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一卷。书论。宋代黄庭坚撰。散见《山谷文集》和《山谷题跋》。内容包括甚广,整理绎绪,大要有三:(1)认为“墨池笔冢,非传者之妄也”,故异常重视字内功夫,并从用笔、用墨、读帖、临摹等方面予以阐发。用笔主张“悬腕”、“高执笔”,提倡“锋藏笔中,意在笔前”;读帖强调要“观之入神”、“会之于心”;临摹认为“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不能学魏晋人用字多破体;用墨主张不宜过浓,也不宜过淡。此均经验之谈。其中“高执笔”为后人学大草及草书开了新门径,山谷于此成尤存巨功。(2)“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胸中有万卷书”。他认为,要使书艺脱俗,仅凭字内功夫犹难奏效,须求之于字外。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品道德,所谓“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二是渊博学识,所谓“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并认为苏轼书所以能脱俗,就在于“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这是唐代张怀瓘“先文而后墨”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与苏轼所说的“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的观点尤相契合,体现出宋人所重的文人趣味。三是触物感悟。他认为:“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亦即以自然为法。并认为自己草书,是“得江山之物”,用笔“少进”乃“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的结果。(3)“凡书百病,惟不可俗。”他论书专重“韵”,“韵”乃“俗”之反,于此提出品鉴书法的三个标准,即不俗、韵胜、字中有笔。所谓不俗,是指书法要体现书家的完美人格和渊深学养。所谓韵胜,是指书家精神世界与字的结体得势高度统一。所谓字中有笔,既指全幅体势新巧,抖擞峻拔,亦指笔画别出心裁,欹正相生。这些见解对后世书论颇有影响。

一篇。书论。东汉蔡邕撰。此篇选自宋代陈思《书苑菁华》一书,主要论述书写者应有的精神状态。主张书写前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对身法如何更好地表现字体要深加揣摩。其要有二:(1)主张作书之前要舒散,“任情恣性”,又要聚精会神,“如对至尊”,如是才书“无不善矣”。此说是蔡邕“禀乎人性”说的具体展开,既强调了书艺创作的超功利性的特点,又触及到了书法陶情写性的艺术功能,对后世“抒情”理论、“虚静”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2)认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要“纵横有可象”、“方得谓之书矣。”此说是蔡邕“肇乎自然”说的具体阐发,强调了书法艺术的状物、再现功能,开后世书论“观物取象”说之先风。然此说理解有纷歧,或以为是指书脉贯通,清代刘熙载《书概》:“昔人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状之,取不齐也。然不齐之中,流通照应,必有大齐者存。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或以为此说所述的“象”,根本就不是指事物的固定形状,而是一种运动的形式或动态的形式,因此,不可视为简单的摹仿论。今有《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本、《述古从钞》本、《藏修堂丛书》本、《翠琅玕馆丛书》本、《艺术丛书》本、《芋园丛书》本、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等刊本。

