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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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珪（1019年－1085年6月12日），字禹玉，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庆历二年，进士甲科及第，通判扬州。召直集贤院，为盐铁判官、修起居注。累官知制诰、知审官院，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神宗即位，迁翰林学士承旨。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九年，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官制行，由礼部侍郎超授银青光禄大夫。五年，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哲宗即位，封岐国公，是年五月卒于位，年六十七，赠太师，谥文恭。绍圣中，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徽宗朝屡夺封谥，政和中，始定之。王珪以文学致位通显，在翰苑几二十年，其文辞闳侈瑰丽，自成一家。现存文章主要为制诰、章表、墓铭、青词、疏文，大多为应制而作，辞藻华美，骈俪工巧，却多有台阁气。诗歌喜用金玉锦绣字，好为富贵人语，时人有“至宝丹”之讥（《中山诗话》）。其送文彦博出判西京诗云：“功业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贝州时。”隐括唐白居易诗入句，用事精当，气象宏阔，被誉为当时诸诗之冠（《墨庄漫录》卷四）。又有《宫词》一百首，精巧华赡，亦为应制之作。著有《华阳集》一百卷（《郡斋读书志》卷一九），原集在明代时已佚亡，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诗文，编为六十卷、附录十卷。又有《王岐公宫词》一卷（《通志·艺文略》八），为王珪宫词之单行本，今存明五川精舍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三首。《全宋诗》卷四九一至四九七录其诗七卷。《全宋文》卷一一二○至一一七一收其文五十二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八○、《宋史》卷三一二本传。

宋神宗元丰年间，有这样一位宰相，他任相虽长达7年之久，但对于朝纲大政却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主张。他每逢上殿奏事必称“取圣旨”，经皇帝裁断之后他说“领圣旨”，退而传达他便说“已得圣旨”。由此人们谑称他为“三旨相公”。

这位对朝政毫无建明，只做皇帝传声筒的宰相就是王珪。

王珪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庆历年间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甲科，通判扬州（今江苏江都），从此踏入仕途。仕途多坎坷，为官之道也并非如作诗般简单，官场倾轧，明争暗斗，谁胜谁负难以预测。但王珪却能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游刃自如，除他深知为官之道外，谨慎做事是保佑他官运亨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手段。在担任扬州地方官时，王珪用心治理，深得百姓拥护。之后，入朝直集贤院，修起居注。很快又进知制诰，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恰在这时，仁宗皇帝欲立皇子之意传出，中书让王珪草拟诏书。王珪平时做事就极为小心，对此等重大事情当然更不敢马虎。他对来人说：“这是大事，除非面受圣意，我是不会写的。”王珪此番做法，也是有他的用心，他害怕给反对他的人以口实，用来日后攻击他。所以第二天他亲自上殿，亲领圣旨。王珪说：“皇上立皇子之举，是天下期望已久的事情，果真出自圣意？”宋仁宗点头称是。得到了仁宗的肯定，王珪才开始草拟诏书。他的这种谨慎办事的态度颇得当时一些人的赞赏，欧阳修就曾经称王珪为“真学士”。当然，王珪这种办事的风格，作秘书性的工作绰绰有余，却不能独挑大梁，他为相16年的事实也正说明了问题。

