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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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琯（697年－763年），唐玄宗时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次律，河南（今洛阳市东北）人。武则天时宰相房融之子。少好学，“风度沈整”，以父荫补弘文生。曾隐居陆浑山读书十多年。开元十二年（724），玄宗欲封泰山，上《封禅书》一篇，宰相张说奇其才，授秘书省校书郎，寻拜监察御史。因事贬宜春太守，历事琅邪、邺郡、扶风三太守。为政宽和，士人称便。天宝十五年（756），安史乱起，玄宗逃蜀，他跟踪而至，玄宗大喜，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幸成都，执掌政柄。同年八月，与左相韦见素、门下侍郎崔涣等在灵武拥戴肃宗即位，仍执政如故。琯以拥立之功，为肃宗“倾意待之”。他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专权朝政，“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并主动请求率兵平乱，充任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与郭子仪、李光弼共同出击安禄山余部。因其指挥失当，所部多次败绩，肃宗不治其罪。平时好宾客，喜谈论，不懂用兵之道，徒具虚名。后为御史大夫贺兰进明、谏议大夫张镐等攻讦，说他“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及纳贿奸赃等事发，肃宗至德二年（757）免相，任太子少师。乾元元年（758），又以“虚言浮诞”、“挟党背公”等恶名，出为邠州刺史。因治理有方，“政声流闻”，广德元年（763），诏拜刑部尚书，回京时卒于阆州僧舍。赠太尉。

房琯父亲房融，在武则天时期曾任过宰相，后遭贬，死于高州。

房琯自幼刻苦好学，他行为端正，沉着稳健，很少沾染富家子弟那种恶习。他曾与东平的吕向一起，在安静的陆浑伊阳山中渡过十余个春秋，过着近乎于隐居的读书生涯。他潜心经籍，很少与外界来往，学问及知识大有长进。

开元十二年（724），玄宗欲效法古代帝王进行封禅活动，房琯就此撰述了《封禅书》一篇和有关文赋上奏朝廷。他丰富的知识和才能立即引起宰相张说的重视，由此房琯被授予了秘书省校书郎一职。

房琯的一生，多半时间是在州县任职。开元时期，他参加了朝廷选拔县令的考查，结果以较好成绩被授予虢州卢氏县令一职。他在卢氏县，以儒家仁政为本，崇尚德化，多行仁爱，兴利除弊，政绩斐然，受到上下左右的赞誉。他这种从政原则，在其后来担任慈溪、宋城、济源县令时，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实施。

房琯不但精于儒家经典，他还具有巧思，在工程建筑方面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天宝初年，玄宗日益沉缅于酒色和逸乐之中，他兴土木，建宫池，肆意享乐腐化，并将骊山一带专门划为昭应县，不时地就近巡幸。他还准备将温泉宫改造并扩充为华清宫，在该宫的周围建立百官的衙署和府第。房琯因具有这方面的机算和巧思，被委以经度骊山的重任。他调度指挥工匠，开山劈岭，伐木运石，加紧工程进度。但骊山尚未骏工，他就因李适之一案的牵连，被贬到了地方，先后在宜春、琅邪、邺郡、扶风等地做太守。

房琯当时颇有声望，舆论以为他的才能堪为宰相，连安禄山也向朝廷推荐过他，但唐玄宗却一直没有拜他为相。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夺取潼关以后，唐玄宗丢下大部分朝官，仅带领杨贵妃姊妹、皇子、妃子、公主、皇孙及杨国忠等少数身边人员狼狈逃离京师。在去蜀的艰难旅途中，扈从玄宗的内侍、近卫等的逃亡现象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玄宗曾问过杨国忠，不知哪些朝臣能够从京师投奔皇帝。杨国忠认为，房琯在此之前既然未被玄宗重用，况且安禄山也为他讲过好话，所以房琯是不会主动追随唐玄宗的。但当皇帝的车驾到达普安时，宪部侍郎房琯却由京师历尽艰辛赶上了天子的队伍，拜见了疲于奔命的唐玄宗。玄宗对这位临难不移、具有儒臣之风旧臣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当天就任命风尘仆仆的房琯为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房琯终于在天子落难的危急关头，在不少朝臣首鼠两端、变节附逆的时刻，从容地踏上了相位。他尾随玄宗到达成都后，又被加为银青光禄大夫，他的一个儿子也因此被授予官职。

当年八月，房琯与左相韦见素、门下侍郎崔涣奉玄宗之命，前往灵武，册立唐肃宗。他在与肃宗谈及朝政利弊得失、剖析安史叛军形势等问题时，用词华丽，通畅流利，有时激昂慷慨，不能自已，肃宗深为他的才识所折服。当时，潼关之战的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被押在军旗之下，将要开刀问斩。房琯极力挽救和回护，终于使王思礼和吕崇贲保住了性命。房琯不仅素有才望，而且每每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肃宗倾心相待，军政大事多由房琯参入决断，其地位与声望压倒满朝文武。