又名《欧阳结体三十六法》。一卷。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此书是作者结合临书体会传授法书技法的专著。凡列三十六品目,目下先谈技法要点,次举实例,某些品目还征引他说以助理解,从用笔的方方面面谈结字方法。此书条目清晰,述说简明扼要,有理论也有实例,是法书专著中谈论结字的佳作。诸本不同,大致为:排叠、譬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挑、相让、补空、覆盖、贴零、粘合、捷速、满不要虚、意连、覆冒、垂曳、借换、增减、应副、撑住、朝揖、救应、附丽、回抱、包裹、却好、小成大、小大成形、小大、大小、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短右长、褊、各自成形、相管领、应接等三十六种。又与《八诀》合称《欧阳率更书三十六法八诀》。和释智果《心成颂》相比,有许多新突破。一方面把对生命力的追求(“斜正如人”)与字体结构相联系,比《心成颂》更深一层。另一方面,对字体结构分析也更趋细致明晰,如“附丽”、“包裹”、“意连”诸条均为《心成颂》所无。又如“勿令偏侧”是正题,而“偏者正之,正者偏之”是反题,正反相合,比《心成颂》所言之“回展右肩”等更概括、更明确。今人宗白华认为从这“三十六法”中可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并指出它是从真书的结构分析出字体美的构成诸法,一切是以美为目标。为了实现美,不怕依据美的规律来改变字形,就像希腊的建筑,为了创造美的印象,也改变了石柱形,不按几何形的线。《佩文斋书画谱》在题后注云:“诸本都附欧阳询后,今考篇中有高宗书法、东坡先生及学欧阳者等语,必非唐人所撰。”今人则认为,可以是因欧字结体特佳,故后人托其名。传世主要版本有《墨池编》本、《书苑菁华本》、《说郛》本、《汉溪书法能解》本等。近人邓散木有《欧阳结体三十六法诠释》一书行世。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又名《八法》。一篇。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是篇主要讲写字之法。“八诀”即是八种谐书点画方法的口诀,其诀为:“‘丶’如高峰之坠石;‘㇂’似长空之初月;一若千里之阵云; ‘丨’如万岁之枯藤; ‘㇂’劲松倒折,落挂石崖;‘乛’如万钧之弩法;‘丿’利剑截断犀象之角牙;‘丶’一波常三过笔。”此为楷碑基本笔画的总结。基本沿袭《笔阵图》,新意不多。但突出了书法的“中和”之美,所谓“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同时也强调了书法追求生命力的表现: “不可头轻尾重,无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体现出唐人尚法的特色。有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标点本。

陈垣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内容分为6类,收录中国佛教史籍35种。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经常参考的佛教史籍,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关于每书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例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作者都运用了丰富的史料,旁证博引,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并对《四库提要》有关佛教史籍部分的错误予以纠正。每种书下,列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再详论其内容体制、特色或优缺点及其学术价值。本书名为“概论”,实际上是一本研究佛教史及其他方面的历史典籍的目录,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是1961年王力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一部分（第八、九单元的通论部分）。《古代汉语》书稿的原始基础是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讲义》。讲义分为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林焘、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吉常宏、赵克勤、陈绍鹏等先生编写。本书是王力教授主编的一部非常传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通论性经典作品。在编写这部书稿的时候，就动用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古代文化研究领域最顶尖级的专家。那些响当当的名字，王力、丁声树、朱文叔、洪诚、殷孟伦、陆宗达、张清常、冯至、魏建功、姜亮夫、叶圣陶，各个全都是今天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大师。这本书自1961年出版以来前后历经4次重要修订，到今天仍然是大众认识中国古代文化面貌最重要、最全面的基础参考书。全书分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四个方面。本书曾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成日、韩等语言流行于海内外。

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胡适著，发表于1919年8月14日，原名《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又改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①详尽分析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和中国清代汉学方法的共通之处。该文作为其整理国故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篇文献，却至今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的价值不但在于线性时间概念的超前性，②更在于它体现了胡适整理国故思想中蕴含的通过中西文化对接以再造文明的思想。他力图找出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最佳结合点，并由此生成新的文化，从而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使命。

胡适作。本文原是 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稿,傅斯年记录。初载于1918年3月22日——27日《北京大学日刊》“本校纪事栏”,原题为《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议录》。后经作者修改,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期。全文分3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短篇小说作了界定,指出了短篇小说的特征:1,截取“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 2,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加以描写。作者通过分析《最后一课》与《柏林之围》,使短篇小说“用一段代表全体”、“用一面代表全形”的特征。第二部分从上述的界定出发,勾勒了“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文章指出,从“用心结构”的先秦寓言《愚公移山》到明清两代的《今古奇观》、《聊斋志异》,不管是创作方法上的“理想主义”还是“写实主义”,语言形式上用白话还是文言,都有若干的佳作。其发展趋向是“由略而详,由粗枝大叶而琐屑细节”。第三部分为结论。文章指出,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繁忙和文学进步所要求,因此,在中国文学界应提倡“真正的”短篇小说。本文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专论短篇小说的文章,虽对短篇小说的论述还不够全面,但它对短篇小说的界定,对短篇小说创作的大力提倡,对以后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建设有一定影响。

