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八卷。明代朱存理撰。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存理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忘学问,人有异书,必从访求,以必得为志。所纂集凡数百卷。既老不厌。坐贫无以自资,其书旋亦散去。又据《江南通志》记载:“元季明初,中吴南园何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继其后者,存理其尤也。”此书悉载朱存理所见字画题跋,其卷中诗文世所罕睹者,亦皆有附录。前有文征明、文嘉、王稚登、王腾程四人名氏,可见出于四家收藏者为多。此四人皆是鉴赏名家,故所藏者并多名迹。存理又工于考证,凡所题品,具有根据,与真赝糅杂者不同。但其书从无刊本,转相传写,伪脱颇多。此书主要版本有雍正六年 (1728) 年氏刊本、《适园丛书》本等。

文艺理论。郁达夫著。1926年1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后曾多次再版。1925年,郁达夫曾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学课程,《小说论》便是他当时的文艺学讲义之一。全书共有六章:第一章,现代的小说; 第二章,现代的小说渊源;第三章,小说的目的;第四章,小说的结构;第五章,小说的人物; 第六章,小说的背景。郁达夫认为,“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的逼真。”艺术来自生活,但又是生活的升华。他说:“艺术所表现的,不过是把日常的人生,加以蒸馏作用,由作者的灵敏的眼光从芜杂的材料中采出来的一种人生的精彩而已。”“小说在艺术上有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郁达夫特别重视感情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小说与科学哲学,在真理的追求这一点是同的,其不同之点,是在表现的方法。哲学科学的表现,重在理智,所用的都是抽象的论证。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所用的都是具体的描写。”郁达夫特别强调要塑造典型人物,他认为人物是“小说中最重要的要素”,而作品中的人物,“大抵是典型的人物,所以较之实际社会的人物更为有趣。这‘典型的’Typi-cal三字,在小说的人物创造上,最要留意”。此外,他还研究了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对艺术结构、人物刻画、背景描绘等方面,也都陈述了自己的意见。郁达夫的《小说论》,有许多精辟见解,同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虽然强调小说的真、善、美三者不可割裂的关系,但同时对“善”的要素又有所忽视。他说:“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不过事实上凡真的美的作品,它的社会价值,也一定是高的。”郁达夫受到过多种文艺思潮的影响,其小说理论也相当芜杂。

中国清代方薰(1736～1799)著,约成书于1790年前后,中国画论著,有1卷本(初稿,收140则)、2卷本(定本,收244则)传世,字句章段前后皆有差异,现以2卷本通行。全书以内容可分4部分:画学泛论(82则)、画法(78则)、品评(58则)、名画记述(26则),而以泛论最为精彩。如:首次将画理、画法和画趣一并提出,阐明三者关系,并作为创作和评论的标准。作者虽注重笔墨,推崇文人画,讲求“笔端气韵”以达到“气韵兼力”;但坚持主张作画“必先立意”,由立意而决定构图,然后再用笔黑加以表现的顺序关系,与当时的重笔墨、轻立意倾向有别,等等。尽管作者受当时画风影响,十分重视师学古人,但对前贤大家认为似乎已成定论的某些看法,亦能大胆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如对苏轼论述的质疑,以及借苏的朋友晁以道的诗,对苏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所持立论予以纠正等。

四卷。书论。明代杨慎撰。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文学家。11岁能诗,受业于李东阳门下,以博学名于世。正德年间进士,授翰林修撰。世宗时,曾充经筵讲官,召为翰林学士,后被谪戍云南,颇多感愤,卒谥文宪。一生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著作丰富,有杂著百余种行世。究心书学,醉墨淋漓。是书颇抑颜真卿、米芾,推崇赵孟頫,谓赵得晋人法而为右军后一人而已。全书皆论书之语,或采前人之说,或抒己见。如:“书法惟风韵难及。唐人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生动。”、“‘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真务简而便。’此四诀者,可谓鲸吞海水,尽露出珊瑚枝矣。” “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隶如冬,八分、行、草,岁之余闰也”等等。