肃宗至德元年（756），第五琦入蜀奏事时，曾对太上皇李隆基表示：在平叛战争中，财赋军输供应紧张，他愿意到物产丰富的江淮地区整顿财赋，保证军队战争之需。太上皇立即任命第五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第五琦受命以后改变盐法为官买官卖，禁止私自买卖，这虽然改变了财政状况，为平叛战争提供了一定物质基础，但它也导致盐价大涨，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以推行儒家“仁政”自许的房琯对第五琦的举措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杨国忠曾任过租庸使，大肆聚敛民财，从而引起天下百姓的怨恨，今天又重用第五琦为租庸使，这实际上是杨国忠弊政的再生，于国于民均无益处。对房琯这种脱离当时现实的迂腐之论，肃宗只是淡淡地反问他说：“平息安史叛军的各路朝廷将士，没有财赋作保证，将会不击自溃。你憎恶第五琦当然可以，但是不让第五琦担任江淮租庸使，六军所需军饷粟帛如何筹集！”肃宗的一席话使本来善于言辞的房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朝见新君肃宗以后，肃宗指令房琯授予贺兰进明以御史大夫一职，但房琯却自作主张，任命贺兰进明为代理御史大夫。这引起贺兰进明的不满，他在肃宗面前大谈房琯性情疏阔，好为大言，没有宰相的器量。他还讲了肃宗为太子时，房琯不忠于肃宗的一些事实真象，使肃宗对房琯产生了反感。贺兰进明立即被任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

不久，原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马崔圆，得到逃亡蜀地的唐玄宗的信任，并被委以宰相重任。当唐肃宗巡幸扶风时，崔圆才由蜀郡赶赴扶风朝见了唐肃宗。房琯却以崔圆拜谒新君为时过晚为由，罢免了崔圆的宰相职务，又引起崔圆的不满。于是崔圆用重金贿赂了权势熏天的宦官李辅国，逐渐得到唐肃宗的宠信。

肃宗的疏远，部分朝臣的不满，使房琯在朝廷中的地位发生了动摇。对此，他自己也心灰意冷，经常称病不朝，越来越怠于政事。他本来就喜欢结纳宾客、文人，现在更是不时地邀集刘秩、李揖、何忌等一些朝臣或文士，在家高谈阔论，所谈内容尽是些于国无补、于民无益的佛教虚说和老子的无为思想。当时，连精于弹琴的艺人董庭兰也不时地出入房琯的府第，他们或弹琴取乐，或开怀畅饮，许多朝官要见房琯一面还得转托董庭兰通融。董庭兰依仗房琯的地位和权势，大肆招纳货贿，贪赃之事屡见不鲜。在东、西两京陷入安史叛军之手，天子寝席不安的危急时刻，房琯不理朝政、专事清谈和娱乐的所作所为引起舆论的非难。当时的御史大夫颜真卿上章弹劾了房琯的好友何忌，揭发他不行孝道的行为。房琯则为之开脱，说何忌是醉酒之后入朝，情有可原，这样何忌被贬为西平郡司马。不久，有司又上书揭发董庭兰依势接受贿赂的恶行，房琯又亲自上朝为之辩解。唐肃宗为此大怒，将房琯斥出朝堂。房琯受此训斥之后，惶恐归于私第，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轻言朝廷关于赏罚用人的事宜了。至德二年（757）五月，入相不足一年的房琯被免去宰相职务，贬为太子少师。

房琯是在战乱之中被拜为宰相的，入相以后，他曾雄心勃勃地要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希冀建立功业，提高威名。于是，他慷慨上言，奏请肃宗委以军权，立誓清除叛军收复两京。房琯这种心理与肃宗求功心切的心理一拍即合，肃宗立即任命他为持节招讨西京、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的重要军职，并让他与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计议进军破敌事宜。后来房琯又取得了自己选拔将帅、参谋、佐官的权力，于是开始了选调将领、配置军卒的战前准备。他引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手，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宋若思、贾至、魏少遊等人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出师之后又补选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手。房琯将所有军务都委之于好友李揖、刘秩等儒家子弟，而这伙人根本不识军旅之事，应付不了瞬息万变、险象丛生的战争。但房琯却自以为得人，他曾口出大言，说什么“安史叛贼的曳落河（即健儿、壮士之意）虽然人数众多，岂能抵挡住我的参谋刘秩！”选定将领以后，他又将唐军分为南、中、北三军，分别选派了三军主将。他还按古书中记载的春秋时期的车战之法，以两千辆牛车筑起车阵，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步兵和骑兵。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开始大规模进军。房琯以中军、北军为先锋，推进至便桥时，与安史叛将安守忠相遇于咸阳境内的陈涛斜。两军刚一接战，官军就败下阵来，连房琯以为坚不可摧的车阵，也倾刻瓦解。原来两军交战之时，恰遇狂风大作，叛军乘风势击鼓呐喊，声震原野，2000只牛受惊骇恐。叛军又顺风纵火，唐军人畜顿时大乱。经此一战，官军死伤者达4万余人，幸存者仅数千人而已。唐军虽然首战失利，但房琯并不甘心，他在没有重新调整力量的情况下，又指挥南军再战。结果再次遭到失败，连南军的主将杨希文等也投降了叛军。房琯出征大败的消息传回后，肃宗勃然动怒，但在李泌等人的劝解和救护下，肃宗还是赦免了房琯的丧师之责。房琯以虚名择将，引用不谙兵事的书生，古板地搬用春秋车战之法，在实战中碰得头破血流。这件事情说明，他只是一个虚声夺人、纸上谈兵的书生，根本就不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将才。

乾元元年（758）房琯被贬出朝廷，先后在邠州、晋州、汉州等地任刺史。宝应二年（763）四月，朝廷又拜房琯为特进、刑部尚书。他在返回京师的路上患病，同年八月病卒，终年67岁，被追赠为太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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