胡适著。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4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作者从文学进化观念出发,将中国戏剧与外国文学、戏剧进行比较研究,阐述中国戏剧改良之必要性。作者将文学进化观念的意义,分四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含有一个重要的教训。第一层总论文学的进化。第二层论述文学进化从极低微的起源,慢慢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过程。指出中国戏剧一千年来力求脱离乐曲的种种束缚,但因守旧性太大,终未能完全达到自由和自然的地位。第三层论述文学在进化过程中,每个时代往往留下许多无用的纪念品(“遗形物”)。传统戏剧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都是这一类“遗形物”。而评剧家大多不懂文学进化的道理,往往把这些“遗形物”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第四层论述中国戏剧应当取西洋的戏剧作参考材料,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论文还从比较文学角度,指出中国文学一是缺乏悲剧观念,二是缺乏文学的经济方法。作者呼吁:现在的中国文学已经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应当赶快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胡适的这篇文章从中外文化的比较上,指出中国戏剧存在的弊端。对中国戏剧的批评切中要害,它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文学改良思潮是一致的,在戏剧改革方面具有开拓性的积极意义。文中也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胡适著。全文分三篇,第一篇为国语与国语文法,第二篇为国语的进化,第三篇为文法的研究法。前两篇谈了语言的起源、功用、发展变化等。认为语言文学有许多用处,可以表情达意,记载过去的经验,是进行教育的工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媒介。由于作者没能把握住语言的本质,因此,常将语言与文字、文学混为一谈,将文字、文学的功用加于语言之上。探讨语言起源时认为语言产生于“灵感”和“神灵”,否定语言系统具有规律性。认为语言文字自然变化是无意的,莫名其妙的,没能认识到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动因。但是从文言发展到白话这段发展中,他却敏锐地发现了两个规律:即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如复音词的增加,字数的增加;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如词的概括性更大了,语法更简单了。在 “文法的研究法”中提出了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1)归纳的研究法,(2)比较的研究法,(3)历史的研究法。认为语法的研究,归纳法是根本的,比较法是佐证资料,历史法是限制归纳法推广归纳效用的手段。反对搞独立的汉语语法,但也不赞成一味的模仿,要比较与参考。认为语言有高低优劣之分,而汉语语法贫乏。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本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有1986年台北远流出版社铅印本。

十六卷。清李光暎撰。李光暎,字子中,嘉兴 (今属浙江省)人。嘉兴朱彝尊曾著有《吉金贞石志》,后朱氏所藏金石刻,又归于李光暎。李氏遂辑所得,并集诸家之论,而成此书。书前有雍正七年 (1729)金介复序,称此书编撰有条理。此书收集金石之书四十种,收集文集地志等书六十种。以前著录金石书籍诸家,均自据见闻,并为之评说。此书乃仿宋陈思《宝刻丛编》,杂取诸书,荟萃为之。在每条下,各注明所出之书,中有少数是李光暎自己考释。以前著录金石书籍各家,大都以考证史事为长,而此书却是以品评书迹为主。故在论书法上,汉隶则推宗郑簠之评,唐碑则取赵崡之论。正由于此,此书所引欧、赵、洪诸家释文,仅十之一。但《瘗鹤铭》不引张弨释文、“天发神谶碑”不引周在浚释文、“兰亭序”不引俞松考释,似为疏漏。传本有 “四库全书”本。

