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一卷。清杨守敬撰,近人王重民辑。杨氏出访日本期间,广收秘籍古本,编纂了《日本访书志》,但由于年老体弱,一些善本尚未整理、收录其中。王重民等人参考大量杨氏遗书、题跋,用数年时间,汇编成《日本访书志补》一卷,体例大致与《日本访书志》相同,收录图书四十一种,明刊本居多。现存民国十九年 (1930)中华图书馆协会铅印本。

《昭惠周后诔》全文上千余字，是李煜传世作品中最长的一篇；此文作于大周后辞世之后，是为悼念她而作，文章情感真挚、感人肺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煜对于周后的感情之深、之真。文中共用了十四个“呜乎哀哉”，22个“哀”字。 四字一句，仅有几句是六字、七字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抆血抚榇,邀子何所？”“吊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无极”等句极言作者心中的酸楚悲痛。读至最后，一句“呜乎哀哉”收束全文，使人也不觉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读罢此文，我们还可看出李煜文笔的老练——行文极其流畅，引用典故、借用诗句似乎是“信手拈来”，并无晦涩、牵强之感；可见，多年的诗词创作与艺术熏陶对他的文章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袁枚撰。这是一篇享誉甚高的祭文,历代评论家常以之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相提并论。作者三妹素文与其夫系指腹为婚,十几岁时夫家父母因儿子不肖曾建议解约,然素文坚持从一而终的礼教,成婚后丈夫果然嫖赌成性,常毒打勒索嫁妆嫖妓,委屈忍受,直至要将她卖掉抵赌债,方逃回娘家告官判离,已受尽折磨。作者在文中痛言此为读书识礼之过,“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如是”,对封建礼教表示了怀疑,也道出了悲剧的真正原因。文中一字一哭地回忆了兄妹从幼至长相亲相爱的历历旧事,声泪俱下地向九泉苦魂诉说着为兄未及诀别的深深遗憾,从儿时同玩蟋蟀岁寒虫僵共埋之到兄为妹料理殓葬,从葬妹祭妹哭妹想到自己“在人间尚复几日”,作者在琐琐碎碎的细节常情的倾诉中,把怀念亲人的感情逐渐推向高潮,使文章笼罩在深沉的感伤气氛里,令人读之下泪。

晚唐陆龟蒙撰。讽谕散文,收入《甫里先生文集》。文章寓讽刺于议论之中,运用映衬类比的手法,借题发挥,别开生面。文中先是叙述“碑”的由来以及为野庙作碑文的缘起,接着具体描述迷信的农民制造的各式各样的土木偶像,农民供奉它,害怕它,杀猪宰牛祭祀它,纯是自己愚弄自己。而后笔锋一转,以反语讥刺贪官酷吏有甚于土木偶像,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剥削人民,残害百姓,是有血有肉的偶象,其危害超过土木偶像。文章针对唐末即将分崩离折的危机和乌七八糟的社会风气,无情地剥下了自称贤良的官僚的画皮,形象地点明了害民官吏的本质。作者长于驾驭语言,语言辛辣犀利,形象逼真,痛快淋漓。

一卷。清顾炎武撰。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称石经有七种:“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頠,唐开成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中兴高庙御书。”其实,石经只有六种。关于晋石经,《晋书·裴頠传》虽有“奏修国学刻石写经”之语,但议而未行。对石经的考证工作,是从顾氏此书开始的。其后杭世骏作《石经考异》,认为顾氏述矣而不详,详矣而不辨;瞿中溶作《汉石经考异补正》,则认为顾氏沿《隋书·经籍志》之误,对于汉石经是一体还是三体,不能确定。但今考顾氏此书,在“《隋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下顾氏注云:“按晋魏二书,皆云立三字石经,此独以为一字,则所谓 ‘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者安在邪?”这说明顾氏并非不辨,并且确知三体者为魏石经。如此,则一体者为汉石经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又顾氏《日知录》卷二十一“五经文字”条引《晋书·卫恒传》下,顾氏注云:“《后汉书·儒林传》误三体书法为熹平所刻。”此亦一证。杭世骏又谓胡三省注《通鉴》凿指三字为魏所立似亦有理,而顾氏独不之采。但杭氏不知顾氏此考中固已明言三字石经为魏所立,并据卫恒《四体书势》,断三字石经非邯郸淳书。较杭氏之游移无定,顾氏的识见确实高出许多。杭、瞿二氏对顾氏的批评,似误于失察。

