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瑗

韩瑗（606年—659年），唐高宗朝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字伯玉，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人。父仲良，唐高祖时刑部尚书、颍川县公。少博学晓吏事，贞观中，以兵部侍郎袭父爵。高宗永徽三年（652），迁黄门侍郎，次年拜相，以黄门侍郎进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永徽六年，改任侍中，兼太子宾客。时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他多次直言切谏。褚遂良亦因立后事得罪，被贬潭州都督，他又多次上疏替其辩解，为武则天所恨。高宗显庆二年（657），宰辅许敬宗、李义府秉承武则天意旨，诬奏他与褚遂良图谋不轨，遥为呼应，出贬振州刺史。显庆四年卒。翌年，长孙无忌被武后处死，许敬宗等又诬陷他与无忌通谋，遣使杀之，使至，瑗已死。发棺验尸而还，籍没其家，子孙发配岭南为奴。

韩瑗雍州三原（今属陕西）人。韩瑗出身在一个世代高门的家庭里。他的祖父韩绍，曾做过隋朝的太仆少卿。父亲韩仲良在唐武德（618—627）初年任大理少卿，并受高祖李渊诏命，与郎楚之等人共同掌管制定法律法令。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周密的工作，唐朝律例制定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皇律”。施行后，普遍认为繁简适当，切合当时情况，非常实用。由于韩仲良精通律例，至贞观（627—650）中，官职一路升迁，最后至刑部尚书、秦州（今甘肃天水）都督府长史，并赐颍川县公。

身为高官的祖父和父亲，在韩瑗的身上寄予了厚望，因此，对他的教育抓得很紧，韩瑗本人也是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由于受家庭影响，韩瑗自少年时便很注重气节和操守，对为官之道也颇有研究。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官场生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韩瑗自从唐初踏上仕途后，以其所具备的“吏才”和节操，使官运一直颇顺，到贞观中期，已官至兵部侍郎，并承袭了父亲颍川公的爵位。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驾崩后，高宗李治继位，改元永徽。第二年，韩瑗升为黄门侍郎，永徽四年（653），与当时的中书侍郎来济一起授同中书门下三品衔，并监修国史。在唐代官制中，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后改称黄门）长官侍中及尚书省长官尚书令（皆为三品）共行宰相之职。而这些官位一般又不轻易授人，因而往往以副职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来行宰相职权。因此，韩瑗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即相当于宰相。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韩瑗从兵部侍郎升至宰相，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他少年时的修养。永徽五年（654），又加银青光禄大夫，这是一个散官文阶的称号，为从二品阶官。永徽六年（655），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高宗李治是一个比较平庸的皇帝，但他继承了贞观之治的良好基础和太宗留下的一批顾命老臣，因此，在他登基后执政的最初几年中，虽说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却也没有多大的波折。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治对于老臣们在各方的掣肘开始感到不满，尤其是永徽五年（654）在关于皇后的废立问题上，高宗李治与老臣们对立严重，因而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并与他们最终彻底决裂。在皇后废立问题上，朝廷内部明显地分成拥护和反对的两大阵营。以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为一派，竭力持反对态度，以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为一派，则极力赞成。韩瑗素来品性正直，处事向以国事为重，不善察颜观色、趋炎附势。看到王皇后将要无过被废，于理、于情都难以接受，自然便加入了反对的一边。开始时，由于老臣们的反对，废立之事一时难定，高宗心中不快，便在一次早朝上突然破例封武则天为“宸妃”，以示特别恩宠。韩瑗深悉唐朝制度，认为这样做不合常规，便与来济一同进谏说：“妃子有常员，现在特别另立称号，怕不妥当。”高宗不听。永徽五年（654）九月，高宗再次召集大臣重议废立之事，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极力反对，拼死争谏，高宗仍不改变态度。此时，韩瑗感到这是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大事，因而心情格外沉重，进谏时，竟禁不住痛哭流涕。他说：“皇后是陛下还在藩府时先帝为你择娶的，今天没有什么过错就要废黜，全国的人民没有不感到震惊的。况且，一个国家，屡有废立，这不是长久的打算。还望陛下能多为社稷着想。”高宗正在为仍被反对而生气，对韩瑗的话就更听不进去了。韩瑗不甘心，第二天上朝时再次进谏说：“做君王的立皇后，要像天地一样相配，像日月一样同辉。百姓间男女还知道仔细地挑选配偶，何况天子更要慎重了。《诗经》上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我每当读到这里，常常叹息而不能续读，没想到在本朝我将要亲眼目睹这样的灾难了。大唐的宗庙社稷要危险了！”高宗连日来一直心中不快，现在听到韩瑗这样晦气的话，不禁火冒三丈，急令左右将其拉了出去。