晋人嵇康著,从声音本性与情感特征的关联上研究音乐本质的著作。同阮籍一样,他们都去探究追寻“乐”的“自然”本体;与阮籍不同的是:嵇康从“养生论”角度去发掘,而“养生论”在阮籍的乐论中没有什么地位。嵇康认为音乐可以养生,而养生的根本在于精神上的和,因此,嵇康认为音乐的本质就是“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他的养生论。这种养生,与道家“全身保生”的养生不同,主要是“养神”即培养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但是,《声无哀乐论》又不是以“养生”为直接出发点的。他的直接出发点在于“养生”后面的“本体”——“和”。“和”不仅是“养生”而且也是“乐”的“本体”。人体有盛衰,“和”不变;音乐有“五音”,“和”常存。“乐”的“本体”—“和”,是永恒的常驻不变的,它本身没有欢乐与悲哀可言。人之所以感到似乎“乐”有“哀乐”,是把现象与本体混为一谈了。在嵇康看来,“哀乐”是人的情感的体现,是情感的特征,与“乐”的“本体”不是一回事,“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但又有一定的联系。”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如果你高兴了,就从“和声”中听到欢乐;如果你悲哀了,就从“和声”中听到忧愁。其实,“和声”还是“和声”,它并不改变本性,还是如风一样,自由吹拂。至于你感到“哀乐”那是你的情感使然,并非声音使你“哀乐”。这一点,在美学上有重要价值。它强调了主体自身情感状态在审美和艺术欣赏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审美感受的个体差异现象。“声无哀乐”而人能感受哀乐,人有哀乐却不能改变声音,正说明声音超越了哀乐,不被哀乐所局限。这正是艺术的本质。就是要使艺术超出有限而达到无限,使“至和之声,无所不感”,“兼御群理,总发众情。”

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集体编写。游国恩、王起等5人主编。因5人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教授,故该书又被称为“五教授本中国文学史”。全书4册,86.4万字,196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1964年3月出齐。此后多次印刷,印数近百万。本书以年代为线索,共分9编,分别为: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在内容上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试图以阶级论的观点评价中国古代文学。2.注重对文学流派的介绍,注意将作家放到社会及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背景中考察。3.各种文体兼论,创作与批评兼论。4.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论述中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并重,简约精练,常常一语中的,道出其特色。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作为全国大部分高等学校中文系的教材使用,对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影响很大。其后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在内容和体例上,对本书多所借鉴。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著作。梁漱溟著。写于1941年至1949年,1949年路明书店出版。本书共13章,即“绪论”、“从中国人的家说起”、“集团生活的西方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宗教”、“理性——人类的特征”、“阶级的对立与职业分途”、“中国是否一国家”、“治道与治世”、“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人类文化之早熟”、“文化早熟后之中国”、“结论”。本书认定“孔子精神”、“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支柱。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有“向上之心”。人与人之间应发扬孔子的“互让”精神。西方奉行“个人本位主义”,中国则奉行“伦理本位主义”。这是由于孔子独具慧眼,最早“看出人类真切美善底感情,发端在家庭,培养在家庭”。认为在这个基础上培养起来的伦理关系要求互以对方为重,讲情谊,讲义务,讲调和折衷。认为人的心思作用有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理性高于理智,“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性就是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向上之心。还提出不是经济决定文化,而是文化推动了经济,决定了经济。而道德就是文化的核心。社会的治理不在武力而在教化,不在法律而在社会礼俗。“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是“中国文明一大异彩”。本书对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推崇封建道德,反对革新,是消极的。

二十四卷。清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等奉敕而撰。时乾隆九年(1744)。此书专载清内府所藏的属释典、道经之书画。书前有凡例,接下为总目,每卷之前又有该卷细目。卷一为御制四朝宸翰。卷二、卷三为名人书释氏经册。卷四、卷五为无名氏书释氏经册。卷六载名人书释氏经卷。卷七为名人书释氏经轴与无名氏书释氏经轴。卷八为名人画释氏经册与无名氏画释氏经册。卷九、卷十为名人画释氏图卷。卷十一为无名氏画释氏图卷。卷十二为名人画释氏图轴。卷十三为无名氏画释氏图轴与名人画释氏合卷。卷十四为名人书刻本、旧刻本、释氏经册,绵线本释氏经册、图卷、卷轴,以及刻丝释氏图轴。卷十五为名人书道氏经册与无名氏书道氏经册。卷十六为名人书道氏经卷。卷十七为名人书道氏经卷,及无名氏书道氏经卷,名人书道氏经轴。卷十八为名人画道氏图册与无名氏、道氏图册,以及名人画道氏图卷。卷十九为无名氏道氏图卷。卷二十为名人道氏图轴与无名氏道氏图轴,以及名人书画释道合集。卷二十一为旧刻本道氏经册,与绣线、刻丝道氏图轴。卷二十二中第一部分是臣工画释氏经册、经卷、经轴;第二部分是臣工画释氏经册、经卷、经轴。第三部分是臣工书道氏经册与臣工画道氏图册。卷二十三依次是:御书石刻释氏经典、御书石刻道氏经典、御书木刻释氏经典、御定刻本释氏经典、御定刻本道氏经典等。卷二十四为供奉绘图与供奉经典。以上安排次序除卷一和卷二十三、二十四外,总分释氏在先,道氏在后,然后先书后画,再次是先名人后无名氏,再下是依册、卷、轴排列,最后分上等与次等。其中先释后道是用阮考绪《七录》之例,先书后画是用以往鉴赏家之通例。其它如不同的纸、墨与色,及标题、款识、印记题跋、高广尺寸等,较之《铁网珊瑚》之类,体例更详。考以往之书,如《宣和画谱》等,虽有收录释道内容者,但并无专以释道书画为一书,从这一点上看,此书是首发其例。此书主要版本有八千卷楼抄本、上海古籍书店1991年版本。