《甸雅》原书分上、中、下三卷，现仅存上、中两卷。作者居京二卡余年，热衷此道，见多识广，发为述论，一物一条，皆阅历有得之言。虽前后有个别重复，眉目也略欠清爽，翻检有所不便，但此书整体，看似杂陈无序，实则仍有部分，有层次，有分寸。更加以文字简练，偶涉世故，时复生动，宜于品赏阅览，揣摩把玩。故其为用，也自然方便。

二十卷,明朱睦㮮著。《崇文总目》有《授经图》三卷,叙《易》、《诗》、《书》、《礼》、《春秋》三传之学,但其书不传。宋章俊卿尚溯其宗派,各为之图,然不完备,且多舛讹。此书即因章氏旧图而增益之。首为授经世系,次诸儒列传,次诸儒著述、历代经解名目卷数。每经四卷,五经二十卷。其义例称周、汉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明代三十九人;经解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千一百七十一人。清虞稷与龚翔麟校刻时,又新增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经解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书以汉代经学年久失传,因溯其专门授受,对西汉经学传授考辨最详。是一部研究五经自汉迄明传授流演的参考书。今存《四库全书》。

二卷。清叶封撰。叶封，字井叔,黄州 (今属湖北省) 人。顺治十六年(1659) 进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本书乃康熙十二年 (1673) 官登封知县时所编撰。登封 (今属河南省)在嵩山之南。嵩山名胜古迹甚多,有阳城遗址、中岳庙、汉嵩山“三阙”等等。故其所录碑刻,以“嵩阳”为名。此书皆录碑刻全文。有些碑刻,如汉嵩山 “太室神阙铭”、“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神道石阙铭”以及唐武则天“封圯坛碑”等,欧、赵、洪诸书均失载,而此书却收录了。洪书只载汉魏,欧,赵二录仅止于五代,而此书所录金石有宋、金、元明等朝之碑刻,辨证精博。传本为 “四库全书”本。

(清)于敏中等奉敕编。10卷。本书是为清宫中“天禄琳琅”所藏珍本编制的书目,今称《前编》。以版本时代编排,同时代版本则按经、史、子、集列序,共收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印宋抄本20部,元版85部,明版252部。各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时代姓名,考订版本及其源流,并摹入藏书家印记,附收原有题跋。嘉庆二年(1797)天禄琳琅连同藏书毁于火灾,重建后又将一些善本书补藏其中,大学士彭元瑞奉敕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后编》20卷。仿《前编》体例,收宋、辽金、元、明各代刻抄本663部,但后来藏书散失过半。后有施廷镛《天禄琳琅查存书目》和张允亮《天禄琳琅现存书目》可见一斑。有乾隆间《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先谦刻《前编》、《后编》(10册)本。

