛教之二章,尤有草创之功。

中国音韵学著作。兰茂撰。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吴允中刻本、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高举刻《古今韵撮》本、清康熙二年(1663)李棠馥刻本等。兰茂(1397—1496),字廷秀,云南嵩明人。中国明代医学家、语言学家。本书分韵类为20、声类20、其划分的根据是:“凡字有宫、商、角、徵、羽五音,有平、上、去、入四声,四五相乘而为二十。牙、齿、舌、喉、唇又凡五用,每一字母子翻切,必四言而成字,四五相乘亦为二十。故此编横有二十母,纵有二十韵,其阴、阳出入亦均分而两之,皆自然而非强也。” (凡例)其20韵类为:东红、江阳、真文、山寒、端桓、先全、庚晴、侵寻、缄咸、廉纤、支辞、西微、居鱼、呼模、皆来、萧豪、戈何、家麻、遮蛇、幽楼。其中前10韵平、上、去、入四声俱全,后10韵无入声。声母20类是用《早梅诗》的形式概括的:“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每一个字代表声母相同的一类字,因此这20字的诗便代表了20类声母。本书为便于儿童识字而编,在字形、字义方面都讲求便捷,在字音方面完全以当时云南方言的实际语音为准。作为韵书,对于研究云南方音的演变以及当时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状况有很大价值,对研究《中原音韵》也有参考意义。特别是首次采用诗歌形式标举声类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具有独创意义。

现代文学论文。胡适作。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胡适自《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进而认识到不能只否定旧文学,还必须建没新文学,为此而写了本文。文章把原先的“八不主义”归纳为肯定式的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认为中国两千年来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有生命的文言文学,因为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表情达意,达意达得妙便是文学。而用死文言的人,硬要把自己的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把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所以“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该文以为要创立标准的国语,先要有国语的文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将是标准的国语。提倡新文学的人可先不必问今日有无标准的国语,而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可尽量采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白话,有不合用的便不用,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充,有不得不用文言的就用文言来补助。又提出创造新文学的3个步骤:工具、方法和创造。文学的工具便是白话。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要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文学的方法首先是收集材料,要拓宽题材,要注重实地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要有周密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其次是结构。要讲究剪裁、布局和描写。而获取高明的文学方法的道路,是赶紧多多翻译西方文学名著。只有工具运用纯熟自然,又熟练掌握方法,才能创造新文学。本文对新文学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画评论著作。旧称《魏晋胜流画赞》。东晋顾恺之撰。全文共二十条,第一为论画之难易,其余各条是对两晋时期卫协、戴逵等画家二十一幅画作的评论著录。即:《小列女》、《周本记》、《伏羲》、《神农》、《汉本记》、《孙武》、《醉客》、《穰苴》、《壮士》、《列士》、《三马》、《东王公》、《七佛》、《大列女》、《北风诗》、《清游池》、《七贤》、《嵇轻车诗》、《陈太丘二方》、《嵇兴》、《临深履薄》。表现内容有神话传说和历史题材,还有列女、壮士和名流高逸之士;有宗教题材,还有文学作品、山水走兽等题材。其主题在图圣贤“明鉴戒”的同时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各件作品的评论持论严谨公允,见解高妙新颖。顾恺之在继承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迁想妙得”、“置陈布势”、“巧密于情思”以及“骨法”、“神气”、“情势”、“天趣”等一系列绘画审美主张和创作技法,这些观点成为中国绘画美学思想精髓的一部分,对后来谢赫的“六法”论和中国绘画品评之风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冯梦龙撰。十三篇。马吊牌，古代博戏之一。始于明代中叶。冯梦龙著《马吊牌经》,记叙了马吊牌的玩法。马吊牌为四人同玩,通常是三人输一人赢,像马之四足吊起一足,所以称马吊牌。牌分四门,即文钱、索子、十字和万字,文钱、索子牌上画钱索图形,十字、万字牌上画《水浒》人像。玩时每人八张牌,其余放置中央,出牌以大压小。每门最大的牌叫赏肩,都是红张;最小的牌叫趣,从副肩到副趣叫做青张。因马吊牌共40叶纸牌,又被称为“叶子戏”,但与唐代的叶子戏名同实异。

中国画论著。元代王冕撰。一卷。约作于至正八年(1348)之际。刊行版本有日本广岛市图书馆出版的岛田修二郎校注本、《中国书画全书》本。本书的内容包含了采集宋元画梅名家的论述和自己画梅艺术实践的经验体会,共十三则,分别为:原始、总题、总论、述梅妙理、指法、论枝、论花、难画、论梅、口诀、论梅之病、续论梅之病、墨梅指论、扫梅十要。在论述中作者主张梅花画作是画家情感的表现,是心与物的相通。原文为吴太素《松斋梅谱》辑录。