印学论著,元吾丘衍著。该书载于《学古编》中,阐述篆隶之演变,篆写摹刻方法及篆刻知识、创作经验等,后世篆刻家多奉为科律。清桂馥有《续三十五举》、姚晏有《再续三十五举》、黄子高《续三十五举》等,曾刻入《咫进斋丛书》。

梁启超撰。该书共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等6章。主要总结清末以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改造,论述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主张用西方史学方法来整理东方古代文明。并详细分析、论述了史料的种类和搜集、鉴别、排比、归纳史料的方法。该书《自序》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该书第1章中说:“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能够从民族、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角度,着眼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又如中国史研究的项目如政治组织、阶级制度、家族等社会团体、法律、衣食住行、农工商业、经济制度、入口增殖与迁移、中西交通、民族思想及宗教信仰等等,都具有较高的见识,为现代史学所遵循。书成于1921年,由作者在南开大学所讲的《中国文化史稿》编订而成。最初发表在1921年的《改造》杂志上。有1924年、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及1985年岳麓书社《梁启超史学四种》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9年中华书局据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影印《饮饮室合集》本等。

近代梁启超著。作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自称寓居日本以来,“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所成“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之作,取“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意以命名。共六十一篇。以介绍西人思想和政事居多,间融孔孟儒家观念加以评述。宣传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德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故称“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又极言:“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明确主张英雄史观和主观唯心论,认为“豪杰之士”所以能如此者,“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反映作者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收入《饮冰室合集》。

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十二卷。中国书画著录书。明代张丑撰。丑生平在《张氏书画四表》中著录。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取黄庭坚“米家书画船”诗句意为此书名。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严诚序及例略。卷一至卷二为三国、晋(莺字号、嘴字号),卷三至卷五为南北朝、唐、五代(啄字号、花字号、红字号),卷六至卷十一为宋元(溜字号、燕字号、尾字号、点字号、波字号、绿字号),卷十二为明(皱字号)。全书共收自晋钟繇至明仇英一百四十家。其中书家包括少数书兼画家共七十人左右,书画几乎各占一半。以书画家为纲,以其书画作品流传者为目。首列真迹,次采与真迹有关之题跋等,各注所出。其题跋有录自真迹,有录自书画史、书谱、书品、题跋、著录及各家文集,有据传闻补入。均为有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品评、流传、递藏、鉴定等方面的内容。时有张丑进行评论及考证的按语。所采详备,考证亦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载米芾卒年四十八,而米芾尚有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真迹流传;张丑据此考证,认为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年五十七,恰与米芾印迹“辛卯米芾”相合,足补《宋史》之失。此书成后,时人“一时服其精当”,以真迹就示张丑以求鉴定者曰众。后世收藏家也多据此书辨别书画真伪。于今对古代书画作品真迹的赏鉴、流传、递藏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书初以抄本流传,原本仿谢枋得《文章轨范》之例,以“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为序编排。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池北草堂以原本刊出,并附刊米芾《宝章待访录》于第九卷(点字号)后、张丑《鉴古百一诗》于十二卷(皱字号)末。《四库全书》本作十二卷,删去严序及例略。又有光绪元年(1875年)有竹主人刊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孙溪朱氏重刊本传世。

画学论著。清华琳著。一卷,凡三十则。专论南宗写山水方法。提出“南宗之用笔,似柔非柔,不刚而刚,所谓绵里针是也”的观点。又论用笔、用墨及论三远法,皆从作者亲身的审美体验中提出,强调以“推”为法:“盖有推法焉,局架独耸,虽无泉而已具自高之势;层次加密,虽无云而已有可深之势;低褊其形,虽无烟而已成必平之势。”指出以神表现中国山水三远法,反对以堆叠为推,以穿斫为推。要求“似离而合”的审美原则,“疏密其笔,浓淡其墨,上下四傍,晦明借映,以阴可以推阳,以阳亦可以推阴。直观之如決流之推波,睨视之如行云之推月。”说明以笔墨阴阳表现高、深、平三种境界。是书约作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画论丛刊》和《中国画论类编》据《屏庐丛刻》本收录。