三国蜀诸葛亮作。据记载,诸葛亮著有《兵法》等军事著作,但大都已失传。此《兵要十则》,是流传下来的一些片断、载于《诸葛亮集·文集》。它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诸葛亮以法治军的思想以及战法中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西汉琴学著作。扬雄撰。扬雄不仅是西汉末年名重一时的学者和文学家,而且对音乐也有造诣。他撰写的琴学著作《琴清英》今虽全书已佚,但我们仍可从清严可均辑录的佚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既有琴曲介绍、琴歌著录,又有琴界事迹的琴史性质的著作。西汉时期,琴学发展出现新的兴盛,名家间出,弹奏技艺更臻精绝,新的创作不断涌现,于是,总结性的琴学专著也相继问世,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琴学专著如《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就达一百一十四卷之多。当然,还有《汉书·艺文志》未曾著录的亦不在少数,《琴清英》即属此类。《琴清英》现存佚文主要介绍了汉代流传的琴曲《子安之操》和《雉朝飞操》,叙述了先秦时琴家孙息和祝牧的精湛琴艺及创作事迹,为考察和认识汉代及以前琴学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八卷。明吕震等撰。吕震,字克声,临潼 (今陕西临潼县)人。洪武年间入太学,永乐年间任礼部员外郎,宣德年间任礼部尚书。为人奸险佞谀,不识大体,但精力充沛,记忆超人。著有 《宣德鼎彝谱》。是书为奉明宣宗之命而编撰。书前有华益殿大学士杨荣序,书后有嘉靖甲午年间文彭跋。卷一至卷二,主要记载当时所奉皇帝命令的情况,以及礼部呈进图式和工部请议物料诸疏;卷三,主要记载工部请给物料疏,礼、工二部议南北郊至武学、武成二殿及历代从祀名将所设鼎彝名目;卷四,主要记载太庙内府宫殿所设鼎彝名目:卷五,主要记载皇帝赐予两京衙门、天下名胜鼎彝名目;卷六至卷八,主要详释新铸各种鼎彝名义及款式,辨析极精,为后世考古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后附项元汴《宣炉博论》一篇。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生卒年及籍贯均不详。工绘画,精于鉴赏,家中所收藏的书法、名画极一时之盛,以天籁阁项墨林印记识之。所撰《宣炉博论》主要论述宣炉所铸鼎彝之妙,如何考证、识别宣炉鼎彝的真伪等。现存有 《墨海金壶》本、《珠丛别录》本、姚若有《钞足本》二十卷、钱锡之刊本、聚珍板本、《四库全书》本、《美术丛书》本。

一卷。作者不详。旧载左圭 《百川学海》中,既无序、跋,也没有所作年月。是书仅三十二条,杂录砚之产地及其故实。中间载有欧阳修、苏轼、唐询、郑樵诸人之说。收录既不广博,也有一些错谬疏漏。如以端溪子石为在大石中生,是沿袭旧说,未加考证。又如许汉阳以碧玉为砚,其事出谷神子《博异记》,实际上是龙女之砚,不是汉阳之砚,这是作者征引之误。但有的记载也可见作者的真知灼见,可供后世检核古砚之用。现存《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等。

民国许之衡编著,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上、下两卷。凡10节。主要根据清末寂园叟《陶雅》中的889条归纳整理。分概说、说窑、胎釉、彩色、花绘、款识、瓶罐、杯盘、杂具、疵伪十节,条理比《陶雅》清楚,易于查阅。立论有精当之处,如“物有纯必有疵,有真必有伪。知其纯者、真者,而不知其疵者、伪者,非真知也。惟能知其疵与伪,而不至为疵伪所欺”。也有考证失实之处,如年窑的督陶官应为年希尧,误订为弟年羹尧;臧应选督陶在康熙年间,误订为雍正、乾隆时期。

钱穆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沧海丛刊于1984年12月印行,长沙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于1986年5月出(大陆)版。全书以文化不同学术亦异的文化学术观和比较学术方法,以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门立章,对中西新旧学术一一比较会通,探求异同。由此阐述了作者关于在文化学术上中国重会通和合,西方重分别专门的基本观点。并进而阐扬了重会通和合的中国学术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反对“今人一切以西方为衡量”的学术文化观,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原自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全体而始见其价值,并显发出中国的天人内外合一论和心性论。认为会通中西将更有一新学术新境界之向前发展。本书是钱穆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在海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高校文科古汉语教材。王力主编。1962年中华书局初版,1982年出版修订本。是根据1961年5月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由若干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教科书。修订本4册,约100万字,包括14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3部分,既不同于一般的文言读本,也不同于文言语法和汉语史。全书共收作品257篇,常用词1 086个。文选和常用词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注释,注意古今词义的差异、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以及近义词的辨析。文选部分除注释词义外,还随文注释了一些语法现象。通论包括字典、词汇、音韵、语法、修辞、古书注释和句读、文体特点和古代汉语常识等学习古汉语的必备基本知识。本书总结了各高校古汉语教学经验,创造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体例。后来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正是沿袭了这种编排体例。若干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古代汉语教材采用三结合的方式是科学的,效果是良好的。三结合的体例非常注重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结合,它通过大量的古代典范作品的讲授和阅读,给学生以较多的感性认识,然后以通论和常用词分析使之条理化、规律化、系统化,引导学生较快地掌握古汉语必备的知识。另外本书的“通论”和“常用词”非常丰富,资料价值也很大。

