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清陈鼎撰,一卷。鼎字定九,江阴(今属江苏)人。著有《东林列传》、《黄山志概》等。《竹谱》记竹之异者凡六十种,约四千七百字。书前张潮题辞:“竹,古人用以比君子焉。……能屈能伸而不改其节,晋王子猷谓不可一日无此君。”赞之曰“于受而读之,如数顷琅玕,森然在目,如渭川千亩, 坐享侯封,”是一种艺术享受。且以竹之文武才比作者,竹,以之削简,其文也,以之作箭,其武也。“然则定九之谱斯竹也,其殆自为写照也。”《竹谱》所收竹种名目繁多,备述其产地、特异形状及优美传说。计有回春竹、孝子竹、忠臣竹、凤尾竹、玳瑁竹、湘妃竹、筯竹,细腰竹等六十种,皆形象、生动而有韵致。其纪人者如湘妃竹、忠臣竹、君子竹;有象形者如凤尾竹、龙头竹;有状物者如箭竹、筯竹;亦有因实用价值得名者,如布竹、苦竹。每竹皆以美辞状其形色,简劲如画,情态万千。如“凤尾竹:产海南厓州,竹梢如凤尾,叶类凤毛,故邱琼山有‘月落斜穿金凤毛’之句。”极尽竹姿神韵,颇具文学价值。有《昭代丛书》本、《农学丛书》本。

清代月季专著。作者自署评花馆主,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仅知为江苏人。成书年代亦不详。全书分为浇灌、培壅、养胎、修剪、避寒、扦插、下籽、去虫、品种共9目,品种一节列举吴下月季著名品种名称55个,并记载有栽培技术。

四卷。清胡世安撰。是书前有作者自序一篇,接载杨慎《异鱼图赞》原文。杨氏之书,虽间有自注,但仅标所据之书,未引其说。胡氏之书,按照杨慎《异鱼图赞》原文的顺序,补充其说,并博采传记,逐一加以笺注。其笺主要引经据典叙述各种异鱼、海产品的不同名字、产地、形态、特性、味道等,引用颇为广博繁富,特别是对名实不符或错谬者一一予以纠正。只是作者过分贪多嗜博,支离曼衍,喋喋不休,显得累赘。但也有的地方疏漏较多,失注、失证的地方也不少。由于是书征引之事太多,已改变训诂体例。现存有刊本、钞本、《四库全书》本。

三卷。闰集 一卷。清胡世安撰。是书前有作者万历戊午(1618)年间自序一篇,是胡氏未中进士之前所作。因为杨慎《异鱼图赞》还有很多缺漏,胡氏广采遗说,编成此书。卷上、卷中,共补鱼类一百五十四种,有赞五十七首。卷下,补海错类三十八种,有赞二十八首。《闰集》,记载摩竭大鱼以下三十多种异鱼,并各为之赞。胡氏之子璞及其门人雷琯等人共加笺释。是书目录与内容多不相应,前后相互抵触,赞文也往往缺佚,怀疑是当时没有修改完的本子。胡氏之本,仿效杨慎《异鱼图赞》体例,而源出于郭璞。引经据典,采集广博,文字雅驯。胡氏之书、杨氏之书,相辅相成,鱼类、海错品目基本具备。现存《函海》本、别本《函海》本、《四库全书》本。

四卷。明杨慎撰。是书前有嘉靖甲辰 (1544) 年自序一篇,作者称《西州画史录》、《南朝异鱼图》,将补绘之。又称,自己读过这两本书,发现书中所载异鱼之名,杂乱谬误,文字也不雅驯,于是就比照万震、沈怀远的异物志,效仿郭璞、张骏之的赞体,记述原书比较成功的地方,有的重新改写,异鱼形态已现,完全可以代替绘画。书前三卷为鱼图,记载异鱼八十七种,有赞八十六首。第四卷,记载螺、贝、蜃、蚶、海错等海物三十五种,有赞三十四首。文字颇典雅,但不过只是诠释名义,对所记异鱼也只形容一下概貌,根本达不到作者自诩可以代图的效果。书中所提出的万震《南州异物志》一卷、沈怀远《南越志》五卷,仅见于《唐志》,《宋志》已不著录,作者恐未见其书,其说也恐怕出于依托。现存《函海》本、《秘笈》本、《艺海珠尘》本、明范汝梓刊本、《纷欣阁丛书》本、别本 《函海》本、《四库全书》本。