又名《瓯香馆画跋》。中国画著录书,一卷,或作三卷。清代恽寿平著,寿平初名格,以字行,自号东园草衣,又号白云外史,晚号南田老人,武进(今属江苏)人。各种刊本互有出入,此据翠琅玕馆本,为叶钟敬辑录集本为之分类并稍作增补而成。分画跋及题画诗两类,画跋分画筏、画鉴、画品三种,题画诗名画余又析为上、下,画后题记为即兴之作,不以年次而以类分。全篇多题自作,间题名迹及王翚之作,其题跋虽片言只语,却富有美学哲理,奇妙无比。如谓“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又如“迂翁(倪瓒)之妙会在不似处,其不似正是潜移造化而天游,此神骏灭没处也。近人只在求似,愈似所以愈离,可与言此者鲜矣。”此书版本有三:一为《瓯香馆集》本,二卷,补遗一卷;一为《翠琅玕馆丛书》本、乃为叶钟敬辑,自谓“于收藏家及估铺,有先生画,必诣求观咏,跋必手录以归。友人知其好,不远数千里,亦钞录邮寄,久之遂成。”其实增外不多。一为光绪四年(1878)葛元煦《啸园》刊本,不分卷,总二百零三则。另外有《丛书集成》本(据《借月山房汇钞》本排印)及《画学心印》本。

拳种之一。据传,该拳传自京西“勒建岫云禅寺”万春、万光和尚。清光绪三十四年,河北宁晋李振鸣从养性禅师学得此拳后,清拳始在河北宁晋、钜鹿和北京等地得到流传。该拳以十路弹腿为基本功。单练套路有:轻身小架36式、行气大架36式、硬功十项掌36式; 对练套路有10趟缠手:一缠、二随、三打、四靠、五堵门、六小缠、七翻身、八窜趟、九斜趟、十靠打。还有10趟“晃手缠”,用于比手过场。

著名传统武术著作。清代武术家苌乃周著。该书的苌氏拳理对后世太极拳理论影响巨大。特别是其中的内修学说,对太极拳的内练理论有促进发展作用。主要内容分六卷,卷一: 论正气、勇气根源、中气论、中气歌、肝起肺落、中气、阴阳人扶论、炼气诀;卷二: 阴阳转结论、三尖为气之纲领论、三尖照论、三尖到论、十二节论、过气论、刚柔相济论、五行能司、面部五行论、咽肉变色论、聚精会神气力渊源论、行气论、点气论、三气合为一气、得门而入论、头手二手前后手论、论头、胯、膝、论足、平肩、仄肩、肘、论手、论拳; 卷三: 论外形、大小势、借行气、夺气、承停擎、老少相随、论打、论拦、论手足、捷快用法; 卷四: 论初学人手法; 卷五: 合练中二十四势、二十四字论、二十四字图说、二十四字偏式; 卷六: 枪法之四大纲领、八大条目、十二变通、托枪式、降手、论棍法。

孙禄堂编著。出版时间不详。《自序》日期为1916年11月。全书共分二十三章。其中第六至第十七章图解说明了八卦掌起势、单换掌、双换掌、狮子掌、返身掌、顺势掌、队掌、平托掌、背身掌、风轮掌、抱掌等基本掌法的具体练法。作者在书中首次总结提出“初学入门三害”和“入门练习九要”。这些见解被后世八卦掌和形意拳习传者奉为准则。书中以易理参解拳理,并以卦数、卦形和卦名比附于人体与掌法,将八个基本掌法依卦取象为狮形、麟形、蛇形、鹞形、龙形、熊形、凤形、猴形。

古代乐学著作。明冷谦撰。提出以“轻”、“松”、“脆”、“滑”、“高”、“洁”、“清”、“虚”、“幽”、“奇”、“古”、“澹”、“中”、“和”、“疾”、“徐”十六法,为琴声表演的美学原则。认为“不轻不重者,中和之音也”。反映了儒家传统的美学趣味。注重于清实中表达审美意趣:“惟轻之中,不爽清实,而一丝一忽,指到音绽,幽趣无限。乃有一节一句之轻,有间杂高下之轻,种种意趣,皆贵于清实中得之。”又云:“松即吟猱妙处。宛转动荡,无滞无碍,不促不慢,以至恰好,谓之松。”“其趣如水之兴澜,其体如珠之走盘,其声如哦咏之有韵,方可名松。”提出“声厉则知躁,声粗则知浊,声静则知虚,此审音之道也”的观点。又认为“善知音者,始可与言澹”,则反映道家审美观点的影响。有明项元汴《蕉窗九录》,原题为《冷仙琴声十六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