宋赵明诚编著。明诚字德父,密州诸城(今山东诸诚)人。明诚雅好金石,很早就开始致力于搜求,金石碑刻家藏甚丰。后来,他受到欧阳修《集古录》的启发,编写了这部《金石录》。全书凡30卷,“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前10卷为目录,共收金石碑铭凡2,000种,其中也有少量宋代资料;后20卷为辨证,对2,000种资料中的502种作了题跋。题跋着重记叙材料的出处和收藏过程,兼及材料本身的形制特点,一般不考证其所负载的铭文,例如卷13“玉玺”文条:“右玉玺文,元符中咸阳所获传国玺也。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见遗焉。”本书材料宏富,考订精审,为研究古代金石文字的重要参考书。本书版本较多,初刻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后版本迭出,有焦竑从秘府钞出本、文嘉从宋刻影钞本、顺治四年(1647)谢世箕刻本、雅雨堂丛书本、三长物斋的重校刊本等。

二卷。明赵均编撰。赵均,字灵均,吴县 (今属江苏省)人。其父赵宦光曾编《说文长笺》,并对篆隶书法颇有研究。赵均继承家学,也喜欢搜集金石,并进行考证。本书是取《东观余论》、《宣和书谱》、《金石略》、《墨池编》、《集古录》、《隶释》、《金石总要》、《箓竹堂碑目》、王世贞《金石跋》等各家书目所载,以及明代陆续发现的金石,按照陈思《宝刻丛编》的体例,依明代区划,并分别时代,加以编撰。其中有些考证,订正了他书之伪。较陈思所编,可靠性和参考价值更大一些。然其仍有不少疏漏和考证不确的。如在南直隶下所载唐碑,缺漏岑君德政碑等五种;考证福建 “玉枕兰亭”,赵均认为是褚遂良所书,亦不确。传本有 “四库全书” 本

一卷。清褚峻摹图,牛运震(1706—1758)补说。褚峻 (约1658—1728),字千峰,合阳(今属陕西省)人。峻工于刻字,以贩卖碑刻为业。经常自带干粮,走入深山穷谷、败墟废址中,搜求金石文字。凡前人书中所未著录,或虽载录而非作者所目击,未能详尽言之者,他都根据自己所亲见,一一绘其形状,摹其字画,并其剥蚀缺损之处,亲自钩勒,作成缩本,然后刻在木板上,非常逼真。本书收录自太学石鼓以下,迄于曲阜颜氏所藏汉无名碑阴,共四十七种。牛运震就各碑刻,一一加以详说,注明碑的长宽高矮及所在的地方;凡碑中假借通用字,并加以训释。本书所收录,虽数量较少,范围较窄。但比其有些作者著书只见拓本、或仅据传闻,并非亲见者,自然精核得多。此书于乾隆元年 (1736)出版,书前有褚峻自序。后褚峻又搜集到许多唐碑,另撰下卷。《四库全书》所收为纪昀家藏本。