中国古代牛体鉴别学专著。《汉书·艺文志·形法类》中载有汉代《相六畜三十八卷》,其中有相牛经,但已全佚。《隋书·经籍志·五行类》载有《宁戚相牛经》二卷,《高堂隆相牛经》二卷,《王良相牛经》二卷。王良是西周时人,宁戚是春秋时人,高堂隆是汉代人。《旧唐书·经籍志》载《宁戚相牛经》是一卷,以上诸书均佚。《说郛》中收有《宁戚相牛经》,其内容与《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篇中的相牛的内容相同,显系摘录于《齐民要术》。清代黄绣谷在《相牛心镜要览》中指出“古之相牛经在晋代已亡佚”。

文学理论论文。晋人陆机作。全文载于南朝梁萧统《文选》。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是“论作文之利害所由”。文中比较广泛和系统地论述了文学创作上的许多问题,第一次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对艺术构思过程中的想象问题和感兴(灵感)问题的论述尤为透彻。作者认为创作前必须深入观察客观世界,学习前人著作。文以情生,情因物感,这是创作的起点。创作中要抓住一瞬即逝的灵感,驰骋想象,“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经过专心致志的想象和构思,感情逐步鲜明,物象更加清晰,可以进行实际创作,这时便要考虑结构、布局、剪裁、修辞等表现手段,“选义按部,考辞就班”。还要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意是主干,辞为枝叶,语言辞藻应为表现文意服务,内容和形式要谐合,创作中要富于独创性,反对因袭模仿。文中将文体分为十类,并分别概括了它们的风格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同时明确提出了作文的“五要”和“五病”,对修辞上的各种毛病加以分析,并说明去掉这些毛病的办法。像这样层层深入地研讨修辞问题,在修辞学史上是独创的。其中论及的“警策”、“声律”等问题,均为修辞学史上的新命题。《文赋》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最早论文之一,无论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还是在修辞学史或文体论研究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郭绍虞编《历代文论选》、裴晋南等编《汉魏六朝赋选注》等书中较详细的注释。张少康《文赋集释》收集颇丰,注释亦详。

西汉朱仲撰(或题汉严助撰,实误)。为中国公元前二世纪初研究贝类的作品。原书已佚,今本全文三百余字,记载贝类动物十二种,多为药用。如紫贝“愈疾”、朱贝“明目”、绶贝“消气”。收入《说郛》、《五朝小说大观》、《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

植物谱录。南宋王贵学撰。1卷。贵学字田叔。前有淳祐七年(1247)自序,称其嗜兰成癖,曾搜求五十品,随其性质植之,遂撰为此谱。全书分品第之等、灌溉之候、分拆之法、泥沙之宜、受养之地、兰品之产6篇。述种植、品评诸事,颇为详尽。可与赵时庚《金漳兰谱》互相参证。如“大张青”、“蒲统领”二品,赵书叙花、茎、根、叶之状,此书则述名之由来。明王世贞曾评为诸家兰谱之最佳者。对研究当时兰花品种、培植方法及文人艺兰风尚,颇有价值。有《说郛》、《山居小玩》、《香艳丛书》、《群芳清玩》等本。

植物学著作。北宋陈翥撰。1卷。庆历间,翥与兄弟分居,以所分山地植桐、竹。披榛棘,陟峰峦,采集良种,选地而艺。至皇祐时已植桐数百株。遂据实践经验撰为此书。皇祐元年(1049)作序,三年后,全书完成。书共16,000余字,分为10篇。“所出”叙产地分布;“杂说”辑录栽培史料;“记志”述生产研究经历;“诗赋”以咏桐形式阐其科学见解与社会思想。“叙源”、“类属”、“种植”、“所宜”、“采斫”、“器用”诸篇,对泡桐及其栽植、利用,作系统论述。所述形态、生态特征,及解剖比较,辨明桐与梧桐非为一类。又正确区分白花桐(白花泡桐)、紫花桐(绒花泡桐)之小异,精确程度接近于现代分类法。而于苗木选择、幼苗繁育、栽植、平茬、抹芽、修枝、中耕、追肥技术、幼林抚育、采伐方法等都有论述。在加工利用方面,指出桐木质轻、耐腐、耐蛀、不易拆裂等性质。认为紫花桐文理细,体性紧,甚光滑,用于琴、瑟、甄、杓、棺、椁、梁、柱,“莫比其固”。还论及大田农作与林业、用材林与经济林关系等,多精见。此书为宋代泡桐知识的系统总结,虽偶有错失,但不失为林业科技史上深有影响的重要著作。有《说郛》、《唐宋丛书》、《适园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记述清代上海栽培水蜜桃的专著。作者褚华,字秋萼,号文州,清乾隆时上海书生, 成书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水蜜桃系品种在12世纪的文献中已有记载,开始仅限于浙江省有栽培,明代后期传播到上海一带,成为显宦顾氏露香园中的名品。在清代, 上海一直是水蜜桃的名产区,水蜜桃不断向外地传播,且被引种至英、日等国。水蜜桃既是当时上海的名产, 作者了解甚详, 实录其事。全书共约2000字,采用分条叙述的方式, 记述了上海栽培水蜜桃的历史、水蜜桃的特性、繁殖方法、栽培管理技术等。