明代抗倭名将、武术家俞大猷的武术专著,书名为《剑经》,实则主要论述棍法理论和技术。俞大猷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嘉靖时中武举,历任参将、总兵等职。在平定倭寇方面多立战功,与抗倭名将戚继光齐名。他素好武术,尤擅棍法,时称“俞家棍”。明嘉靖四十年(1561),他路过河南少林寺时,曾收少林寺僧宝擎和普从二人为徒,尽传其棍法,故少林棍法后来也名闻遐迩。棍法击技性和实用性强,俗称“棍打一大片”,故戚继光在他编的《纪效新书》中全部收录了《剑经》,并给予高度评价。《剑经》是俞大猷在个人练武经验基础上吸收各家武术理论和技术而编写成的,因此其理论不仅适用于棍法,而且是各家武术经常吸收引用的共同理论,一直被武术界公认为杰出的武术经典著作之一。

古代射箭术专著。唐王琚著。王琚(约685—746年),有才情,博通经史,曾助唐玄宗李隆基平太平公主之乱,因此升为户部尚书,很得玄宗赏识,但因性格豪侈,又不肯阿附权贵,屡屡遭贬,后受李林甫诬陷,于天宝五年贬死于江华郡。此书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射书,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中有收录,《新唐书·艺文志》录为一卷,《宋史·艺文志》录为二卷。流传下来的为一卷上下篇,共十二节,分步射总法:持弓审固、举搂弦、抹羽取箭、 当心入筈、铺膊牵弦、敛身开弓、极力遗箭、卷弦入弰、修后手法、步射病色和马射总法、弓有六善等。

二卷。清李塨撰。此书卷一为《射法》。首有一段文字述撰作之缘由,大略言射为六艺之一,昔郭子坚任桐乡,曾开雕《射法》一帙,其为序之,而辞义未尽善。某日忽有一叟至,自言学道深山,技击皆精。夜半解衣击剑,因传射法,天明而去,不知所之。录而为之注,遂有此书云云,与圯上老人授张子房兵法同出一辙,不足凭信,似为李氏杜撰。所谓“射法”,惟二条总纲,一曰“身端体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从容,前推后走,弓满式成。”二曰:“神矢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气敛,内运外坚,前固后撒,收弓舒闲。”李氏引经据典,长篇大言为之详说,演成一卷。卷二为《射经》,引《礼记·射义》“射者,进退周旋必中礼”(案今本《礼记》“周旋”作“周还”)一段文字冠首,云“此三代射艺之遗文也。”次引《孟子》、《周礼·保氏》、《周礼·考工记·弓人》等为纲,下引诸家说,为之引伸发挥而已。二卷体例大略相近。此书《畿辅丛书》、《颜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均有收录。

蔡元培著。是作者1917年4月在北京神州学会上的演说词,先后载于《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及《学艺》杂志第一年第二号(1917年9月)。后修订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这是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史的重要材料。作者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人们精神作用而构成。人们精神上之作用通常可分为知识、意志、感情等三种。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种作用而有之。但随着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知识与意志作用离开宗教而独立,于是和宗教有最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但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此两派相较,依附于宗教的美育,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有鉴于此,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于其中。”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也不能有利害之关系,因为美是超绝实际的。蔡元培的美学观,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一家之言。

教育家蔡元培著。是作者在辛亥革命后,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所作。发表于1912年2月11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此文系统全面地阐明了作者对于新教育方针的主张。他对清末制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评。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和谐发展的方针。认为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乎政治者两大类。前者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此二者反映了富国强兵的要求,还有公民道德教育,其内容是法国革命新提倡的“自由、平等、亲爱”。后者包括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在教学实施中,五育所占比例不同,军国民教育占10%,实利主义教育占40%,德育占20%,美育占25%,世界观占5%。所设修身、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图画、唱歌、手工、游戏等课程,在“五育”教育中分别具有不同意义。1912年9月北京教育部,根据此文精神,颁布《教育宗旨令》,明确规定国家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文编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9月出版。

《三字经》世传为宋代著名学者王应麟所著,千百年来,相沿作为启蒙教材之一.明清两代续有增补.降及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以此书"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1928年季春重为增订,"其所增者三分之一,更定者亦百分之三四",章太炎先生重订三字经,对原三字经可以说是动了一次大手术.1932年《重订三字经》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排印问世.嗣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此书由该会重印五百册行世,时章太炎先生与他的门弟子讲述读史日程,由诸祖耿,王乘六笔录整理成文,附录于该书之后.由于两次印本均系小开本,所用纸张极为单薄,不易保存,故今日已不易见到.

一卷，收录章太炎校核古算法的著作，1933年被收入《章氏丛书续编》。

章太炎著。章太炎对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进行的辑佚，并附有考证，借此可窥见刘向父子之作的原貌及先秦学术的流变情形。

一卷。清杨守敬撰,近人王重民辑。杨氏出访日本期间,广收秘籍古本,编纂了《日本访书志》,但由于年老体弱,一些善本尚未整理、收录其中。王重民等人参考大量杨氏遗书、题跋,用数年时间,汇编成《日本访书志补》一卷,体例大致与《日本访书志》相同,收录图书四十一种,明刊本居多。现存民国十九年 (1930)中华图书馆协会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