目录书。莫友芝著、莫绳孙编次。有1909年日本田中氏北京铅印本,江宁傅增湘铅印本。莫友芝一生所见古书版本很多,每见辄标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每书之下。又兼采邵懿辰《所见经籍笔记》、汪铁樵(字家骧)批注,由次子莫绳孙编为本书目,共16卷。所录范围不止《简明目录》。其见于《存目》者46种、《四库》未收者647种,悉著于眉端。《简明目录》所收亦有未见传本者,则缺如。每书记其行款、印记,间有考订,可与邵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参互使用。

二卷。宋俞松撰。俞松,字寿翁,钱塘 (今属浙江省)人。仕履无考,惟高宗临本跋内,有“承议郎臣松”之语。此书后有自跋,跋中称甲辰书于景欧堂,可推断此书成于宋淳祐四年 (1244)。此书是继桑世昌《兰亭考》后而作,故名续考。但此书的体例,与桑书不同。全书二卷,上卷载俞松自藏和他家藏本;下卷所载,均为俞松自藏。书中有南宋史学家李心传题跋。但前卷所载跋语,仍沿用“笔阵图”的说法,说王羲之三十三岁书《兰亭序》,有误。然跋语条畅,谙于史事,如宋祁摹碑、青社谥法等条,均足以备考核。传本有 《四库全书》 本。

十二卷。宋桑世昌撰。桑世昌,南宋时人。陆游的外甥。淮海人,世居天台山。此书系考证晋王羲之所作《兰亭序》书帖。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兰亭考》原名《兰亭博议》,共十五卷。刊行时经高似孙删改,存十二卷。按《兰亭序》为行书法帖。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与谢安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修禊”,会上各人作诗,王羲之作序。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书中叙述王氏真迹流传的各种说法。真迹原为王氏子孙掌握,后至南朝陈天嘉时,为王氏七代孙智永所得。唐时为太宗李世民所得,推为王书代表,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最著。又有一种说法,石晋之乱时,弃石刻于中山,宋初归李学究所得。李死,其子摹以售人,为定武帅宋祁所得,以石刻之。现今石刻首推“定武本”。书中还考证了王羲之作《兰亭序》的年岁。《辨笔阵图》曾说:“羲之年三十三书兰亭”。桑氏考证,王羲之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到永和九年(353)兰亭修禊时,应当是五十一岁,纠正了三十三岁之误。至其入法一门,以及书苑禁经诸条,不若姜夔考证之精密,所以曾宏父、陶宗仪等人,都称赞姜考,而不用本书。传本有 《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 丛书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三卷 清林侗撰。林侗,字同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喜好搜集金石,曾游长安,于淳化山中得汉甘泉宫瓦;又携带拓工,在唐昭陵等陪葬地,拓得唐李靓等人的碑刻十六块。本书所著录,都系其所自见者,计夏商周六碑,秦汉十九碑,魏一,吴一,晋五,梁一,后魏三,北齐一,后周二,隋八,唐一百七十三碑。书中考证,大多取之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并根据自考证所得的材料,加以论证。各碑后还载入后人赋咏诗篇,足见其搜罗之广。书中录有唐代诸帝御书碑,唯独武后的不录。传本“四库全书”本。