笔记。清陆烜辑。不分卷。烜字子章,平湖(今属浙江)人。乾隆时人。人参为中国特有之名贵药材,有延年益寿之功,关于其奇异的药效,传说亦多。王士祯(渔洋)欲撰人参谱而未成,其诗文见于《池北偶谈》等书。陆烜因生病检书而完其志。其自序云:“余得怔忡疾,医者谓‘非人参不可’,顾近日辽参贵逾珠琲,贫家安所得?因感是,遂遍忆旧览,检书几百种,披阅手抄,稍加论列,不十日谱成,而病若失。岂人参有买,能阴相耶?”此乃穷书生无钱贪人参补体而以著述人参以疗疾者。其书分释名、原产、性味方療、故实、诗文等目,特别是后二目中,辑录史籍所载人参故事多种,为从文学角度研究人参文化的深刻影响提供大量资料。此书毕竟所费时日不多,有未尽完善者。然文字简洁,便于披阅,亦其长处。有《昭代丛书》(辛集)本。

《南中幽芳录》成书于明永乐十年春（公元1412年春），记叙了当时的38品名兰，如：碧玉莲、大雪素、金镶玉、小雪素、金丝莲、黄建素、大贡品等。书中对这38品兰蕙的产地及分布；生态习性；根茎和叶鞘；叶色、叶态、叶质、叶片数；花葶形态、着花数量、放花时间；花色、花形、花香等作了准确简练、生动形象的描述赏评，文字优美，韵味无穷，读文如见花，隐隐有馨香袭来。重要兰谱，兰花作为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最早可追溯到2500-3000年前。公元前600至1000年之间成书的《诗经》就有兰花的记录：“溱与洧，方涣涣兮。仕与女，方秉兰兮”。

赏梅专著。南宋张镃撰。1卷。镃有诗名,工画竹石古木,酷好梅花。淳熙十二年(1185)购得南湖滨曹氏荒圃。园中原有古梅数十株,又增取别圃之红梅、千叶缃梅,合300余株,移种成列,分区培植。建轩堂临之,时与诸诗友聚会观赏。因“审其性情,思所以为奖护之策”,叙赏花之感受,于绍熙五年(1194)撰成此书,书于堂上,使观赏者有所警省,以爱敬梅花。全书分为四事,共58条。“花宜称”26条,“花憎嫉”14条,“花荣宠”6条,“花屈辱”12条。其澹阴、晓日、薄寒、细雨、夕阳、竹边、松下等条,皆为宜梅的自然环境,能使观赏者感到赏心悦目;而狂风、淫雨、烈日、苦寒等,皆于梅不利,且败坏赏花者心情。此书反映出宋代文人艺梅、好梅、赏梅的风尚。周密《齐东野语》全录之。传世单行本有《百川学海》、《夷门广牍》、《说郛》、《香艳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清人黄汉仿昔人《虎荟》、《蟹谱》、《蟋蟀经》之例,广为搜辑,博采散见于各种书籍中关于猫的记载而加上颇有见地的按语撰成此书。全书2卷,分种类、形相、毛色、灵异、名物、故事、品藻七门,条分缕析,典故诗文各以类从,可读性很强,当时即有“妙趣横生,无义不备,其传必矣”(张应庚《序》)之誉。此书可以使人增广见识,如卷首先释“猫”字:“鼠害苗而猫捕之,故字从苗。《埤雅》猫有苗、茅二音,其名自呼。《本草纲目》”但纵观全书,编者之意,决不仅在于此。如:“前朝大内猫狗皆有官名食俸。中贵养者,常呼猫为老爷。宋牧仲《筠廊偶笔》明万历时,御前最重猫,其为上所怜爱及后妃各宫所蓄者,加至管事职衔。《野获编》”矛头所向,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书中最后一则是:“汉按:近传一官,惟耽曲蘖,不视事,人皆呼为醉猫。或以为诘,则曰:‘我尚廉,无患也。’殊不知权已旁落,下人窃弄威福,其害尤甚于自作孽也。自古故重廉明,若昏而不明,虽廉何补!”作者在这里完全是借题发挥,借此讽刺那些自诩廉洁却纵下作恶的达官显贵。由此看来,该书不只是务于博雅,使人知猫之大有功于世,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情和对封建统治者的批判,堪称一部奇书。