《文心雕龙》研究专著。陆侃如、牟世金合著,分上、下两册,由齐鲁书社出版。1962年陆侃如、牟世金合著了《文心雕龙选译》上下册,译注了《文心雕龙》25篇,后来牟世金以此为基础,补译全了其余25篇,对原来的译注也进行了修改,并重新撰写了引论和题解,遂成该著。本专著的注释综采国内外各家《文心雕龙》的译注本之长,准确、翔实。引文以有助于理解原著为主,也引证了部分与旧注不同或为其它注家所未曾引用过的资料。译文用直译方式,准确而流畅。每篇译注的前面都有一段“解题”,说明全篇的主旨。在全书之首的长篇引论,除按原书体系探讨了《文心雕龙》的基本内容外,还结合介绍在它的研究中存在的重大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者认为《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唯物思想基础之上的,“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正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以“论文叙笔”、“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这是其理论体系的概貌和基本特点。他们还认为《神思》篇提出的情与物、言与情、言与物三种关系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这个总纲既显示了创作论的理论体系,也符合以“衔华佩实”为主线的全书总的理论体系,而刘勰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则是批评论的基本观点,也是沿着“割情析采”这个全书理论体系的总纲而提出的。此外,著者在对全书的认真考察基础上,对研究中的许多分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因此,专著是一部既有着高度的学术价值,又有着广泛的普及性的《文心雕龙》译注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的《文心雕龙》读者当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论文。今人陈寅恪著。本篇前半部分略论魏晋两朝清谈之发展演变,后半部分由两晋、南北朝世奉天师道之士大夫对于儒学及佛教之不同态度,论及陶渊明之思想。著者认为,魏末与西晋即清谈之前期,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之异同为当时清谈主旨所在,清谈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是士大夫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完全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演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认为陶渊明终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学,却绝不受佛教影响。究其原因,乃在于他能自创一新自然说,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其新自然说既是承袭魏晋清谈演变而来,又是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旧自然说而加以创改。它虽主张“自然”而反对“名教”,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等人之佯狂任诞;亦不似旧自然说过于看重有形的生命,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渊明之思想,实为“外儒内道”。在此以前,历代论陶者,多着眼于文学的批评,而较少侧重于其思想的探讨。本篇就魏晋时代之学术思潮的广度作探讨,从清谈内容的演变与陶氏家传之信仰立论,成一家之言,别开生面。但著者把渊明之思想归结为“外儒内道”,并誉之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有的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本文有1945年9月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单行本,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目录书。杨守敬著。清光绪二十三年杨氏邻苏园刊本。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清代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举人。精地理、金石。杨氏自幼嗜书,光绪六年应使日大臣何如璋之邀,赴日充随员。一年后黎庶昌继任驻日公使,至光绪十年杨氏回国。时值日本明治天皇十三年至十七年,明治维新之际,轻视传统文化,中国早已失传的珍本秘籍,守敬往往以廉价得之于市肆。或有难得者,恒以随身所带古金石拓片与日人互易,所获颇丰。光绪十年以所获秘籍载归,黄州有屋数十间,皆贮藏充栋。当时每得一书,辄考其原委,撰为书录,积20余册,光绪二十三年刊为《日本访书志》16卷、《补遗》1卷。每书记其写、刻、抄、照之年月,载其版式行款之异同,并录卷帙之完缺、讳字之年代。其刻入《古逸丛书》者亦一一著明。至于搜求之始末及其甘苦,尤再三致意。全书著录236种,多海内久佚之本,实为治古代文献者不可不读之书。杨氏藏书处曰“邻苏园”,曰“观海堂”,其藏书数万卷在杨氏去世后1919年售与政府,藏政事堂。后部分拨归松坡图书馆,其大部则藏于集灵囿。1926年集灵囿图书又拨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后被运往台湾。杨氏《日本访书志》序曾云:“惊人秘籍尚多未录出者”。1930年王重民任职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得观杨氏藏书,以数年之力辑为《日本访书志补》1卷,共收46种,皆移录杨氏批校序跋而成,杨氏生前叹为缺憾者,遂成完帙。本书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排印出版。

一卷。明顾炎武撰。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人。明清之际思想家、著名学者。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又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人民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收集材料。学识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于考证,搜集金石之文,手自抄录。凡是见于方志者不录,现有拓本者不录,近代文集尚存者也不录。上自汉曹全碑,下至明建文霍山碑,共得五十六种。每刻都录全文。沿用洪适《隶释》的体例,志其地理,考立碑之由来。凡古字篆隶,一一注解。其中官职年月,多可与正史相参。如茶荼、準准、张弡等字,可补正字典之讹。顾炎武还另有《金石文字记》,但只载跋尾,不如此书详明。传本有 “四库全书”本、“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等。

私人藏书书目。南宋尤袤撰。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作者遂初堂藏书为近世之冠,杨万里《诚斋集》有为作者作的《益斋书目》,其名与此书不同,但马瑞临《文献通考》引杨序列《遂初堂书目》条下,知为一书。今本无此序,而有毛并一序,魏了翁、陆友仁二跋。此书分经为九门:经总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论语孝经孟子类、小学类。分史为十八门: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故事类、杂传类、伪史类、国史类、本朝杂史类、本朝故事类、本朝杂传类、实录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姓氏类、史学类、目录类、地理类。分子为十二门:儒学类、杂家类、道家类、释家类、农家类、兵家类、数术家类、小说家类、杂艺类、谱录类、类书类、医书类。分集为五门:别集类、章奏类、总集类、文史类、乐典类。其例略与史志同。惟一书而兼载数本,以资互考,首创版本目录学先河,多为后人仿效。此书无解题,另外还不载诸书卷数及作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疑其为传写者删削。其子部别立“谱录”一门,以收香谱、石谱、蟹录等无类可附者,是从宋代新出现的书籍实际出发,“为例最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然此书分类也有不妥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宋人目录存于今者,《崇文总目》已无完书,惟此与晁公武志为最古,固考证家之所必稽矣。”