一篇。书论。隋代释智果撰。智果,隋仁寿年间书法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亦善文学。隋炀帝为晋王时,召令写书,智果不从,遂被囚于江都。后炀帝为太子,出巡扬越,为其书《上太子东巡颂》,获释,召居慧日道场。隋炀帝谓其书“得右军骨”。此文论述了汉字造型的多种结构和变化规律,以及书法对不同汉字造型结构的艺术处理方式。本文虽不长,但对字的结构分析很有道理。在每项之下,注出所举例字,供学者参考。第一项是“回展右肩”,举出“宁、宣、台、尚”四字;在“潜虚半腹”下说“画稍粗于左,右亦须著,锭近均匀,递相覆盖,放令右虚”,举出“用、见、冈、月”作为例字;在“回互留放”下说“谓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也,不可并入”。主旨在于强调统一中求变化,联系中求对比。如“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强调打破对称以求均衡;“间开间合”、“隔仰隔覆”,观察了连续与间断的效果;“回互留放”、“变换垂缩”,指出了统一中的变化;“繁则减除”、“疏当补续”,注意到了疏与密的辩证关系。同时,又把多样统一的观点贯穿到书法“语言组织”的各个单位,从“以侧映斜”、“以斜附曲”到“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第一次对书法结构组织作了纯形式的探讨,不仅打破了前人论书专重气韵而鲜言结构的格局,而且也为唐人尚法开了先风。有《书法菁华》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标点本。

一篇。书论。清代阮元撰。此篇选自《揅经室集》,专论北碑南帖的字体流变等特点。北碑,是指“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士铭德位”的古石刻,自秦刻石而后,古人法书未有不托金石以传的。两汉隶碑兴,最有矩法,学者慕之,转相摩习,皆以善隶书为尊。是以北朝书家长于碑榜,今榜虽不可见,但瓦当、砖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衣带所携,均为帖。存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晋室南渡,《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后南朝敕禁刻碑之事,碑帖绝少,惟帖是尚,字体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他在举了大量事例说明这种变化之后,用结论性的语言归纳为: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此论看似折衷,实则为清尊碑进行了有力的鼓吹。今有《文选楼丛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历代书法论文选》等版本行世。

书法评论,一篇。清代学者、书画家阮元撰。阮元,字伯元、良伯、梁伯,号芸台、揅经老人、怡性老人,雷唐盫主。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卒谥文达。工书,其所书隶书郁勃飞动,醇雅清古,能作擘窠大字。所撰《南北书派论》,自谓“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遏反于古?”因阮元对书法演变源流研究颇深,将中国书法流派分为南北。从地域上说,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北周、隋为北派。从代表人物上说,钟繇、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为南派;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复、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为北派。其中钟、卫兼南北两派。至唐太宗独善王羲之书法,自此王氏一家也兼南北两派。从风格特点上说,南派乃江左风派,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为晚清尊碑进行了有力鼓吹。此书收藏在其文集《揅经宝集》中,有在《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本中。

一篇。书论。清代钱泳撰。泳初名鹤,字立君,号梅溪、台仙、梅花溪居士。清代书法家。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后居常熟,官侯选府经历。人评其书说“梅溪工于八分,尤精隶古”,是篇分钟鼎文、小篆、隶书、书法分南北宗、六朝人书、唐人书、宋四家书、赵松雪、总论九部分。对篆隶字体、六朝与唐人书法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赞同阮元“书分南北宗”的见解,对晚清书风影响很大。他认为“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认为钟鼎文是“书法之源流”。以小篆、隶书为本,较详细讲述了“书体的源流”,认为篆书应当以李斯为正宗,并说“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并谓“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充分肯定隶书对文字、书体变革以及书法艺术发展的重大作用。指出六朝人书“破体杂出,错落不检”;“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并说宋代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家书“皆学唐人”;推崇赵孟頫,谓赵“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但没有超过二王。在“总论”中指出“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有《履园丛话》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本。

一篇。书论。唐代林蕴撰。林蕴,唐代元和(806—820年)年间人。字复梦,泉州蒲田(今福建泉州)人,蕴世通经,西川节度使韦皋辟推官,累迁礼部员外郎,出为邵州刺史。从卢肇授“拨镫法”,从此书日进。是篇首先提出“拨镫四字法”,依次为:推、拖、捻、拽,为四种运指之法。提出“用笔之力,不在于力;用于力,笔死矣”。强调笔力为点画形态体现出来的艺术上的“力”与物理学上的“力”不同的观点。有《书苑菁华》本、《历代书法论文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