高宗通过这次废立，看出自己虽已执政有年，但一切行事仍不免要受一些老臣们的左右或干扰，便决心借此机会彻底摆脱他们。于是先以褚遂良忤旨为由，贬其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韩瑗在朝中供职多年，深知褚遂良乃一忠臣，他之所以敢于违逆皇上，完全是为大唐社稷着想。过后不久，韩瑗便上书高宗为之辨解：“遂良受先帝的顾托，对陛下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前些时，他的言论行事，都很诚挚恳切。这是为了不想让陛下的德威有异于尧、舜，同时也怕陛下的过失在史册上留下污点，但是不幸得很，褚遂良因此遭到严厉的责罚，背负着沉重的罪名。我认为，这样的遭遇，只能使仁人志士感到痛心，也有损于陛下的贤明。何况褚遂良自被贬以来，已历寒暑，对他的惩罚也足以抵偿他的罪责了。请陛下原谅无辜，以顺应人心。”奏毕，高宗对韩瑗说：“褚遂良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他违背旨意而好犯上，我责备他，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你怎么能说得这样过分呢！”韩瑗仍不死心，进一步争辨说：“褚遂良可说是社稷的忠臣，我只怕因那些阿谀奸佞之辞而使忠贞之臣遭受诬陷。从前，微子离去，殷国因而灭亡；张华不死，晋不至于动乱。国家衰弱，贤者便少。现在，陛下拥有四海，安于清平康泰，但不经仔细审察就匆忙做出驱逐老臣的决定，这是不利于国家的。所以，如果陛下能纠正先前的失误，那将是百姓之大幸。”高宗强耐着性子听完韩瑗这些极不顺耳的话后，便扭头不再与他谈论此事。韩瑗见自己屡次进谏都不被采纳，而褚遂良等忠良之臣仍贬官在外，不禁心中忧虑，加之此时朝廷已被李义府、许敬宗等一批佞臣所把持，因此，无奈之下便上表高宗，请求辞官归里。高宗读表后，一则顾念韩瑗为官多年，行事干练且人品正直；二则怕背不能容谏的恶名，因而不愿其离去，于是下诏不许。韩瑗只好再留任上。

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自从拥立武后有功成为当时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后，大权在掌，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极力排斥老臣。而武则天则因自己出身不高，虽受高宗恩宠，当上皇后，但始终感觉朝中一班老臣还是不把她放在眼里，于是先是指使许敬宗等诬告褚遂良，并将其一贬再贬，然后又回过头来准备收拾长孙无忌。武则天明白，长孙无忌是开国老臣，又是高宗的亲舅舅，要扳倒他是不容易的，因而必须先解决掉他周围的一班朝臣，如韩瑗、来济等。

褚遂良先是被贬潭州（今湖南长沙），显庆二年（657），由韩瑗建议改迁桂州（今广西桂林）刺史。桂州在当时是一军事要地，又远离京师。因而武则天抓住这一机会，指使许敬宗和李义府诬奏韩瑗与褚遂良企图谋行“不轨”，韩瑗故意将桂州这一军事要地授给褚遂良，目的是做为外援。高宗听到许敬宗的诬告后，也不加详察，便改贬褚遂良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又授韩瑗为振州（今广东崖县西北）刺史。来济等也因此被远贬外任，并永远不许回京。至此，长孙无忌身边的那些正直的大臣们多被外贬，而无力参与朝政。显庆四年（659）四月，武则天又授意许敬宗编造所谓的“朋党案”，将长孙无忌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稍后，许敬宗又以复审为名，派其心腹同党袁公瑜去黔州，逼令已无权势的长孙无忌投缳自杀。

韩瑗自为朝廷大臣，一直忠心耿耿，直言敢谏，但最终仍不免触犯皇上、武后，而遭佞臣诬陷被贬，心中忧愤交加。显庆四年（659），韩瑗在痛苦无望中死于任上，终年54岁。

但是，死并没有使韩瑗摆脱掉尘世的烦扰和朝廷中的争斗。长孙无忌自杀后，许敬宗等人仍觉不够，他们根据武则天的旨意，对这些老臣们一定要斩草除根。于是又奏称韩瑗与无忌阴谋勾通，无忌一死，怕韩瑗情急之下一举造反，便又派人追杀韩瑗。到达振州后，不料韩瑗已死。来人怕有差错，便开棺验尸，直到验明正身，看到韩瑗确实已死，才回去复命，接着，又没收韩瑗全部家产，削去官爵，其子孙发配广州为官奴。直到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去世之前，在其遗诏中决定赦免褚遂良、韩瑗等人及其家属，并恢复官爵。至此，韩瑗方被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