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旧病复发，三月二十九日崩于福宁殿。众大臣拥立仁宗的侄子、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皇帝，即宋英宗，时为翰林学士的王珪起草遗制。英宗即位后，接连发生了与仁宗曹皇后不合，尊礼生父赵允让的风波。在新皇帝的支持者中，始终都有王珪的名字。宋英宗因过度紧张及心中忧郁，遽得疾病，语言错乱，行动异常，不能视政，由曹太后垂帘听政。久而久之，两宫之间出现了矛盾，一些势利小人从中离间，两宫日渐不和。这时王珪就面奏英宗，乞罢太后权同听政，此议甚合英宗之心，但顾忌太后的面子，没有同意。之后，在韩琦等老臣的帮助下，曹太后才撤帘归政，英宗得以独掌大权。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英宗即位以后，韩琦等人曾提出尊礼英宗的生身父母，只是因为英宗生病，此事才被搁置不提。治平元年（1064），韩琦重提旧事。次年四月，英宗令礼官及诸大臣合议崇奉典礼以闻。但对这一敏感议题，朝臣们都相顾不敢先言。司马光提出尊濮王允让及其夫人高官大国，但他没有明确提出应尊何高官大国，于是英宗令复议。翰林学士王珪这时站出来，支持司马光的主张，提出：“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王珪以他的忠心赢得了英宗对他的极大信任。治平三年（1066）二月十五日，英宗召见王珪，在蕊珠殿，英宗赐紫花墩，令王珪坐下。君臣之间，历代有别，此墩为荣誉之墩，表示了皇帝的尊重，对此王珪感激不尽。及英宗驾崩，王珪作挽词“曾陪蕊珠殿，独赐紫花墩。”表达了王珪对英宗知遇之恩的缅怀。

神宗即位，正是风华少年，血气方刚，极欲有所作为，广泛收罗人才，听取各方建议，新旧人两用。王珪迁学士承旨。熙宁三年（1079）拜参知政事。在此期间，朝廷的重大典策，多出自王珪之手，深得神宗喜爱。此时，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各派力量的反对，神宗也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中，王珪等人日渐被重用。

熙宁九年（1078），王安石第二次辞相后，王珪拜相。王珪为人谨小慎微，办事瞻前顾后，缺乏胆略，但却极有权术。王安石离开朝廷后，神宗仍然继续主持新法，着力于强化宋王朝的国家机器。但这时，改革派内部分裂，王安石离职，一些反对派遭到打击，朝廷内可用之才寥若晨星，神宗在起用王珪的同时，欲起用旧党领袖司马光，想新旧两派并用，团结起来，共同振兴朝廷。为此事，神宗征求王珪的意见，王珪心里不愿让司马光来朝廷作官，害怕司马光一来，危及他的利益，但是，又不能当面反驳神宗，唯有点头称是。退朝后，王珪开始四下活动，寻求对策。这时新派人物蔡确为王珪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皇上一直想收复灵武（今属宁夏）。如果你能完成此艰巨任务，相位就永远是你的了。”王珪听了蔡确一席话，顿时兴奋起来，对呀！此乃上好计策！既能瞒住一朝大臣，又会得到神宗的赏识。神宗即位时就对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国和西夏的妥协退让表示不满，立志要统一中国，他之所以倚重王安石进行变法，目的就是想使宋朝强大起来，富国强兵，才能谈得上进行统一战争。所以，当王珪建议用兵西夏时，立即得到了神宗的赞许。宋元丰元年（1078），命俞充为边帅，图谋西夏。果然，用兵西夏，转移了神宗的视线，他已经陶醉于对西夏的战争中了，把司马光之事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用兵西夏，转移视线的办法很灵验。这里王珪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在战场上，宋军却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元丰四年（1081），西夏国王秉常的母后专权，神宗以为时机已到，于是出动大军，兵分五路，共20万兵力深入西夏境内，直抵灵州（今宁夏灵武）城下。西夏军决黄河水将宋军淹没，并切断宋军粮道，宋军大败。第二年，宋军在银、夏之界修筑永乐城以作为屯驻军队的城池，企图困住兴州的西夏军。但城小兵多，又没有水源。不久，西夏即出动30万大军将城围住，轮番攻打，宋兵有许多饥渴而死，永乐城被攻陷，宋兵死十余万人。之后，神宗彻底丧失了先前的雄心，只好仍旧维持原来对西夏的和议，每年向西夏交纳财物。