古代乐学著作。唐薛易简著。七篇。已佚。今仅存概要。认为琴的演奏,具有观察社会风气与审美教育的作用,可以陶冶人的情志和培养勇敢的意志。指出“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又强调演奏的“用指轻利,取声温润,音韵不绝,句度流美”之外,更强调内在情感之美。反对“以杂音悦乐为贵”的世俗审美观念。要求弹琴方法,必须“简静”,做到“简要轻稳”。反映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规范。宋朱长文《琴史》卷四掇其大要。明蒋克诚《琴书大全》卷十《弹琴》保存其中一段。《中国古代乐论选辑》据上述存录收录。

古代艺术美学著作。三国魏晋嵇康撰。其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强调音乐具有永恒魅力,无盛无衰,令人不厌不倦。高度赞扬音乐的感人力量:“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从重雅轻俗的美学思想出发,要求琴家保持“旷远”、“渊静”、“放达”的审美心胸,并阐述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各种现象变化,都由乐器的物质结构所形成,即由于“器和”、“张急”、“间辽”和“弦长”所产生的“响逸”、“声清”、“音痺”、“徽鸣”等现象,而乐器本身则总是保持其“洁净”、“端理”、“和平”的原貌。又从“怀戚者”、“康乐者”、“和平者”说明各种主观情感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感受不同,而音乐本身仍只以“中和”来统物感人。其美学观点,反映了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价值自身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寓教于美的艺术文学观点的一种批判与背离。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据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1525年)仿宋刻本;鲁迅手校《嵇康集》影印本;《文选》李善注本;《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代乐论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解说琴曲标题,记述古代琴曲内容的音乐著作。传为汉代蔡邕所作。全书分类收录47曲。第一类“诗经五曲”,第二类“十二操”、第三类“九引”、第四类“河间杂歌二十一章”。已知《琴操》版本一种是专著体例的本子,如《平津馆丛书》本、《读画斋丛书》本、《邵武徐氏丛书》等,其中以《平津馆丛书》本为最佳。另一种是辑佚书体例的本子,如清嘉庆五年(1800年)王谟辑自《初学记》等类书的《汉魏遗书钞》本。两种体例的几种版本在文字上大同小异,所记述的琴曲均为汉代以前音乐生活中流存下来的作品。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

陶行知,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的教育之父”,他的教育思想是不断发展创造、不断进步的,是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有许多涉及或适用于语文教育的思想,对其所处时代及当今语文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平民千字课》是陶行知进行平民教育的教材,集中体现着陶行知的语文教育理论。全书共96篇课文，内容包括劝人读书唤醒民智、爱国主义教育、提倡自主和团结互助精神、日常行为规范、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和时事政治、自然科学等；此外还有揭露贪官污吏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等。《平民千字课》于1923年11月由上海商务书馆出版，每部四本共售一角钱，初版很快销售一空。一个月后加印30万部。到1924年10月，已有50万人学《平民千字课》。《平民千字课》的编写和出版使上海和全国的成人识字教育首次具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内容。本书为第一册，虽为简单识字课本，但编写得也蛮有趣味的，比如《何九买东西》、《汤家太太做生日》。

一卷。唐樊宗师撰。樊宗师,字绍述。河中 (今山西永济)人。始为国子主簿。元和三年 (808)举军谋宏远科,授著作佐郎。后历任金部郎中、绵州刺史、左司郎中。又出为绛州刺史,有政绩,迁为谏议大夫,未到任而病卒。其文章力求出新,晦涩难懂,被称为 “涩体”。但韩愈对他的作品评价很高,称誉其文章“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其作品较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 《春秋集传》十五卷、《魁纪公》三十卷、《樊宗师集》二百九十一卷,但大多已亡佚。《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九存其《蜀绵州越王楼诗》一首并序。《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存其文 《绛守居园池记》一篇。清孙之騄有《樊绍述集注》二卷。此书为樊氏为新居园池作的记,因其文辞晦涩,元赵仁举、吴师道、许谦为其记作了注释注。此书原有作者自注,但仅略注亭榭之名,其文意仍不明了,所以好奇者多为之作注、唐时有王晟、刘忱二家,其注早已失传,故赵仁举、吴师道、许谦先后为其补注。《绛守居园池记》一文仅七百七十七字,而众说纷纭,终无定论,以其相传既久,如古器铭识,虽不可音释,而不得不谓之旧物,赏鉴家亦存而不弃。有明刊大字本、明袖珍本、《续金华丛书》 本、晴川八识本、《四库全书》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