童华著。华字心朴， 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曾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办理屯田与军运。河西郡军需官杭州人杨载揆善驯养骆驼，作者就教于杨及当地牧民，著成比书。约成书于雍正十年(1732)。其内容为相驼之法， 牧养知识和治驼之方。有清雍正刻本，又收入《童氏杂著五种》。

近代王国维著。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作者从叔本华哲学观出发,认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惟有文艺能减轻人的痛苦,“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红楼梦》的主题便在于宣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脱之道在于出世”。作者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为“人生之所固有”的“悲剧中之悲剧”,因而可称“宇宙之大著述”,具有最高的美学价值。作者还对“索隐派”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文学艺术所反映的“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文学艺术“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故不宜穿凿比附。其见解多涉及美学原理而越出文学批评之外,为自来评《红楼梦》者所未曾有。初载光绪三十年(1904)第八至十三期《教育丛书》,光绪三十一年收入《静安文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中国近代文论选》及1963年中华书局排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均收入此文。

清·王用臣撰，王用臣生平不详。蒙学作品，分天文门，地理门，人事门，物类门四类。

《猫乘》是现存的最早系统记载中国猫文化史的著作,作者王初桐是清朝极具才华和传奇故事的文人。《猫乘》卷首有篇“小引”,这篇序言作于清代嘉庆三年（1798），作者是一位名叫巏[quán]堥[máo]山人的人，全书有八卷，卷一字说，名号，呼唤，孕育，形体；卷二猫事；卷三畜养，调治，瘗埋，迎祭；卷四捕，不捕，相处，相哺，义报，言，化，鬼，精，怪，仙；卷五种类；卷六杂缀图画；卷七文；卷八诗,词，句。静心读之，令人惊叹内容的丰富多彩，谈古论今，洋洋洒洒。序言中说：“猫之见于经史者寥寥数事而已，其馀则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指授抄胥采录，积久成帙。取而治之，削繁去冗，分门析类，厘为八卷，名曰《猫乘》」作者认为，在古代经典史籍中很少有关于猫的记载，更多的文献出自诸子百家和诗文杂著中。虽然猫事无关多么高深的道理，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对猫的喜爱和对它的研究，所以，作者指导抄写的胥吏，从古籍中采集、整理，删繁去冗，分门汇辑成《猫乘》一书。

民国18年ABC丛书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夏丏尊。分18章。重点论述文艺的本质、鉴赏、创作等文学基本问题

夏丐尊著。作于1933年12月,收于《平屋杂文》,见《中国现代散文》下册。五四运动落潮后,作者于1921年返回浙江上虞家乡,怀抱着教育理想在白马湖畔创办春晖中学。由于此地环湖绕山,只有北首有一空隙,故冬天多风而特大。一刮风,天未夜,“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到了大风寒时,“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黯,湖波泛深蓝色。”文章通过写白马湖的冬景,反映出作者当年参与创建春晖中学的艰难和寂寞的情怀。一家人“从热闹的杭州移居于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之中。”松涛如吼的夜晚,作者“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作种种幽邈的遐想”。移情于景,情意真切感人。

《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收藏整理了傅斯年先生关于“战国子家”和《史记》的珍贵讲义资料，前者概括了诸子百家的源流和特点，后者则开创了现代《史记》研究的先河，两部分内容都是傅斯年巅峰时期的精华之作，至今仍为学界所推重。

思想史著作。钱基博著。全书9篇,为作者抗日战争时避兵湖南所作。在第一篇“导言”中追溯了屈原、周敦颐、王夫之对湖南学风之影响。在第2～8篇中,分别介绍了汤鹏、魏源、罗泽南、李续宾、王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王闿运、阎镇珩、邹代钧、罗正钧、谭嗣同、蔡锷、章士钊等17人的思想。其特点是突出强调各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如作者在第9篇“余论”中所云,这17人中“其人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不一其人,而同归于好学深思;其事涉教育、政治、军谋、外交、欧化,不一其术,而莫非以辅世长民”。作者写作此书之宗旨也是为了激励今人:“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抗日战争时期由兰田袖珍书店和安化桥头河求知书店印行,1985年岳麓书社将此书与李肖聃《湘学略》合刊重版。

近代文学史料。傅锡祺著。1931年秋初版。1963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再次印行。卷首有林资修《序》。栎社系近现代台湾的一个诗社。该书为栎社的大事记。它以时间为经,记述了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1931年的30年间,栎社的成立、人员组成、历次活动、人事变动等。是研究近现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人梁启超撰。有《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论正统》、《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书法》、《论纪年》6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在《新民丛报》连载。批判封建史学有四弊: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其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有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首次提出“史界革命”口号,认为新史学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为救国图强、造就新民服务。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