元丰五年（1082），王珪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左相），蔡确为右仆射。此时的王珪已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王珪虽有些飘飘如仙，却没有忘记身处险恶之地，他时时排挤对他不利之人，如和他同时为相的吴充，就屡遭他的打击。同时他还要时时提防来自暗处的利箭，确保自己的地位。元丰七年（1084），神宗由于西北边境军事上的失败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一病不起。立太子之事刻不容缓，神宗欲立他的长子延安郡王赵佣为太子。神宗的母亲宣仁高太后、皇后向氏和王珪等人对神宗的安排毫无异议。然而右相蔡确和职方员外郎邢恕却另有打算，图谋把神宗的胞弟岐王颢或嘉王推上台。他们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达到目的。邢恕找到二人说：“皇上看来不行了，延安郡王尚属幼冲，太子之事应早有定论。岐、嘉二王都是很贤明的。”公绘斥责邢恕说：“这是什么话！君难道想害我吗？”邢恕碰了钉子，知道自己的打算不会得逞，就和蔡确转过头来准备首先拥立赵佣，以夺得定策之功，并想借机除掉与蔡确产生矛盾的王珪。

王珪虽然谨慎怕事，是个出名的“三旨宰相”，但在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是毫不含糊的。二月底，三省、枢密院长官前往福宁殿问疾，起初没敢提及建储之事，退下后，都到了枢密院的南厅议论此事，蔡确逼王珪表态，假若王珪稍有异议，就由事先安排好的知开封府蔡京率领的杀手将王珪诛死。王珪在被逼之下，结结巴巴地说：“皇上自己有儿子，这事还讨论什么。”蔡确无计可施了。王珪得以化险为夷。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王珪以策立功，封岐国公。不久，死于任上，享年66岁。死后极尽殊荣，辍朝五日，赠太师，谥曰文恭。

王珪从仁宗朝入仕，历经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运亨通，为相16年，在变幻莫测的官场生涯中实不多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乃是封建社会大部分人的为官之道，王珪可以说是运用得最充分、最典型的一个人，这也是他稳坐相位的一个原因。

王珪为书香门第之后，其家族自宋初至元丰年间都有人登科，被传扬一时。受此环境熏陶，耳濡目染，加之王珪聪敏过人，少时就能作诗作赋，常常出语惊人，被称为“少年奇才”。一次王珪作赋，他的哥哥王琪看后，大为吃惊，称赞王珪有“雄才之志”。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的诗作、文章渐具特色，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这就是瑰丽侈华，独具特色。王珪文学造诣颇深，被时人推许，在朝廷掌内外制，期间大典策，都出自王珪之手。许多人竞相沿袭，学习王珪文体，形成风气。不仅文章如此，王珪作诗也喜欢用金、玉、珠、璧等侈丽的字，以为富贵。王琪把王珪作的诗称作“至宝丹”。有人说：“诗能穷人，且试作些富贵语，怎么样？”王珪经过冥思苦想，搜肠刮肚，端坐家中几日不出，只写出一联曰：“胫脡化作红玳瑁，眼睛变作碧琉璃。”众人听后，称为绝句。

当然，王珪留下的不只是这些无病呻吟的诗作，也有他对宋朝国势衰微的深沉忧思的佳作，象《金陵怀古》便是其一：

怀乡访古事悠悠，独上江城满目秋。

一鸟带烟来别渚，数帆和雨下归舟。

萧萧暮吹惊红叶，惨惨寒云压旧楼。

故国凄凉谁与问，人心无复更风流。

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离索的气氛。这与王珪的身份是极不相称的。金陵为宋朝故都，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还有往日那种激扬奋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呢？体现了诗人深沉的忧思。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了积贫积弱的痼疾，王安石变法虽部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效果甚微。元丰四、五年，同西夏的永乐之役，宋军惨败，损兵折将。神宗为此“临朝痛悼，为之不食”，身为宰相的王珪，对国势日衰，感触尤深，此时，借景生情，一吐为快。《金陵怀古》不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是他对宋国势衰微的一种悲秋的反映。《游赏心亭》也同样表达了这种心情：

六朝遗迹此空存，城压沧波到海门。

万里江山来醉眼，九秋天地入吟魂。

于今玉树悲歌起，当日黄旗王气昏。

人事不同风物在，怅然犹及对芳樽。

建康（今江苏南京）为六朝故都，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只看到残垣断壁，由此引出了对前代历史教训的凝想，从而抒感遣怀。这与王珪其他作品不同，此时他视野空阔，意境苍凉，感慨深沉，表达了他一腔忧国之心情。王珪一生著有《华阳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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