二十四卷。清瞿镛撰。瞿镛 (约1800—1864),字子雍,江苏常熟人。其父绍基为藏书大家,镛承父志,将绍基藏室“恬裕斋”更名为“铁琴铜剑楼”,广泛搜罗访求,与山东聊城海源阁南北相峙,得“南瞿北杨”之誉,是道光时期两大著名藏家之一。瞿氏曾聘名家为其整理所藏,为之校勘补阙,编为此目。卷一至七经部十类: 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卷八至十二史部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卷十三至十八子部十四类: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道;卷十九至二十四集部五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共计著录图书一千一百九十四部,二万六千二百六十余卷,其分类详赡,提要精当。每书之下以小字注明版本,提要之后还注明藏家及其后记,对考证版本渊流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常熟瞿启甲修补印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瞿氏家塾刻本。

清陈性编撰。是一部论述我国古玉有关知识的专著,全书1卷。书中按出产、名目、色泽、辨伪、质地、制作、沁色、地土、盘功、养损璺、忌油污等条目,分别进行论述。该书所阐述的观点,对古玉研究影响很大。其中的一些术语,目前仍为许多鉴赏家所使用。

清赵之谦撰。刊于清光绪年间刻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该书记叙鼻烟传入我国情况,和鼻烟壶的品类、色彩和技艺等。首刻于1880年,有程秉铦、祁之铄、董沛孟等人之序。

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前有自序云,余乃生逢乱代,长值危时,忘乡失土,波进流离,只欲隐山学道,不能忍冻受饥,只想扬名后代,又无晏婴之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随时之宜,就以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云云。则知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三卷,传说是书为有唐村落间老校书的才能著之。此书特以浅陋鄙俚之故,各史志与宋人书目,均未著录。俗传是书为《太公家教》的课本,唯前辈方知太公《家教》。张溟 《云谷杂记》卷二,亦著此书,可见是书流传于唐代。巴黎所藏敦煌古卷,有《新集文词》、《九经钞》两轴,屡引是书。侪太公于老子、孔子之间。作者或误以此太公为姜太公。然此又可知是书之见重于时矣,敦煌本又有一别卷。卷首题《武王家教》,而卷末则署为《太公家教》。设为武王与太公问答语,似从此书变蜕而出者。按陶九成《辍耕录》卷二十五所载金人院本名目,有《太公家教》一种。疑为扮演别本的,盖原书由一人口中宣讲伦理,不易成篇;别本直以太公为姜太公,又加入武王,一问一答,为天然戏曲原料。然则金元以来,是书别本犹行于世,其原书之不传,盖在南宋时。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是书共四卷。一整本,三残本,兹校其异文,定著为一卷,入之子部儒家。有 《敦煌卷子》本。

一卷。晋束晳(?—300以后)撰。清马国翰辑。束晳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汉踈广之后,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因去“踈”之“足”而姓“束”。官尚书郎,因《诗经·小雅》中有笙诗六篇“有其声而亡其辞”,乃补作之,称《补亡诗》。精通古文字,能辨析“汲冢书”的文义。此书佚亡已久,明陶宗仪《说郛》辑录凡十五条,其中有九条未知出自何书,有一条《太平御览》谓引自顾恺之《启蒙记》。此卷系马国翰于《说郛》所辑之外,从《初学记》、《太平御览》、《北堂书抄》、《史记匈奴传索隐》、《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埤雅》诸书辑出,凡十一条。见于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书》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